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任澤平 李曉桐 華炎雪 實習生張晉對本文有貢獻
婚姻是家庭的基本組成部分。對于個人來說，婚姻是情感的升華，家庭是切實的歸屬感。對于社會來說，長期和諧的婚姻家庭關系有助于社會穩定。
但近年來，多種選擇和無奈之下，大陸人結婚少了、結婚晚了、離婚多了，隨著社會發展，一方面新一代年輕人追求獨立自由，認為婚姻是束縛。另一方面，高婚育成本使年輕人實現家庭變得更加困難。從人口角度看，人口少子老齡化問題正在削減適婚年齡人數，結婚“主力軍”減少。“婚都不想結，還生什么孩子”，正成為一批年輕人的選擇，結婚率下降、生育率下降和老齡化加重是互為因果的，
本文重點分析了大陸婚姻現狀、原因及影響，并提出建議，
1 大陸婚姻現狀
1.1 結婚少了、離婚多了、結婚晚了
隨著經濟發展，大陸婚姻狀況發生很大轉變，主要體現在結婚率下滑、離婚率持續攀升、初婚年齡推遲。具體來看，
一是結婚對數和結婚率自2013年開始下滑。2013-2020年，大陸結婚登記對數從1347萬對的歷史高點持續下滑至813萬對，2020年同比下降12.2%，2013-2019年，粗結婚率從9.9‰降至6.6‰。其中，初結婚人數從2386萬降至1398.7萬人，再婚人數從307.9萬升至455.9萬人、復婚對數從29.9萬對攀升至61.9萬對。
二是“晚婚”現象突出；25-29歲接替20-24歲人群成為新的結婚“主力軍”，高年齡層段（40歲以上）結婚登記占比大幅上升，2005-2019年，20-24歲結婚登記人數（含再婚）占比從47.0%降至19.7%，25-29歲從34.3%升至34.6%，30-34歲、35-39歲、40歲以上結婚登記人數占比分別從9.9%、4.9%、3.9%增至17.7%、8.1%和19.9%。
三是離婚對數和離婚率長期持續攀升。1987-2020年，大陸離婚登記對數從58萬對攀升至373萬對，1987-2019年初離婚率從0.5‰攀升至3.4‰。
1.2 經濟越發達的地區，結婚率下滑越明顯
2013年以來，大陸多數地區結婚率出現下滑，但地區之間存在差異，與GDP大體呈負相關關系，也受人口流動、老齡化等因素擾動，具體來看，
一是東部沿海等經濟發達地區結婚率普遍偏低。2019年上海、浙江、山東、廣東、福建、天津結婚率全國倒數；其中，上海、浙江、山東排名倒數前三，分別為4.1‰、5.0‰和5.3‰。此外，北京結婚率6.0‰，在全國排名倒數第八，低于全國平均6.6‰水平。
二是西部欠發達地區結婚率普遍偏高，2019年貴州、青海、寧夏回族自治區、西藏自治區、甘肅、云南、四川結婚率全國排名靠前，超全國平均水平；其中，貴州省、青海省、寧夏回族自治區排名前三，分別為9.9‰、9.6‰和8.8‰，
三是受人口流動和老齡化影響，大陸“深度老齡化”省份分別為遼寧、上海、山東、四川、江蘇、重慶、浙江、安徽。老齡化嚴重的省份，適婚年齡人口相對較低，如果長期存在人口流出，則導致結婚率下滑更加明顯，山東、遼寧結婚率分別為5.3‰和5.9‰，全國排在倒數第三、七位；2013-2019年山東結婚對數下滑近40%，而人口流入的老齡化省份，結婚“主力軍”相對較高；四川、重慶、安徽結婚率分別為7.3‰、7.6‰和8.5‰。
四是經濟發展水平與人口流動也會影響離婚率，往往經濟發展較弱、人口流出嚴重的地區，離婚率相對較高。夫妻長期兩地分居動搖感情基礎，是導致離婚的重要原因。黑龍江、吉林、遼寧離婚率分別為4.5‰、4.5‰、3.6‰。
2 選擇還是無奈？
2.1 自我選擇：高學歷、獨立、社會包容
本科及以上高等學歷在校學生人數攀高，受教育年限增加引發“初婚推遲效應”，國家統計局數據，2015-2019年博士在校學生數32.67萬人增至42.42萬人，碩士在校學生數從158.47萬人增至243.95萬人，碩士及博士學歷占比10.81%增至14.06%。受教育時間增加、教育年限延長推遲就業平均年齡，進而推遲結婚平均年齡。15歲及以上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由1982年的5.3年提高到2017年的9.6年，女性的平均初婚年齡從1990年的22.0歲上升到2016年的25.4歲;男性同期從24.1歲上升到27.2歲。
新一代年輕人追求獨立自由與高品質生活，對婚姻持開放態度；尤其是女性自我獨立的實現與自我意識的覺醒。經濟發展和受教育水平提高給女性提供了更多就業機會，社會地位上升，女性不再只作為“家庭主婦”，而是進入職場實現自己的人生價值，1998-2017年，在讀女生占比從38.3%增至52.2%，女性在高等教育群體中開始占主導地位。高學歷女性往往偏好不低于自身條件的男性，加大婚姻市場匹配難度，單身女性規模快速上升，2000-2015年大陸30歲及以上未婚女性從154萬攀升至590萬；其中，2015年30歲及以上研究所學歷女性未婚占比高達11%，遠高于本科學歷及以下女性未婚率的5%。
思想開放與社會包容性增強，離婚不再是一個“談虎色變”的話題，經濟獨立使女性逐漸擺脫婚姻的束縛，更有底氣承擔離婚的不利后果。2015-2018年審結一審離婚糾紛案件近600萬件。根據司法大數據報告，2017年全國法院共審結為140余萬件，離婚糾紛案件數增加，感情不和（77.5%）、家庭暴力（14.9%）為主要原因，其中73.40%的案件原告為女性，婚后2-7年為婚姻破裂的高發期，夫妻雙方僅一方意愿離婚的案件占比為91.09%，
2.2 無奈：社會壓力、婚育成本
在大陸傳統觀念下，結婚意味著，婚前彩禮、房產，婚后還房貸、生育等一系列問題，而當前高房價、高教育支出導致年輕人在婚姻面前望而卻步，大城市尤為明顯。
房價快速攀升，年輕人面臨“買婚房”、“還房貸”雙重壓力，1998年房改以來，房價總體保持大幅上漲，給家庭撫養孩子和為子女結婚購房帶來了很大壓力，1998-2018年全國新建商品住宅均價從1854元/平上漲至8544元，2004-2018年大陸個人購房貸款余額從1.6萬億元增至25.8萬億元，增長16.1倍，占居民貸款余額的比例大致在50%以上，2018年為54%，房貸收入比（個人購房貸款余額/可支配收入）從16.2%增至47.6%，帶動住戶部門債務收入比（居民債務余額/可支配收入）從28.6%增至88.4%。現實中還有不少居民通過消費貸、信用貸等形式湊集購房資金，實際的房貸收入比可能更高，
教育成本明顯攀升，“教師減負、家長增負”，接送、育兒壓力增大，導致家長承受時間、精力、財力三重負擔。教育成本主要包括幼稚園學雜費、幼稚園及國小初高中階段輔導班費用、大學部學費及生活費等。根據新浪教育《2017大陸家庭教育消費白皮書》抽樣統計，學前教育階段教育支出占家庭年收入的26%，義務教育和高中教育階段占21%，大學部階段占29%。公立幼稚園供給大幅下降，許多家庭被迫選擇價格昂貴的私立幼稚園，2001-2019年全國公立幼稚園占比從60.1%降至38.4%，公立幼稚園在園人數占比從83.1%降至43.8%。此外，當前雙職工父母面臨大陸小子女的接送難題；不少地方甚至還要求由父母批改學生家庭作業、并講解錯題，“家庭作業演變成為家長作業”。
2.3 婚姻背后是人口問題：出生率降低、性別比失衡
二十世紀七八十年代計劃生育政策帶來了兩個問題，一是出生率下滑，二是出生人口性別比失衡。
出生率下滑長期影響適婚年齡人數，進而導致結婚對數下滑。根據2010年大陸人口普查資料，80后、90后、00后人口分別為2.19億、1.88億、1.47億，90后比80后少約3100萬，00后比90后少4100萬。當前結婚年齡主力25-29歲（90后）人口大幅下滑，對結婚對數產生負面影響，根據結婚率的計算公式，結婚率=某年結婚對數/某年的平均總人口數×1000‰，分子下滑影響結婚率下滑。
未來十年的結婚主力持續減少，或影響結婚率持續下降，2015年末中央決定全面放開二孩，2016年出生人口升至1786萬，但2017年下滑至1725萬，持續下滑，2019年為1465萬，1979-2019年人口出生率從17.8‰降至10.5‰，在長期低生育率背景下，大陸15-64歲勞動年齡人口比例及規模分別在2010、2013年見頂，結婚主力人口見頂。
男女比例自計劃生育后嚴重失衡，造成婚姻市場匹配困難，進而影響結婚對數，1982年出生人口性別比（男性：女性，女性=100）為107.6，1990年超過110，2000年接近118，之后長期超過120。根據2010年人口普查資料，00后男女性別比達119，男性比女性多近1300萬；90后男女性別比達110，男性比女性多近900萬，
3 客觀看待大陸婚姻現狀
3.1 正面效應：促進單身經濟興起
民政部數據顯示，2018年大陸單身成年人口高達2.4億人，約為英國、法國、德國人口總和，其中超過7700萬名成年人處于獨居狀態，預計到2021年這個數字將上升到9200萬人，
單身人群普遍儲蓄低，追求高品質、高質量、高消費的生活，助推新消費模式、以及促進文娛、寵物消費。單身人群具有偏好便利性消費；尼爾森的《大陸單身經濟報告》顯示，42%的單身消費者為悅己而消費，遠高于非單身消費者（27%）；單身消費者中97%會選擇網購，62%更傾向于點外賣。此外，單身人群呈現年輕化、高學歷化特點，注重自我投資。關于對未來一年的時間規劃方面，“22%的單身消費者期望去讀書，18%的單身消費者希望學習新技能，17%的單身消費者希望培養自己的興趣愛好，均高于非單身消費者的13%、11%和14%。同時，在對未來一年的消費意愿預期方面，分別有16%和14%的單身消費者更愿意在自我提升和運動健身多花錢”。尼爾森數據顯示，單身群體注重感情寄托，在就餐、娛樂的支出意愿高于非單身群體；此外單身青年寵物消費占比高于非單身消費者，未婚人群占比達57%，根據《大陸寵物行業白皮書》報告，2019年大陸城鎮寵物犬貓消費市場規模達2024億元，較去年增長18.5%，北京、上海、西安、成都消費規模達486億元，
3.2 負面效應：降低出生率、加重養老負擔
在晚婚的同時，晚育現象也日益突出，初育年齡每推遲一個月，大概會影響總和生育率下降8%左右。1990-2015年女性平均初育年齡從24.1歲推遲至26.3歲，平均生育年齡（所有孩次）從24.8歲推遲至28.0歲，1990年主要初育年齡、主要生育年齡均為20-27歲，生育一孩數、生育子女數占比分別為86.6%、74.9%。而到2015年，主要初育年齡推遲至22-29歲，且生育一孩數占比降至66.7%；主要生育年齡推遲至23-30歲，且生育子女數占比降至59.1%，并且，1990-2015年30歲以上高齡產婦的生育一孩數占比從4.2%增至近19.2%，生育子女數占比14.0%增至32.3%。
晚婚晚育、不婚問題加重大陸養老負擔，嚴重拖累國家財政、制約經濟活力。大陸將逐漸成為世界上養老負擔最重的國家之一；從城鎮職工基本養老保險基金看，2015-2019年大陸基金收入算術平均增速約為14.5%，支出算術平均增速約為17.2%，養老金撫養比（在職人數/退休人數）降至2.53。累計結余可支付時間自2012年見頂后逐年下滑，從18.5個月逐漸下降至2019年的13.4個月，城鎮職工基本養老保險基金的區域差異較大大，2019年有16省養老金入不敷出；黑龍江、青海、遼寧、吉林和內蒙古仍低于中央調劑制度規定的可支付月數警戒線，其中，黑龍江養老保險基金從2013年開始持續“入不敷出”,2016年累計結余轉負，2019年缺口達433.7億元，
4 政策建議
給予年輕人自由選擇權的同時，減少因為娶不起和生不起導致的不婚和晚婚現象，為適婚人群提供保障和社會福利，改進住房、教育、醫療問題；婚姻背后是人口問題，應全面放開生育，長期有助于擴大適婚年齡人口。
4.1 從居住、就業、教育上緩解年輕人生活壓力
一是堅持“房住不炒”定位，完善以常住人口增量為核心的新人地掛鉤，構建房地產市場健康發展長效機制，完善住房市場體系和住房保障體系，讓全體人民住有所居。
二是進一步完善女性就業權益保障。一方面，進一步推動落實產假哺乳假等制度，妥善解決延長生育假、男性陪產假等的待遇保障，對損害女性就業權益的單位進行經濟或行政處罰。另一方面，根據單位女員工規模及年度生育情況，實行一定程度的稅收優惠以降低企業承擔的生育成本，加快構建生育成本在國家、企業、家庭之間合理有效的分擔機制，
三是加大財政教育保障性支出。探索建立從懷孕保健到孕期分娩再到18歲或學歷教育結束的全面鼓勵生育體系，包括孕期保健補助、住院分娩補助、托育津貼、教育津貼、家庭個稅抵扣、以及對不符合交個稅標準的低收入人群實行直接經濟補貼等，并且，各地根據實際情況可在全國政策基礎上進一步差異化。
四是托育服務供給和津貼保障，將九年義務教育延伸至十二年，同時推進教育改革，切實根除“家庭作業變成家長作業”現象。大力鼓勵和支持用人單位和社會力量，興辦嬰幼兒托育服務機構；同時，提高祖輩隔代照料的積極性，減輕父母的照料壓力，
4.2 應立即全面放開生育，讓生育權重新回歸家庭
“立即”是因為人口形勢緊迫，當前正處于第三波嬰兒潮中后期出生人口的生育窗口期。大陸第三輪嬰兒潮的峰值在1987年，中后期出生人口尚處于35歲之前的主力生育年齡，特別1990后的出生人口尚處于25-29歲最佳生育年齡，一旦錯過第三輪嬰兒潮，未來再想提升出生人口，則將事倍功半，
全面放開生育，原本不想生的人還是不會生，但一些想生三孩的人能生，不用擔心部分人群、部分地區會大幅多生導致出生人口激增。這種擔心正如當初某些人預測“全面二孩”政策實行后，出生人口將迎來暴增，但實際并非如此，根據國家統計局統計，2010、2015年大陸鄉村總和生育率分別為1.44、1.27，其中2015年一孩、二孩、三孩及以上總和生育率分別為0.61、0.53、0.13。這意味著鄉村居民的生育意愿也不強，愿意生二孩的也沒有60%，更別說三孩，
建議先放開三胎，漸進式改革，以緩解保守派人口生育爆炸的擔憂，總之不宜再久拖不決。
(責任編輯：王倩楠_NBJS1270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