王振在明朝歷史上是一個繞不開的人物,他開啟了明朝宦官專權的先河,
這位被皇帝朱祁鎮稱為“先生”的人,卻是正統十四年八月十五日(西元1449年9月1日)中秋,導致大明軍隊在土木堡被瓦剌擊敗,皇帝朱祁鎮被俘,釀成“土木堡之變”的主要責任人,最后被護衛將軍樊忠錘擊而死。
盡管王振在歷史上扮演一個極為不光彩的角色,但皇帝朱祁鎮卻對他念念不忘,在奪門之變后還為他正名,向世人訴說他們之間的主仆情深。
天順年間,朱祁鎮不僅將王振生前所建的家廟智化寺賜名為“報恩智化禪寺”,還給王振建旌忠祠,御賜碑,描述王振的功德和死因,
正統改元,輔上舉繼大統。十五年間,海宇寧謐、人民樂業,措天下于泰山之安,可謂有社稷之功矣,曩者,車駕北征,囗〔振〕囗〔以〕囗〔腹〕心扈從,將臣失律,并以陷沒,即引刀自刎,—《明英宗諭祭王振碑》
正因為如此,也使得王振身上充滿了很多神秘的色彩,
比如,他究竟是被樊忠錘擊而死,還是因為內疚自殺而死;
再比如,他究竟是用什么方法讓皇帝朱祁鎮對他如此信任,即使在朱祁鎮經歷了人生的大起大落后,還是對他感情深厚,不念及大明數十位文臣武將及數十萬將士之死,反而給他建祠祭祀,歌功頌德,
故而,很多人以為,這和王振的出身及經歷有關。
因為王振在入宮之前,原本是一位落第的秀才,只是鄉試屢次不中,無奈之下找了一份私塾的活做起了老師,后來又通過各種門路,成為地方上的儒學教官。
什么是儒學教官呢?實際上就是明朝重視儒學教育,在地方府縣大力興建教育機構,既然有教育機構,那就有相關級別的儒學教官,包括教授、學正、教諭、訓導,他們肩負著大明朝的基層教育教學工作,職責重大。
王振就是大明朝基礎教育工作者中的一員,期間,他娶妻生子,雖然科舉正途走不了,但基本的生活應該還是不錯的,
那他為什么進宮做太監了呢?
按照明朝政府對地方教育工作者的績效考核標準,如果在你執教期間,你的學生考試成績不行,達不到儒學提舉司設置的考核要求,那你必須被流放到邊疆地區去戍邊,
其實道理很簡單,你不是當老師的料,那你去當兵好了,
當然在明朝,作為府縣基層教育機構的教育工作者,他們的被考核標準是,在你的學生當中,童生考中秀才的比例,秀才考中舉人的比例,
可惜的是,王振的教學成績嚴重不達標,九年的時間浪費錢糧無數,卻沒有培養出一位秀才或舉人,所以按照明朝的法律,他需要被流放邊關去當兵的,
在當時,當老師自然是比流放到邊疆去當邊軍舒服的,所以在萬般無奈之下,王振遇到了一個可以躲過被流放的機會,
當時的永樂皇帝朱棣,非常注重皇宮打雜人員的文化程度,他需要一批有文化的讀書人進宮教宮女、太監讀書,故而他特意下旨,允許一些績效不達標的儒學教官,凈身入宮當差,但前提是這儒學教官必須要有兒子才行。
而王振剛好符合皇帝的要求,就這樣,他凈身后入宮做了太監,因為有文問,深受宮女、太監們的尊重。
名氣就是這樣積累的,王振的努力也被皇帝看在眼里,宣德年間,他被朱瞻基調到了東宮,成為成為太子朱祁鎮事實上的啟蒙老師,由此兩人也建立起了無比深厚的主仆之情。
王振,大同人,始由儒士為教官,九年無功,當謫戍。詔有子者許凈身入內,振遂白宮以進,授宮人書,宮人呼為“王先生”,宣德中,使侍太子講讀,太子雅敬憚之。—《罪惟錄》
那么,王振是如何搞定朱祁鎮的?
其實很簡單,“宣德中”,可以理解為宣德五年,此時的朱祁鎮才三歲,正是需要父愛的時候,但他的父親朱瞻基是皇帝,更多的時候是在處理國家大事,那么陪伴他的時間自然也就少了。
而王振的出現剛好承擔起了朱祁鎮所需要的“父親”這一角色,
按照王振的儒學教官出身,有子后才凈身入宮的說法,他有文化,又有當爹的經驗,想要走進一個三歲男童的內心,從而成為男童的精神依靠,其實是非常簡單的,
從宣德五年到正統十四年,在長達近二十年的陪伴中,這種主仆之間的隱性“父子”情誼是難以言表的,這也是為什么朱祁鎮對王振信任有加,恩寵無度。
當然,這也是正統朝以“三楊”為首的大明文官集團對小皇帝和王振之間的深厚情感難以理解的地方,
但是,有一點我們需要注意,王振和朱祁鎮之間的隱性“父子”情誼是真實的,但王振的身世卻是假的,這才是汪郎想說的重點!
也就是說,王振入宮前,根本就不是什么儒學教官,也根本沒有兒子。
事實上,王振是幼年入宮,在永樂帝朱棣設立的內書堂中努力學習,憑借著自己的勤奮,得到了朱棣的青睞,被賜給了太子朱高熾。
可以說,這是王振人生中的一個重要的轉折點,
進入東宮,也就意味著他的命運已經開始和大明朝未來兩代帝王(朱瞻基是皇太孫)緊緊捆綁在了一起,就看他如何選擇。
有人認為,這算是什么轉折點?我們不妨試想一下,如果王振不是被朱棣賜給了朱高熾,而是他后宮中的某個妃子,那么,歷史上就沒有王振什么事了,他根本就沒有機會接觸到大明朝的權力中樞核心了,
當然,被賜給朱高熾后,并不意味著王振就能高枕無憂了,堂堂的大明太子,國之儲君,還缺太監伺候嗎?所以這一刻,就凸顯了讀書的重要性,
朱高熾在做太子期間,他的壓力其實非常大,一方面來自家庭內部,即他父親朱棣和兩個弟弟朱高煦、朱高燧的壓力,還有一部分來自外部環境,即代理朝政的壓力,
有壓力就需要釋放,汪郎不清楚古代太子在監國時期被自己當皇帝的父親猜忌下是如何釋放壓力的,但從人性角度考慮,朱高熾的一些內心想法肯定需要釋放,否則就要得抑郁癥了。
那他找誰來訴說心事釋放內心的苦悶呢?太子妃肯定不行,女子不得干政;文官也肯定不行,沒當皇帝前這些人都不靠譜;除此外,那就只有太監了。
正因為如此,能識字、識大體的王振,很可能就成為朱高熾在苦悶的時候的訴說對象,當然,不一定要王振做什么,只要能夠傾聽就可以,所以,他成為了朱高熾的心腹太監,
既然和東宮的命運捆綁在了一起,作為有文化的太監,又怎么可能忽視和太孫朱瞻基之間的關系呢?
事實上,王振在政治投資上的情商很高,在永樂朝,他入東宮后如魚得水,不僅和太子關系深厚,也和太孫朱瞻基之間結下了密切的主仆情誼。
所以他才能在宣德朝,以朱高熾東宮舊奴的身份,成為朱瞻基所倚重的,可以提督皇城內外一切事務的內官之一,以及太子朱祁鎮的啟蒙老師,最后才能在朱瞻基駕崩之后,一躍成為司禮監的掌印太監。
故而,王振在自己的家廟智化寺建造完工之后,專門立了一塊石碑,闡述了皇家對他的恩德,
臣(振)竊唯一介微躬,生逢盛世,爰自早歲,獲入禁庭,列官內秩,受太宗文皇帝眷愛,得遂問學,日承誨諭。既而俾侍仁宗皇帝于青宮,復蒙念臣小心敬慎,委以心腹之任,暨登大寶,屢加顯庸,宣宗皇帝臨御,猥以久在侍從,眷顧有加,龍馭上升之日,遂荷付托之重。今 上皇帝察臣愚忠,益隆親信,恩德之大,天地難名,—《敕賜智化禪寺報恩之碑》
事實上,王振之所以能在正統朝成為權閹,完全是因為他從永樂朝開始,連續伺候了大明朝三代東宮太子,從朱高熾、到朱瞻基、再到朱祁鎮,而且三代東宮太子都順利地登上了皇位,從而和人家祖孫三代都建立了深厚的主仆情誼,給了他接觸并能夠抓住明朝權力中樞的機遇,
這樣的人生經歷,在大明朝也算是獨一份了。
汪郎說:
當然,汪郎說了這么多,可能還有人堅持王振是儒學教官出身,后在無奈之下才凈身入宮服侍帝王,而在他入宮前還生了一個兒子。
那么,我們試想一下,作為太監,而且是明朝第一代權閹,既然有兒子,那為什么沒有他照顧兒子,或者他兒子自己的事跡的史籍記錄?
對于這樣禍國殃民的人,難道還不值得文官大書特書來譴責王振的惡?反而是王振死后,明廷對他的家族進行清算時,只有他的侄子王山記錄在冊。
都御史陳鎰奉郕王令旨籍其家,并振從子山臠于市,族屬無少長皆斬。—《明史紀事本末》
況且,正統九年九月初九(西元1444年10月19日),王振在自己的家廟智化寺完工之日,就已經立碑說明了自己的身世,即《敕賜智化禪寺報恩之碑》,特別指出自己出身卑微,幼年入宮,
既然是幼年入宮,王振又怎么可能會在入宮前生有兒子?
當然,如果連王振自己說的話都不信,那也就只能這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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