誰沒有聽過幾句“沒有金錢解決不了的問題”？類似的價值觀輸出曾經非常流行，或許曾經金錢真的很管用。雖說今天大多數人更贊同“金錢不是萬能的，但沒有錢是萬萬不能的”。
不論如何，在大多數人的潛意識里，砸錢辦事總是要比“用愛發電”要有效一些的，只是性價比問題有待斟酌而已，
然而，在現實中砸錢辦事不僅可能無用，甚至會得到反面的效果，錢越花越多事越辦越爛，這樣的案例歷史上有非常多，其中流傳最廣最早的來自英屬印度。
有這樣一個流傳已久的故事，說當年英國人殖民印度后，統治者有必要改善印度的生活環境，尤其是遍地可見的毒蛇，以眼鏡蛇為代表。
由于擔心德里的眼鏡蛇數量進一步增長，躥上城市里的街道有傷人的危險，于是英國統治者們想到了一個簡單又直接的方案——獎賞。
財大氣粗的統治者認為，只要賞金給到位，一定能充分調動起印度人民的積極性，為鏟除德里的毒蛇貢獻力量。
得知捕蛇有賞金拿的印度人民哪里是積極，簡直是拼命了，很快眼鏡蛇的數量就急劇下降，原來只要花點功夫就能賺到賞金，到后來難度已經提升到地獄級，
不過，人民的“智慧”是無窮的，有些老哥很快就找到了“財富密碼”，他們抓住了領賞金的漏洞，即只要有眼鏡蛇的尸體就有賞錢，
明面上說是要捕殺的眼鏡蛇，可實際上根本沒辦法確定蛇是不是從野外抓來的，自己養的眼鏡蛇也可以殺了送去領賞金，賞金要比養蛇的成本高，這不就是生意了嗎？
沒多久，很多人家都開始干起了養蛇騙賞金的“黑產”。于是就出現了德里的野生眼鏡蛇近乎絕跡，但來領賞金的人卻絡繹不絕。
當然，殖民地的統治者也不是傻子，他們很快就發現了不尋常，于是再次簡單又直接地取消了捕殺眼鏡蛇的賞金，可是事情并沒有簡單又直接地結束，
很多搞養蛇騙賞金的人為了掩人耳目都是在自家的房子里養，賞金一停養的眼鏡蛇也就沒有了價值，滿屋的毒蛇及危險也要飼養成本，他們現實的選擇就是放生。
最終整個故事的結局非常戲劇性，一個聽起來很合理的消滅眼鏡蛇計劃，錢花了蛇也收上來了，但結果不但沒有讓眼鏡蛇消失，反而是數量更多的蛇被放生，情況變得比之前更糟糕，
這個印度的捕蛇故事其實并沒有經過嚴謹的考究，可能與歷史有一些偏差，但因為它流傳甚廣且極具代表性，經常在類似的事情中被提及，因此“眼鏡蛇效應”（Cobra effect）就成為了一個術語，專門指不正確的激勵措施導致與預期截然相反的結果。
歷史上的“眼鏡蛇效應”案例還有很多，一個真實可考的案例是發生在法屬越南的“河內老鼠大屠殺”。
1897年法國人保羅·道默來到越南河內擔任總督，作為統治者他本人居住在環境優美的別墅區，但他卻對當地越南居民的生活環境很關心，
保羅·道默（Paul Doumer），1897年至1902年法屬印度支那總督
道默認為在自己擔任總督的期限內，應該做一點改善越南人居住環境的政績，第一個被擺到臺面上的就是關乎公共衛生的下水道系統，這在當時象征著清潔和進步。
事實證明，這位總督還是非常有行動力的，很快河內的地下就鋪設了一條超過9英里（約14.5公里）的下水道，但最早享受到它帶來的便利的不是人類，而是老鼠，
下水道陰暗潮濕，正是老鼠的天堂，它們白天躲進地下，晚上把下水道當成通道四處游蕩。
二十世紀初，河內恒茂街
鼠患爆發引起了殖民政府的注意，由于擔心這些老鼠攜帶鼠疫，消滅老鼠刻不容緩，正所謂人多力量大，當局也想到了一個簡單且直接的方案——雇傭越南當地的捕鼠人。
殖民政府承諾，每消滅一只老鼠就會得到固定的報酬，可是用什么來證明和統計捕鼠的數量呢，如果直接以老鼠的尸體為標準，那么市政廳恐怕要被老鼠淹沒，也不方便統計，
也不知道是哪個小天才提議，干脆要求捕鼠人捕殺老鼠后割下的尾巴，把尾巴帶到市政廳就可以領取報酬，官員們見尾如見鼠。
二十世紀初，河內市政廳
1902年，聲勢浩大的“河內老鼠大屠殺”開始上演，當年4月的最后一周，有7985只老鼠被殺死，成效頗為優秀，到了5月份，每天統計的老鼠捕殺量就超過了4000只。
隨后的兩個月數量有增無減，5月的最后一天里，有15041只老鼠失去了尾巴，6月21日這一天達到了頂峰，20112條老鼠尾巴在市政廳聚會。
問題來了，哪來那么多的老鼠呢？想知道答案只需要走上河內的街頭看一看，你會發現街頭上全是身強體壯的老鼠，唯獨沒有尾巴。
分析一下其中的利益關系，我們就很容易明白到底發生了什么。對受政府雇傭的捕鼠人來說，老鼠是他們收入的來源，但按照要求辦事的話，這份收入并不可持續。
為了使利益可持續，原本每有一條尾巴被上交就有一只老鼠被殺害，變成了每有一條尾巴被割下就有一只老鼠保住了性命，畢竟斷尾尚不至于喪命，反而是因為沒有尾巴不會再被盯上。
所以當時的情況非常有意思，捕鼠人把割了尾的老鼠放走，以便繁殖更多的后代，長出更多的尾巴，老鼠尾巴每天都在增多，而老鼠的總量更是爆發增長，
就這都還有人還嫌慢，直接在河內偏遠的郊區開起了老鼠養殖場，這也成了壓死駱駝的最后一根稻草，事情被當地衛生官員發現，遂取消了捕鼠的報酬。
可是已經回不了頭了，和印度的捕蛇故事一樣，“河內老鼠大屠殺”的結果是制造了更多的老鼠，最終在1906年鼠患引發鼠疫，造成至少263人死亡。
河內保羅·伯特街（今莊田街）的老照片
以上兩個案例或許都有些年代感，但這并不代表“眼鏡蛇效應”已經離我們遠去，現代仍然有很多耐人尋味的故事，
1989年，墨西哥城為了降低空氣污染推行了一項舉措，每一周都有20%的車輛在周一至周五的工作日禁止上路，也就是車輛限行。
結果是上有政策下有對策，很多墨西哥市民為了方便出行，無奈購買了更多的汽車，其中大多數都是排放更高的廉價二手車，反而增加了城市擁堵和空氣污染，
僅僅三年后，墨西哥城就榮登世界污染最嚴重的城市之列，研究表明新增的車輛貢獻率13%的碳排放增長。
更嚴重的還有德國的社會救助產業，作為世界上最早建立福利制度的國家，盡可能找到需要被救助的公民是政府的責任，
為了避免政府機構的官僚主義和低效，德國把福利救助工作大量外包給第三方私營機構，按救助人數給予一定的報酬。當救助對象變成給機構帶來收入的“顧客”，他們就會想方設法謀增長。
結果就是自德國統一以來，有學習障礙的人數增長了66%，患精神疾病的人數增長的130%，有95%的德國人在一生中至少被“救助”過一次，
是德國人變得更弱了嗎？顯然不是，是這種不合理的關系養了懶人，一旦有足夠多的人依賴救助生活，改變就變得越來越艱難，
又如我們身邊的996加班文化，增加的是工作時長，降低的是工作效率，當摸魚成為了加班文化的后遺癥，“眼鏡蛇效應”反噬的究竟是誰？
Vasant G Hegde. Delhi, beware of the ‘Cobra Effect’. Deccan Herald,
SEP 18 2019.
Vishal Kataria. The Cobra Effect: When Solutions Make Problems Worse. The Startup, Aug 18, 2020.
Antony Davies, James R. Harrigan. The Cobra Effect: Lessons in Unintended Consequences. Foundation for Economic Education, September 6, 2019.
SHAY MAUNZ. The Great Hanoi Rat Massacre of 1902 Did Not Go as Planned. Altas Obscura, JUNE 6, 2017.
Barry Newell, Christopher Doll. Systems Thinking and the Cobra Effect, Our World, 2015-09-16.
李子暘.“變了味”的德國社會救助產業[J].群眾,2017(10):64-66.
別笑話別人了，如出一轍！
電動汽車也是吧，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