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節選自《愛因斯坦傳》，作者【德】于爾根·奈佛，中央編譯出版社。出版社已授權在YouMeLive新聞平臺連載發布，歡迎關注，禁止隨意轉載。】
半年之后，米列娃遇到了更加酸澀的事情。這時，他們之間已經愈加親密，相互的稱呼也已由禮貌客套的“您”變成了親切隨便的“你”，他現在打趣地叫她“小淫婦”或者“小妞兒”，而她則戲稱他為“小嫖客”或者“紈绔兒”，愛因斯坦同他的母親和妹妹在麥爾希塔爾一起度假，他從那里給米列娃發了一封信，毫不掩飾地描述了他和母親之間因為她而引起的一場“爭鬧”：
“我們回到家里，我走進母親的房間（在四只眼睛的注視下）。一開始，我言不由衷地給她講了講考試的情況，然后，她就一本正經地問我：‘說吧，你和那個小丫頭到底打算怎么著？’‘娶她做我妻子。’我也一本正經地回答，并且準備好了有一場‘大鬧’，結果立刻就來了。媽媽撲到她的床上，用枕頭捂著頭，像個孩子似的大哭起來。當她從最初的打擊中恢復過來以后，馬上轉入一場絕望的進攻：‘你毀掉了你的未來，自己堵住了你的人生道路，’‘那個女人根本不能進入任何一個正派的人家，’‘一旦她有了孩子，你可就糟糕透了，’”
他為什么如此詳細地把這件事情講給米列娃？難道是為了向她顯示，他是何等的寬容：盡管母親如此激烈地反對，他還是要娶她為妻？要么是為了折磨她？還是說，除了他的孩子性情，在這種殘酷無情的坦誠中并沒有反映出其他任何東西，而且他根本意識不到這是何等的傷人？
面對他和瑪麗之間的愛情，愛因斯坦嚴厲的媽媽曾經是如此的幸福，在與保莉妮·溫特勒經常性的通信中曾經對這一關系給予了慈母般的祝愿。而現在，她卻要竭盡全力阻止他和米列娃之間這樁新的情緣：“這位馬里奇小姐讓我陷入了一生中最痛苦的時刻，” 她在給與自己同名的瑪麗母親的信中寫道，“如果我有權力，我會調動一切力量，將她逐出我們的視野，她實在是讓我厭惡。”
阿爾伯特幾乎是一字不漏地將母親的反感轉達給自己的未婚妻，在信里他向米列娃報告了這場“爭鬧”，以及他如何“全力”反駁“對我們可能會有失體統地在一起生活的懷疑”。但是，接下來他卻沒有讓她稍感寬心，而是繼續用他“媽媽”的激憤獨白來刺傷她：“她是一本書，就像你一樣——而你應當娶一個妻子，”“等你到了30歲，她已經變成一個老妖婆了！”
這種預言變成了折磨。從這時開始，一位母親的詛咒沉甸甸地壓在這對年輕情侶的心頭，幾個月之后，米列娃尷尬地讀著下面的話：“我的父母因為我對你的愛情非常憂慮；媽媽經常哭泣，流淌著苦澀的淚水，一時一刻也不讓我安寧。我父母為我傷心痛哭，好像我已經死了似的。她在我面前不停地嘮叨，由于我對你的承諾，我已經陷入了不幸，他們認為你的身體不健康。……噢，小淫婦，這簡直是要瘋了！你不知道，當我看到他們兩個是那么愛我，在我開始這樁最嚴重的罪過而不去做心靈和良知讓我無法忘懷的事情，從而讓他們那樣絕望的時候，我要忍受何等的煎熬！”
他非常痛苦，并以父母擔憂為說辭婉轉地責備米列娃身體的虛弱。其實，即便沒有他這些直率的話，她的身體狀況也足夠讓她煩惱的了，雖然她沒有生什么病，但從小走路就有點兒瘸，估計是骨結核造成的，有一次，當一位朋友與他談起她的殘疾并且問他，他怎么能忍受一個這么丑陋的女人時，他回答說：“那有什么，她有一副可愛的嗓子！”
在米列娃身上，流浪漢阿爾伯特找到了他的吉卜賽女郎，一個有著南歐人膚色的充滿異國情調的女子（有一次他把她稱作“我的小黑妞兒”）。而且她還有著斯拉夫人的低沉嗓音，既是一位物理學家，又是一個“放蕩的妖婦”，一個他可以“在晚上和夜里隨心所欲地撫弄和摟抱”、既溫文嫻靜又激情似火的情人。
（愛因斯坦和第一任妻子米列娃）
誰要是不接受她，會激起他更加強烈的逆反情緒，如果說他的母親確實想阻止這樁婚姻的話，也許贊成會比抗拒更加有效，由于他一向反對任何形式的權威，終其一生都在為此而斗爭，結果連米列娃也成了他用以挑戰權威的工具，不管她愿意不愿意，總歸有利于他擺脫掉對強勢 “媽媽” 的依附，她在一定程度上為他提供了他本性中兒童那一面所需要的母愛。她為他操持家務，盡管同那些滿身小市民氣息的瑞士鄰居相比，她所能炫耀的一切完全不同于一個能干的主婦，她為他洗衣做飯，盡可能把他一天到晚亂七八糟的什物歸置整齊。“所謂稱職的家庭主婦，”他心滿意足地指出，“是那種處于臭豬和潔癖中間的女人。”
不管怎么說，她對他而言，至少是在初期，意味著某種在他的一生中只有少數人才能獲得的東西：他把這位“唯一甜美的小女人”當成了可以穿透他的防護罩的知己。“除了你以外，所有的人都讓我感到陌生，好像有一堵看不見的墻壁將我和他們隔離開來。” 可以說，米列娃是他一生中唯一一位真正貼心的伴侶。在她之后，任何人都未曾像她那樣也能了解他陰暗的一面，在他后來其他的兩性關系中（說來說去反正都是一些曖昧關系），包括他和愛爾莎的第二次婚姻，都缺少某種程度的知心、尊重和志同道合，而他和他的“小妞兒”至少在相當一段時間里卻曾感受過這一切。
在有關愛因斯坦的作品中，幾乎是眾口一詞地把米列娃描繪成另外一種形象，一說到她，就是情緒低落、心情抑郁、性格內向、意志消沉，一個懷有病態嫉妒心理的、難以相處的女伴，把幽默風趣、無憂無慮且心地善良的愛因斯坦的生活搞得一團糟，不過，實際情況也許恰恰是另外一個樣子；她之所以越過越萎縮，逐漸喪失了自信，變得“容易消沉，寡言少語，喜歡猜疑”，應該說他“功不可沒”。從早期的一些信件中我們發現，有很多跡象表明，她身邊這個男人，可不僅僅是一個性情隨和、和藹可親的人，而是有著完全不同的面孔，
“現在，當我思念你的時候，”他在1900年9月的信中寫道，“我就會想，我永遠也不再惹你生氣和愚弄你，對你要始終像個天使一樣！噢，這美麗的幻想！不過，即便我故態復萌，又變成了那個老無賴，蠻不講理，殘酷暴虐，情緒變化無常，就像以前一樣，但你還是喜歡要我，對吧？”
將近兩年之后他又寫道：“如果我不在你身邊，那么我總是會懷著這樣的柔情想念你；但你恐怕不會心存不切實際的幻想，當我在你身邊的時候，會是一個比較討人喜歡的家伙，”在另外一封信中他請求她的原諒：“我只是由于煩躁不安才總是對你這么粗暴。”
米列娃知道，她在他心目中是怎么一回事兒。至少他自己，作為一個男人，對于自身和自身的行為是一清二楚的。有一次，他在阿勞時的一位老熟人尤莉婭·尼吉（Julia Niggli）就與一個歲數比較大的男人的關系問題向他討教。他在1899年給她的回信里說：“噢，根據我的親身體驗，我對這類小畜生可以說非常了解，因為我自己就是這種人。對這種人不要寄予太多的希望，這一點我非常清楚，我們今天可能怏怏不樂，明天又可能高興得忘乎所以，后天也許會冷若冰霜，然后又可能激動萬分或者有些厭世……就這樣沒完沒了地循環下去；嗨，我差點兒忘了還有對愛情的不忠、忘恩負義以及自私自利，”
還有一點米列娃同樣無法回避，那就是他毫不妥協地堅持他的優先權，處于最高地位是的物理學，他的另外一個至愛，而她卻覺得自己已經逐漸被從這一領域中排除出來。她在1900年給女友海倫娜·薩維奇（Helene Savic）的一封信里就已經寫道：“這樣對他的前程更好一些，我不能擋這個人的道，另外我還非常愛他，而為此我所承受的痛苦只有我自己知道，”
很快，又有了讓她感到痛苦的另外一件事情，羅伯特·舒爾曼于1986年發現的那批情書揭開了這樁秘密：大約在1901年的5月，米列娃有了身孕，并于當年夏末返回了塞爾維亞的父母家中；那年冬天，她生下了一個名為莉澤爾（Lieserl）的女孩；一年之后，她只身回到了瑞士，沒有帶著這個非婚生的女兒；而愛因斯坦則可能從來就沒有見過這個女兒。這個孩子后來的命運如何，至今依然是一個謎。
這件轟動一時的新聞被披露之后，引起了各種各樣的猜測，美國女作家米歇爾·查克海姆（Michele Zackheim）所代表的一派觀點認為，這個小姑娘可能患有殘疾，不過，她的根據主要是米列娃在一本關于《性的問題》的書中以及一本關于《酒精中毒與墮落》的小冊子中所做的標記。查克海姆從中得出了一個大膽的結論：愛因斯坦可能得過梅毒（他一輩子堅持滴酒不沾），畢竟，長期以來就有傳言說，愛因斯坦經常嫖妓，而且是在米列娃知情的情況下做這種事情。愛因斯坦在柏林期間的醫生雅諾思·普雷什不是在他去世之后曾經宣稱，他腹部膨出的主動脈的破裂，可能是未曾治愈的梅毒所造成的后果？這種情況在愛因斯坦身上一再發生：猜測漸漸濃縮成了歷史，然后又通過諸如查克海姆《愛因斯坦的女兒》這類有影響的書籍廣為傳播，
但無論如何有一點是值得注意的：這位生身父親從來沒有見過他的第一個孩子，而且在他未來的妻子米列娃分娩之后也未曾去探望過她，按說這絕對是不應該的，那時，從瑞士乘火車到塞爾維亞連一天也用不了，時間肯定不是問題。把這種“疏忽”歸咎于愛因斯坦由于受叔本華的影響而蔑視“婦女”肯定是過于簡單了，有一次，他當著一位同事的夫人肆無忌憚地說：“你們女人的生產中心根本就不在頭腦里，”關于“婦女的選舉權”，他在1928年寫給二兒子愛德華的信里說：“為此而斗爭的只是婦女中間那些具有男人氣質的人，”可是，就算第一胎生的是一個男孩，他又能怎樣對待呢？
這個莉澤爾的命運讓人們的好奇心無法平息，不斷有人去追蹤尋跡。阿爾伯特和米列娃把這個孩子送人了？那么，總該有收養文件留存下來。可是對這方面的調查卻一直沒有結果。有一次說到了猩紅熱，也許這個孩子生下來不久就夭折了，那么在米列娃家鄉的某個地方應該有她的墳墓，羅伯特·舒爾曼也曾按著有關提示前去尋找，但直到今天依然徒勞無功。
在這一切努力的背后，也隱藏著一種意圖，即人們希望更清楚地了解阿爾伯特和米列娃的婚姻后來破裂的原因。在文獻中，關于莉澤爾的悲劇只有唯一一條間接的暗示，直到發現這批情書之前，它一直是一個難解之謎，這一暗示是在愛因斯坦去世之后，于1962 年出版的第一部較大型的有關他的傳記中提到的，作者彼德·麥克摩爾（Peter Michelmore）從負責管理愛因斯坦遺產的海倫妮·杜卡斯那里所獲得的全都是有利于展現愛因斯坦光輝形象的材料。對于那段破碎的婚姻，就像對已經存在的愛因斯坦同他表姐的曖昧關系一樣，他知道的恐怕非常少，
不過，麥克摩爾還是有機會同這對夫妻的大兒子漢斯·阿爾伯特（1904—1973）進行詳細談話的，漢斯想必向作者暗示過父母關系中灰暗的一面，而且很顯然，這與他出生之前的一樁“意外事故”是有聯系的。“朋友們發現，”傳記作者記錄了這樣一段話：“米列娃的態度發生了變化，而且認為她同阿爾伯特的關系走到了盡頭，大概兩個人之間發生了什么意外事件，但米列娃只是說，是一件‘極其私密的事情’；究竟會怎么樣，她正在仔細考慮，但不管怎么樣，看來都應該由阿爾伯特承擔罪責。”
他的“罪責”會是什么呢？是不是他在1902年曾經逼迫她丟棄他們的孩子呢？或者干脆提出：是要莉澤爾還是要我？不管怎么說，愛因斯坦在事業上開始艱難起步的階段還是有一定危險的。帶著一個非婚生的孩子，他有可能得不到伯爾尼專利局的崗位，“她的朋友們認為，她應該把事情說出來，這樣心里會輕松許多，”麥克摩爾接著寫道，“但她堅持認為，這純粹是私人的事情，要一輩子把它埋在自己心里。”
那她為什么又要保留這些信件呢？而且有幾封里面還談到了莉澤爾，難道說她已經有所打算，或者說甚至希望在她死后這些信件被人發現并拿去發表？即便如此，跟她又有什么關系呢？是為了身后的懺悔，還是為了以后用來報復她聲名赫赫的前夫？但不管因為什么，有一點恐怕是毫無疑問的，就是這些信件的內容敏感而又容易引起轟動，一旦大白于天下，給他造成的負擔肯定比她大，會讓人覺得他是一個犯有罪孽之人，而她則是一個受害者，
1903年1月3日，在兩個人發生戀情五年之后，米列娃終于答應同她的阿爾伯特結婚，但他心中的愛情之火恐怕已經接近熄滅了，而她卻相反，把自己完全托付給了一個對自己不理不睬的男人，想方設法讓自己變成他的附屬品。婚后不久，她在給女友海倫娜的信中寫道：“我覺得，只要能做得到，我會比在蘇黎世的時候更加深愛我可愛的寶貝，他是我唯一的伴侶和朋友，有他在我身邊是我最幸福的時刻。”
但是很快，阿爾伯特就違背了自己對愛情的承諾，拋棄了只屬于他們兩個人共有的夢幻世界，不過他還知道安慰她，在給她的信里說：“我每天都在思念你，但我不會做類似的事情，因為那樣就太沒有男子漢氣概了。”不過，他同朋友、同學以及同事（無一例外都是男人）來往得越密切，對他的妻子就越冷落，
當她于1904年生下漢斯·阿爾伯特的時候，盡管因為孩子而充滿了幸福，但他們的生活已產生了嚴重的裂痕。她也曾經“小荷才露尖尖角”，作為那個時代為數不多的女性有可能在自然科學領域擁有似錦的前程，但在隱瞞未婚先孕的沉重精神負擔下，卻未能取得學位。米列娃同她之前之后的千百萬婦女一樣，在傳統的家庭主婦和母親角色中結束了她們的自我解放，而她們的丈夫則徑自走自己的路，
“一人得珠，另一人獲櫝，”她在給海倫娜的信中心灰意懶地寫道，“我對愛情充滿饑渴，每當聽到一句‘是的’時，我便高興得忘乎所以，以至于會認為這全都要怪可惡的科學，于是我便樂于容忍這種可笑的狀況。”
這位女友是1909年收到這封信的，此時，讓米列娃覺得自己被排除在外的“可惡的科學”，已經將阿爾伯特和他的妻子拉開了極大的距離，在此期間，至少在專業圈內，他已經有了一些名氣。就在這一年，他離開了專利局，當上了蘇黎世大學部的教授，在姍姍來遲的錦繡前程上邁出了第一步，
一段出自這一時期的小插曲，明顯地反映出米列娃無法抑制自己的嫉妒心。10年前，愛因斯坦在同他的母親和妹妹一起度假期間認識了一位女士，并在她的紀念冊上題寫了幾行親切卻無他意的詩句，安娜·施密特（Anna Schmidt）終生保存著愛因斯坦的這段題詞：
我該給你寫點兒什么？
你，嬌小美麗的姑娘，
各種事情你都知道，
包括一個親吻，
印在小嘴之上，
如果你為此而生氣，
千萬別又哭又鬧，
請你也吻我一下——
這才是最好的懲罰，
這位女士從當地報紙上得知愛因斯坦榮任教授的消息，于是特意致信表示祝賀。
愛因斯坦給這位已經結了婚的女士寫了一封熱情洋溢的回信，并邀請她到蘇黎世來做客。對方的回信顯然落到了對兩人的關系起了疑心的米列娃手里，她怒氣沖沖地向這位女士的丈夫提出了抗議。愛因斯坦被迫介入此事，為“只是由于我夫人強烈的嫉妒心而造成的可以原諒的錯誤”寫信向那位女士的丈夫表示道歉，并保證她“不會再做那種有可能對你們的幸福造成新的干擾的事情”。因為這件事情，他很長一段時間都不能原諒米列娃，五個月之后，他在寫給好友貝索的信里說：“由于米列娃而失去的心理上的平衡再也無法恢復了。”
米列娃收獲了和其他無數婦女相同的命運。當婚姻已經在不同程度上陷入危機的時候，她卻在期待著另一個孩子的降生。1910年，兒子愛德華來到了這個世界，當阿爾伯特事業上的輝煌進一步給米列娃造成不幸的時候，他還在襁褓之中。不顧她的反對，他接受了布拉格大學部的聘任，她在布拉格過著深居簡出的生活，沒有一個朋友；他們在那里生活了16個月，她卻從未有過家的感覺，而她丈夫在事業上卻如日中天，和她的距離也越來越遠，他會接連幾個星期出去做報告或者參加會議，而把她一個人丟在家里，1911年10月，他接到她寫來的一封傷心欲絕的信。“我很想傾聽，哪怕只是一點點兒，或者見到所有這些出色的人，”她在信里寫道，“現在我們已經很久沒有見面了，不知你是否還能認出我來？”
他們的兒子漢斯·阿爾伯特后來回憶說，1912年5月，在他8歲生日的前后，已經明顯感覺出他父母的婚姻出現了危機。這絕非偶然，正是在這段時間里，愛因斯坦童年時代同他表姐的一段舊情重又燃燒起來。他的表姐愛爾莎這時已經離婚，帶著兩個女兒瑪戈特（Margot）和伊爾莎（Ilse）住在柏林，直到20世紀90年代，這段婚外情是怎么開始的還是一個秘密，用作者羅杰·海菲爾德（Roger Highfield）和保羅·卡特（Paul Carter）的話說，這“不僅說明愛因斯坦在掩藏其痕跡方面非常高明，而且反映出他周圍的人對他的崇敬”。
仍然是相關的信件為后世提供了這樁桃色事件的證據，只不過這一次是阿爾伯特寫給愛爾莎的，愛因斯坦的女婿迪米特里·馬連諾夫（Dimitri Marianoff）顯然是知道這些信的，馬連諾夫的妻子是愛因斯坦的繼女瑪戈特，從1930年起他和她一直住在哈伯蘭特大街的那套寓所里，他在他關于岳父的傳記里寫道：“要是將他寫給她的那些信發表出來，肯定會在世界著名愛情書簡中占得一席之地，”這肯定不是夸大之詞。可是，當1993年這些信件在文集中發表的時候，展示給人們的卻是，作為主動求愛一方的愛因斯坦始終忠于自己的行為規范。
（愛因斯坦和第二任妻子，表姐愛爾莎）
“我必須要愛某一個人，”他在1912年4月30日給愛爾莎的信里寫道，“否則活得就太悲慘了，這某一個人就是你。對此你不能表示任何反對，我問你并不是為了獲得你的同意。在我想象的冥府里我占據著絕對的統治地位，或者說我無論如何都要得到，”
雖然他再一次表示了退縮，并且宣稱要終止兩人之間暗地里的書信來往，但是，大約在他34歲生日的時候，心中的愛火再次燃起。“我很想能夠和你在一起度過幾天，而不……再忍受痛苦，”在一封信里他這樣說，然而，他的“痛苦”，也就是他從前所追求的米列娃，卻重新點燃了一絲希望：在布拉格住了不長時間之后，阿爾伯特被任命為瑞士聯邦技術大學部（即以前的綜合技術大學部）教授，愛因斯坦一家重又回到了蘇黎世，這讓她非常高興。
但返回他們最初戀愛的城市并不能挽救他們的婚姻。“他不知疲倦地研究他的問題，完全可以說，他只是為此而活著，”失望之極的米列娃寫信對她的朋友海倫娜說，從這家人的一位女朋友的日記中可以推知，愛因斯坦甚至對他的妻子大打出手。從他們大兒子漢斯·阿爾伯特的說法里也可以看出，很有可能他是打過妻子的，據說，在離婚文件中（這份文件一直封存在耶路撒冷的檔案館里）也談到了婚姻中的暴力，
阿爾伯特對他的表姐說：“我們是兩個流浪的人，”就像從前對米列娃展望一種充滿大學部生浪漫情懷的生活，“如果我們能一起過上一種吉卜賽人的小日子，那該多美呀！”這樣的機會沒過多久便來臨了——柏林普魯士科學院向愛因斯坦提出了優厚的條件。做出決定一點兒也不費勁，因為那里有愛爾莎，“我們在你小屋里的相會”將他和她連接在一起。后來他對他的朋友海因里希·臧格爾坦白道：“我和別人來往很少，但多虧有我表姐的關懷，我一點兒也不覺得寂寞孤單，其實就是她把我吸引到柏林來的。” 他已經把愛爾莎的女兒們稱為“我的小兒媳們”，很顯然，他已經下定決心結束他和米列娃的婚姻了，
對于米列娃，宣布搬家是一個可怕的新消息，她和她的家庭剛剛在可愛的蘇黎世重新安頓下來，又要再次面臨離別，在柏林，他那些親戚就在近旁，她卻對她們充滿了憎恨之情。而愛因斯坦則津津樂道地，幾乎以一種虐待狂的心態給她的新情人描述了自己妻子那種令人憐憫的境況：
“我的夫人出于對柏林和親戚們的恐懼對我不停地哭喊。她覺得自己受到了折磨，害怕3月末她的喪鐘就會敲響。好了，順便再說點真實情況。我的母親通常脾氣很好，可兒媳婦卻是個不折不扣的魔鬼，只要她和我們在一起，一切就都像是填滿了炸藥。”
看到這樣的信愛爾莎也許會高興，但也許會對米列娃感到同情，僅僅在不久之前，阿爾伯特還告訴她：“我害怕看到她和你在一起，哪怕她僅僅從遠處看到你，也會像條蟲子一樣蜷縮起來。”對于愛爾莎而言，這難道不是一種警告？——她將和一個什么樣的人在一起啊！在這期間，她的情人給她寫信說：“我對待我的妻子就像對待一個無法解雇的職員。我有自己的臥室，以避免和她單獨待在一起，”此后還不到10年，愛爾莎就落到了相似的境地。
米列娃是否明白，她的婚姻在這一時刻已經破碎？就在遷居德國之前不久，愛因斯坦向愛爾莎報告說，他的妻子已經在她身上“嗅到了某種威脅。” 他肯定了米列娃的絕望，手段近乎狡詐：“迄今為止，除了我以外，可以說她從來不會同其他任何人干這種蠢事。”1914年4月，被蒙在鼓里的人帶著兒子們到達了柏林，阿爾伯特向她提出了有可能在一起生活的“條件”，很明顯，只要她還殘存一丁點兒尊嚴，永遠也不可能接受這樣的條件：
你需負責：
保持我服裝、衣物的干凈整潔；將一日三餐按規定時間送到我的房間；讓我的臥室和書房始終保持井井有條，尤其是我的工作臺，只能供我一人單獨使用；
只要不是出于維護社交關系的需要，你必須放棄同我的一切個人關系，尤其是不得要求在家的時候我坐在你的身旁；
我和你一起出門或者外出旅行：你要明確承諾，在和我的交往中，既不能期待我對你溫柔，也不能對我進行任何指責；
只要我請求，必須立即停止針對我的談話；
只要我要求，必須立即離開我的臥室或書房，并不得抗拒；
你必須保證，不得當著孩子們的面通過語言或者動作對我加以貶低。
出于無奈，米列娃起先甚至打算接受這些條件，但他再次加碼，并且告訴她，對他來說重要的只是兒子，他們之間的同窗之誼已經毫無考慮的余地，如果她不能遵守上述交易條件，他便立刻和她分手。最后他建議他們先在形式上離婚，并且提出孩子可以跟她，他每年給她5600馬克——這幾乎是他收入的一半。
米列娃沒有別的選擇，只能舉手投降，1914年7月29日，她又一次離開了，永遠地離開。阿爾伯特把他們送到安哈爾特火車站，吻別了兩個兒子，當火車載著他們駛離以后，他不由得放聲大哭，第二天，他把他們共用的家具收拾打包，隨后給她發運了過去。還要過將近五年的時間他們才能正式離婚，送別米列娃以后，正如他在給好友米歇爾·貝索的信中所寫，“通過舍棄一段婚姻，保證了同我表姐那種極其溫暖舒適、真正美妙的關系的持久性”，他現在可以去盡情品味與享受了，而且，他還重新對愛爾莎做出了承諾——同她結婚，
“我們男人是一些很可憐的、不能自主的家伙，對每個人我都樂于承認這一點，”他在1916年對他的朋友貝索坦言，“但和這些娘們兒相比，我們中間的每一個人都是國王；因為他還可以湊合著依靠自己的雙腳站立，而不必總是等待某種外援，然后把希望寄托在他的身上。可那些女人卻總是等待，直到來一個什么人，對她隨意進行支配。要是這種情況沒有發生，她們簡直就會垮掉。”
在愛爾莎身上，阿爾伯特找到了與米列娃截然不同的東西；她是他母親的一個翻版，作為舊友是一個適當的補充，但卻不是一個真正的婚姻伴侶，兩個人還是孩子的時候就在慕尼黑一起玩耍，具有終生熟悉的、只有孩提時代才能形成的相同習慣。她和他說的是相同的方言，懂得他粗俗的施瓦本幽默，喜歡吃同樣的美味佳肴，有一副和媽媽保莉妮非常相近的豐滿身材，絲毫不見米列娃的纖細瘦弱和異國風情，也沒有科學方面的壯志雄心，相反，她是一個胸懷坦誠、意志堅強的女人，愿意和人們交往，為他們做飯，帶著德國人那種舉世聞名的從容不迫，以一種安閑舒適的形式關心照料他們。
她以精于世故的謙遜聽任她的阿爾伯特沉湎于科學，根本沒有想過去探詢他的思維的秘密，“盡管有時候她也會煩躁，而且不是一個特別聰明的人，”后來愛因斯坦在給兒子漢斯·阿爾伯特的信中贊許地說，“但她善良敦厚，所以還是非常出色的，”
當她與他重續舊情的時候，這位生活優越的離婚母親和受過培訓的演員靠教語音課掙得些許補貼。有一次，她曾參加公開的詩歌朗誦會，她的朗誦藝術贏得了大部分聽眾的熱烈鼓掌，她喜歡社交，在柏林的上流社會中小有名氣，后來把她的丈夫也引進了這個圈子里，她竭盡全力把他打造成一位與自己比肩的紳士——不過并沒有取得明顯的效果。
在那幾年的時間里，兩個人變得越來越像，從照片上看，他們就像姐弟一樣。“要么因為懶散，要么因為勞累，她已經有些未老先衰，” 她的女友安東妮娜·瓦倫廷寫道，“她的臉變得虛胖，頭發也過早地花白。這位曾經責備她的丈夫不修邊幅的女人，自己也逐漸邋遢起來，”不知從什么時候起，連她的簽名也開始隨他。她在寫“愛爾莎”（Elsa）中的字母“E”時，不再像以前那樣敞口，而是像阿爾伯特寫“愛因斯坦”（Einstein）那樣，給“E”的上半部弧線加上了花飾，
盡管她不再注意修飾自己的外表（似乎想讓自己變得和他一樣），但出于虛榮心，她還是不愿意讓一副眼鏡遮擋住自己那雙美麗的藍眼睛，她的眼睛近視得非常厲害，以至在一次宴會上，竟然把桌子上的花鏟到了自己的盤子里。她連一巴掌遠的東西也無法看清，可拒絕上任何理發店的愛因斯坦卻偏偏把頭發交給她來打理，所以，那個著名的、長著一頭亂蓬蓬飄舞的鬣毛的愛因斯坦形象也許應該歸功于她。
能夠站在聲名顯赫的丈夫身邊在大庭廣眾前拋頭露面的同時，熱衷社交的她也得忍受苦澀的日常生活，“在阿爾伯特身邊，一切事情都得讓她操心，”女兒瑪戈特回憶說，“從他不顧禁止偷偷抽煙，到吃飯或者駕駛帆船——這就是她的命運。他這個人——如果允許我這樣講的話——根本就是一個孩子。比如我一直記得，吃午飯的時候我母親經常要說：‘阿爾伯特，快吃吧，別做夢了！’”
她得照料他，喂他吃飯，替他阻擋那些糾纏不休的記者和求見者，給他穿戴整齊（他最喜歡穿著同一身舊衣服跑來跑去），每當他要在公眾場合露面的時候，還要操心他的外表形象。“她蜷縮在他的影子里，而且覺得心滿意足，” 安東尼娜·瓦倫廷說，“她的同情心讓她把掩蓋阿爾伯特·愛因斯坦的執拗所造成的后果當成了自己的任務。”
從某種程度上說，她滿足了他給米列娃提出的“條件”——雖然她可以和他一起旅行，一起出門，“在家里和他并肩而坐”，可是他自己的臥室卻位于住宅中距離她最遠的另外一頭。他位于頂樓的辦公室只有在得到他的許可的情況下她才可以進入，有一次，她領著一位造訪者上樓，剛剛問了問客人身體可好，旅途是否順利，她的丈夫就訓斥說：“你妨礙了我們，你根本不知道，你是何等嚴重地妨礙了我們，”如果她，就像每個妻子那樣，把他包括在共用的稱呼“我們”里面，他就會極不耐煩地怒斥道：“要說你或者我，但決不要說我們，”
這位“新的哥白尼”（馬科斯·普朗克有一次曾這樣稱呼他），也可能是一個讓人生厭的人，另外，他還具有一些秉性，使得跟他在一起生活并非總是品嘗甜美，“我丈夫的呼嚕打得響極了，”愛爾莎對一個熟人承認說，“在他身邊你根本就睡不成覺。”他不肯認真洗澡理發，還長著一雙汗腳，在他們的關系開始之初，當愛爾莎有一次猶猶豫豫地批評他不講衛生時，他給她寫信說，如果她適應不了他的習慣，她就應該立刻去找“一個按照女人的口味可以吃得消的男朋友”。而且結尾還寫上：“順致粗野的詛咒以及一個來自誘人的飛吻，你的誠實的、骯臟粗俗的阿爾伯特。”所以，最后將兩人的臥室分開這一主意至少不會讓她覺得那么糟糕。
此前不久，他已經帶著極大的快樂證明了他的獨立不羈：“公務方面：發刷要定期使用，另外也要比較認真地清洗。其他生活作風方面可以馬馬虎虎。出于真正科學的考慮，讓牙刷進入退休狀態。豬鬃可以鉆透鉆石，我的牙齒怎么受得了呢？”
當兩個人于1919年（也就是與米列娃離婚以后不久）步入婚姻殿堂的時候，至少在他這一方面，激情早已經熄滅，愛爾莎——她的嫁妝有10萬馬克——不得不眼睜睜地看著他在家庭之外的愛情中尋求快樂，
關于他對異性的口味，人們的看法可謂大相徑庭，“在選擇愛侶方面他倒是不怎么挑剔，”雅諾思·普雷什認為，“但他覺得不諳世事的天真少女比圓巧世故的社交型婦女更有吸引力，” 普雷什的兒子表達得更為尖刻：“愛因斯坦喜歡女人，而且她們越是粗俗邋遢，便越是討他喜歡。” 女婿第米特里·馬連諾夫說：“我始終覺得，愛因斯坦僅僅是出于對女人丑陋的同情才被她們所吸引，”相反，女管家赫爾塔·瓦爾杜（Herta Waldow）卻保留著全然不同的回憶：“偏愛漂亮的女人是他的一個弱點，”
他在柏林期間的幾樁風流韻事似乎支持這樣的看法：愛因斯坦并非不喜歡“圓巧世故的社交型婦女”。最起碼，他會接受一些有錢而又高雅的婦女的邀請，并讓她們坐著有司機駕駛的高檔轎車到家里來接他去看戲或者聽音樂會。而愛爾莎至少得給她這位一向不善于和錢打交道的丈夫足夠的零花錢，以便他能自己支付存衣物的費用，
他經常同艾斯特拉·卡岑鮑根（Estella Katzenbogen）相會，她是一位美麗而又傲慢的交際花，經營著柏林的若干家花店，還有一位富有的寡婦托尼·門德爾（Toni Mendel），他經常在她位于萬湖邊上的別墅里過夜，據赫爾塔·瓦爾杜說，愛爾莎偏愛甜食是出了名的；為了平息她的怒氣，托尼每次都要給她帶夾心朱古力。有關這些婚外情詳細情況的最重要的來源已經隨著時間湮滅了。遵照愛因斯坦的愿望，在她們死后，她們的遺產繼承人把他寫給她們的所有信件都毀掉了，
貝蒂·諾伊曼（Betty Neumann）曾經作為女秘書為他工作了一小段時間，他們之間的信件被封存在耶路撒冷的愛因斯坦檔案館。有一次，由于管理人員的疏忽，這些“簡單捆扎的（但是封死的）信件”落到了歷史學家弗里茨·斯特恩（Fritz Stern）手中，“我正想偷偷翻看一下這些信件，可還沒來得及，它們就被奪回去了。”按照斯特恩的說法，這段曖昧關系延續了10年以上，
瑪嘉蕾特·雷巴赫（Margarete Lebach）每周都要到卡普特的夏季別墅做客，她也試圖用甜食來平息受騙主婦的怒氣，所以每次都給愛爾莎帶自己烤制的香草味小面包。“這位奧地利女人比教授夫人年輕，” 赫爾塔·瓦爾杜回憶說，“看起來很漂亮，非常風趣，經常發笑，而且很喜歡笑，教授先生也是一樣，”
這位女管家還說，在雷巴赫來訪的日子，愛爾莎“可以說就得讓位”：“只要她一來，教授夫人便驅車去柏林，以便訂購或者置辦什么東西。她總是一大早就坐車進城，直到很晚才回家。”根據未經證實的傳言，雷巴赫同愛因斯坦也有一個私生子。
當愛爾莎終于忍不住在女兒們面前發泄她的憤怒的時候，瑪戈特和伊爾莎向她解釋，要么“和阿爾伯特父親分手”，要么容忍他的婚外私情，她只能在這兩者之間進行選擇。結果，這位母親哭著決定，在雷巴赫來訪的日子里，自己還是繼續出門采購比較好一些，“她的愛情是不可分割的，” 卡普特夏季別墅的建筑師和這個家庭的朋友康拉德·瓦克斯曼（Konrad Wachsmann）認為，“她根本不明白，她的丈夫有時也會對別的女人發生興趣。”
“他對女人的吸引有點像磁鐵吸引鐵粉，”瓦克斯曼說，“而他在女人的圍繞中也感到非常愜意，并且對所有的女性都感興趣。但不管怎么說，這對夫妻之間的煩擾通常都是由愛爾莎因吃醋而爭吵開始的……愛因斯坦觀察那么幾天，最后終于發了火，因為他把此類行為看成是幼稚可笑的，在這種情況下，兩人多半都會談到離婚。”
“婚姻是給天長地久這類東西一個偶然機會的沒有結果的嘗試，”愛因斯坦有一次曾經這樣說，“是披著文明外衣的奴隸制度。”到了比較成熟的年紀他仍然說：“婚姻肯定是一頭缺乏想象力的豬玀發明出來的，”在辭世前不久，他坦率地說，婚姻是“一種冒險，在這種冒險中我曾經兩次相當可恥地失敗”，
當涉及同女人們的關系時，人們有時候會采用某種特殊的道德尺度來衡量愛因斯坦的品格，而這種尺度從來不曾用在文學、音樂、藝術或者政治領域中可以與之相比的人物身上，無論是肯尼迪（John Kennedy ）還是畢加索，無論是莫扎特還是布萊希特，同樣的不道德與其說對他們的名譽造成了損害，還不如說有助于他們聲望的提高。然而，一個不帶性征的、天真無邪的世界智者形象似乎比一個淫蕩猥褻的色鬼更適合于愛因斯坦，作為自然科學研究的甘地或者現代精神的摩西，他理應把先知的圣潔與和平主義者的純真結合在一起，他自己卻用一種充滿幽默感的實用主義來應付諸如此類的道德命令式：“對于純潔者一切皆為純潔，對于污穢者一切皆為污穢。”
在他們結婚之前，愛爾莎想必已經遭受過男人在同女人交往時最讓人丟臉的局面：她的“年紀”曾把她置于何等難堪的境地，1918年5月，他讓她和她的女兒伊爾莎作出令人憤慨、聞所未聞的選擇，
這段故事之所以能在幾年之前公之于世，是因為這些貼心話的收啟者沒有遵從寫信人“閱后請將此信立即毀掉！”的急切愿望。在醫科教授格奧爾克·尼科萊（Georg Nicolai）的遺物中，人們發現了這封伊爾莎·愛因斯坦所寫的信。尼科萊是這個城市頗為有名的花花公子，據說他同伊爾莎曾經有過一段關系，
“昨天突然提出了一個問題：阿爾伯特到底打算和媽媽還是和我結婚……阿爾伯特拒絕做出任何決定，無論和我還是和媽媽結婚他都愿意，我知道，阿爾伯特非常愛我，也許再也不會有一個男人這樣愛我，昨天他也親口對我說了……我從來沒有感覺到，我在肉體上有同他親近的愿望或者最微小的興趣。他就不同了——至少是最近一段時間，他曾經親口對我承認，控制住自己是多么困難……請幫幫我吧！”
尼科萊是如何回復的我們不清楚，反正伊爾莎擺脫了愛因斯坦的糾纏，盡管發生了這次的事情，一年之后她的母親還是同意了與阿爾伯特的婚姻，雖然他在這個總是追逐時尚、在美女沙龍打發時光的柔弱而又驕傲的女兒身上未能得手，但某些跡象讓人猜測，他的激情仍然沒有熄滅。1919年8月，他通知伊爾莎，她可以擔任他的秘書，但有一個條件——放棄在大學部實驗室里的職位。“理由是：保持和盡可能增加處女的魅力。”1920年，當他準備赴挪威旅行時，他給他的朋友和同事弗里茨·哈伯寫信說：“兩個女人我只能帶一個，愛爾莎或者伊爾莎。后者最為合適，因為她更健康和能干，”
愛因斯坦也犯了個男人都會犯的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