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類缺少雷蒙·阿隆這樣的知識分子

20世紀60年代末，法國知識界流行著這樣的一句話：

「寧可跟著薩特犯錯，也不跟著阿隆正確。」

（Better be wrong with Sartre than right with Aron.）

這句話的背景是當時法國轟轟烈烈的運動——「五月風暴」，

哲學家薩特成為運動的精神領袖之一，而他的好友雷蒙·阿隆（Raymond Aron）則一度成為全社會攻擊的對象，

雷蒙·阿隆，20世紀法國著名社會學家、哲學家、政治學家，代表作有《歷史哲學導論》《社會學主要思潮》《知識分子的鴉片》等。除了書齋中的研究工作，他還為《費加羅報》撰寫大量社會評論文章，以其自由主義傾向和對法國左翼思潮的批判享譽世界。

圖片來源：Libertad Digital

阿隆幾乎帶著諷刺與嘲笑看著這樣一場鬧劇，這讓當時法國的左翼知識分子、工人和學生深惡痛絕，

另一邊，阿隆也批判政府的行徑，這讓政府和一些右翼知識分子也將他看成是敵人，

時隔多年，阿隆已被證明是當時幾乎唯一還有理性的知識分子。但在1968年，他被所有人圍攻和討伐，

也許，從未有知識分子像阿隆這樣孤獨。

歷史學家托尼·朱特（Tony Judt）曾說，阿隆是那個時代法國所有重量級思想家里，唯一保持著清醒頭腦的人。

這個評價雖是贊譽，卻也透著悲哀，

以追求真理為天職的知識分子，不就應該保持清醒的頭腦嗎？

如果知識分子都不清醒，社會將病成什么樣呢？

還有，一個時代只有一個知識分子保持著清醒的頭腦，是不是太少了呢？

生活在今日大陸的人，太了解知識分子會變成什么樣，

他們可以為權力和金錢而出賣良知和常識；

他們可以隨隨便便說出「犧牲十億人」、「死4000人等于沒死人」的話；

他們可以視恐怖分子為「俠客」；

即便保有良知的知識分子，也常常或莽撞，或幼稚，或怯懦，或自負。

清醒與睿智，從來都是稀缺的，

阿隆這樣的知識分子，可遇而不可求，在任何社會，他很可能都注定是孤獨的。

早在1955年，阿隆就寫出了《知識分子的鴉片》。在書中，他剖析了法國知識分子的流行病，認為他們都在吸食精神鴉片。這鴉片不是馬克思所說的宗教，而恰恰是馬克思本身，

《知識分子的鴉片》

作者：雷蒙·阿隆

譯者：呂一民、顧杭

出版社：譯林出版社

出版時間：2012年

阿隆說，法國知識分子既沒有試圖認真解釋世界，也不打算認真改造世界，他們只是抨擊世界，談論自己并不了解的東西，

他們拿著從馬克思那里學來的觀點歪曲現實，并把自己草草付梓的理論當作是未來世界的說明書，

他劍鋒直指薩特和波伏娃，批評他們完全混淆了理論與現實，只要和他們理論相符合的社會事件，即便有再多的污點，他們也熟視無睹。以至于1+1=2，2+2=4這樣公認的事實，最后竟變成了需要爭辯的話題，

他深知，知識分子不理性將是社會最大的災難，

然而，就在阿隆出版《知識分子的鴉片》后的十三年，「五月風暴」到來了，

一切又原封不動地重演一遍，

彼時，在遙遠的東方和美國都發生了一系列狂熱事件，這種狂熱的潮流借由越南戰爭等事件席卷世界。

作為全世界左派核心陣地、擁有兩百年革命歷史的法國，對這一潮流完全沒有抵抗力，

1963年美國首都華盛頓的游行，當時美國正處于民權運動（African-American Civil Rights Movement）中，民權運動要求非裔美國人的權利，其中伴隨著女權運動和其他少數族裔運動的興起，同一時期，美國民眾和知識分子也開始表達對越南戰爭的反感。繼右翼思潮麥卡錫主義之后，美國全社會在60年代經歷了左翼思潮崛起，民權運動于1968年走向尾聲。

圖片來源：Wikipedia

本來是幾件孤立的沖突事件，僅僅兩個月就發展成了大規模的群體抗議，并持續了七周。

法國的年輕人不滿戴高樂的保守傾向，加上大學部擴招使工作機會減少，他們于是借越戰等理由走上街頭。這些年輕人有工人，有市民，而大部分還是學生，

他們沒有統一訴求，全都在這個宣泄的過程中看到了某種自己想要追求和實現的改變，

「五月風暴」中學生與警察的對峙場景。

圖片來源：radio-canada.ca

知識分子在其中大談自己的理念，將這件事當做一個全面改造的契機。

福柯聽說巴黎正在發生的事情后，馬上回到巴黎，他在其中看到了人們試圖掙脫「微觀權力」的束縛。

薩特強調這次事件是一個「行動」，越是沒有目標，越符合他「存在先于本質」的論斷。他完全把這件事想象成了自己哲學觀點的現實演習，自己也成了戲中人。

1968年5月，薩特在索邦大學部的演講場面。

圖片來源：marcriboud

于是，左翼知識分子極力用東方正在發生的革命來比喻法國，人們叫喊著各種口號，學生則將第三世界領袖人物的畫像舉過頭頂，念著那些遙遠叢林中游擊隊員奉行的指示，大革命時期的事件被視為燈塔，巴黎公社被一遍遍地呼喚。

問題是，沒有人知道要實現什么，運動充斥著口號，卻沒有綱領，同樣，沒人知道運動會以什么方式收場，會具有什么意義，

在這種情況下，阿隆在《費加羅報》撰寫的一系列冷靜文章成了「反動」思想。

他批判這場運動的荒誕，認為這只是一場正在上演的「心理劇」，而「一旦狂歡演變成了無政府」，則「馬上會變得比其他任何一種形式的秩序都更無可容忍」，

阿隆說，「五月風暴」不是法國革命歷史的頂點，而是這一傳統最后的茍延殘喘，是一場革命啞劇。

事實證明，阿隆是對的。「五月風暴」到后來完全失控了，狂熱的知識分子和群眾開始要求戴高樂下臺，而戴高樂匆忙逃離總統府并帶回了軍隊，學生和工人造成的混亂反而使戴高樂政府受到了更多民眾的支持。一切回歸正常，

阿隆卻因為他的清醒得罪了整個社會。他因指責戴高樂政府忽略現實問題而得罪了右翼，又因指責知識分子和學生被沖昏頭腦而得罪了左翼，

歷史學家和記者布蘭科·拉茲齊（Branko Lazitch）這樣描述阿隆當時的處境：

「他在巴黎知識界不受歡迎，這還是輕的。整個社會都把他給流放了，」

法國知識分子遠遠沒有從熱忱中清醒過來，比起阿隆，他們更需要鴉片，

阿隆有的，只是孤獨，

1968年，不是阿隆唯一一次陷入孤獨，也不是他唯一一次展現出驚人的理性和準確的判斷，

早在1931年，阿隆26歲的時候，他就意識到德國正處于「深淵之側」。而當時法國和歐洲其他國家一樣，還滿足于綏靖政策帶來的短暫的安寧，對德國問題置若罔聞，

對于法國人的狀態，阿隆雖然痛心疾首，卻也無可奈何。

時任英國首相張伯倫（Arthur Neville Chamberlain）與希特勒的會面，當時英國和法國都采取綏靖政策，縱容德國以制衡蘇聯，

圖片來源：The New York Times

1933年，阿隆發表了一篇文章，呼吁法國應回到政治現實主義，可當時的他人微言輕，沒有人關注他在說什么，甚至當時反法西斯陣營的知識分子也無動于衷。

之后的事情，無需多言，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法國成了德國的占領區，阿隆也逃離法國來到英國，加入反納粹陣營。

也是在1930年代，法國知識分子正在將蘇聯視為新世界，他們認可俄國已經發生的種種變化，更對否認一切傳統觀念的未來主義笑臉相迎。

圖為俄國的未來主義詩人團體，中間的就是著名詩人馬雅可夫斯基，未來主義1909年興起于義大利，后傳入俄羅斯，未來主義者歌頌工業的力量，厭惡過去的文化，主張消滅以前的藝術，否定博物館的價值，俄國詩人當時聲稱要將普希金、陀思妥耶夫斯基扔進大海。

圖片來源：Wikipedia

羅曼·羅蘭1935年在高爾基的邀請下前往蘇聯，認為蘇聯「正在從事宏偉的社會實驗」，五年前的紀德（Andre Gide），也對蘇聯充滿好感。

后來，阿隆的好友薩特在1954年訪問了蘇聯，并發表了后來被他自己認為是「撒謊」的演講。

法國知識界，幾乎只有阿隆對此冷眼旁觀，辛辣地評論道：

「可驚復可笑，歐洲左翼為他的上帝充當金字塔建筑工人，」

在阿隆眼中，知識分子們的熱忱只是由自身的「天真爛漫」和「偏遠的地理位置」促成的投懷送抱，

1954年，法國殖民地阿爾及利亞發生激烈的民族獨立運動，民族解放陣線（FLN）在阿爾及利亞發起游擊戰，薩特為民族解放陣線擊節叫好，恨不能參與其中，戴高樂則表示反對，立場強硬，

之后的幾年中，阿爾及利亞發生了一幕幕慘劇，沖突的各方不斷升級，酷刑成批發生，這種情況一直持續到1962年阿爾及利亞獨立。

當時反抗法國的阿爾及利亞國民解放軍士兵，在1945年塞提夫發生屠殺慘案后，阿爾及利亞民族獨立運動升溫，法國對運動的壓制也相應升溫，造成數次悲劇，從1954年到1962年，數以萬計的法國、阿爾及利亞士兵和平民喪命。

圖片來源：Wikipedia

而阿隆早就看出，法國卷入阿爾及利亞獨立，得不償失，這對于法國社會本身未嘗是好事，

阿隆不反對法國擁有殖民地，但他在阿爾及利亞事務上看到的是，法國已經沒有能力維持局面，除非依靠暴力手段，

或者，法國可以選擇將阿爾及利亞提升到和本土一樣的生活水平上來，但這需要花費高額的成本，而且本國人和殖民地居民可能都不會滿意，最后費力不討好。

此外，阿爾及利亞受民族主義的影響，最終總會獨立。這幾乎是不可逆轉的世界潮流的一股支流，

而且，從長遠利益上看，比起爆發戰爭來說，法國大度地讓阿爾及利亞獨立代價更小。

薩特和阿隆都支持阿爾及利亞獨立，但阿隆的論點不是來自哲學意義或是道德價值，而是來自于對現實的把握，

薩特歌頌革命，革命在道德上天然正確，所以他可以痛斥納粹的集中營，卻對古拉格發生的事充耳不聞。他支持阿爾及利亞，痛斥法國的殖民主義和對阿爾及利亞人的迫害，但對于阿爾及利亞人對法國士兵的酷刑、阿爾及利亞人自己的互相傷害卻視而不見。

在阿隆看來，薩特選擇相信自己的理論，選擇相信頭腦中的世界，卻不愿回到現實，回到常識。他們的關系也因價值觀差異而破裂多年。

因為站在高高的道德堡壘上，薩特從不用為自己的錯誤道歉，而阿隆卻常常因為自己的清醒和現實感遭受指責，人們總是錯誤地理解阿隆，只是用冷血來指責他。

30年代，阿隆在納粹和蘇聯的問題上與法國知識界漸行漸遠；

50年代，阿爾及利亞讓他與同行分道揚鑣；

60年代，他因「五月風暴」遭到全社會的「流放」。

在國外，他早就得到了應有的敬仰，英美世界尊敬他、贊賞他，在薩特訪問大陸、蘇聯和古巴，試圖為理論找到現實鏡像的時候，阿隆卻與基辛格、戴高樂、尼赫魯和樸正熙談論現實，自學經濟學和國際政治，

到了70年代末，所有法國人都反應過來，阿隆是對的。現實從來都是阿隆描述的樣子，而法國一次次把他忘記了，

于是，80年代以后，法國社會對阿隆的認識來了一次180度的大翻轉：他成了法國的良心，成為了真正的智者，

阿隆早年在全球各地都很受歡迎，唯獨在大陸遭到冷遇，直到晚年這種情況才發生扭轉，

圖片來源：Le Figaro

阿隆有幸活得足夠長，在70歲以后看到了這一轉變，接受了法國民眾發自內心的敬仰。

今天看來，阿隆不啻為20世紀法國知識分子中的異類。

不論他被圍攻，還是被推崇，都源于他的清醒與睿智，但又有誰知道，他為自己的特別付出了怎樣的孤獨。

阿隆年輕時本來順風順水，

他出生于巴黎的中產階級家庭，他的父親是猶太人，一個踏實工作的律師。

在進入巴黎高等師范學校之后，阿隆結識了薩特和梅洛-龐蒂（Maurice Merleau-Ponty），波伏娃當時也選了巴黎高師的課程，而福柯和布爾迪厄（Pierre Bourdieu）在20年后會成為他們的校友，

阿隆（第一排右一）和薩特（第一排右二）在巴黎高等師范學校的合影中，

圖片來源：lecafuron.fr

在一批將來會名震世界的優秀青年中，阿隆無疑是最優秀的那位。

23歲時，他在巴黎高師的哲學考試中獲得第一名。同樣的考試，薩特沒有通過，

不論學校中的內容，課外內容還是體育運動，阿隆從來是同窗眼中的榜樣，

在課外，他博覽群書，鉆研康德、馬克思、胡塞爾的著作，實際上，薩特、波伏娃和梅洛-龐蒂后來所推崇的存在主義，正是阿隆推薦給他們的：阿隆的視野，從某種程度上說左右了法國未來幾十年的方向。

和當時的法國學生一樣，阿隆一度是一個社會主義者，但阿隆的眼界決定了他沒有像其他同齡人那樣極端和偏執，他在德國哲學上下了大功夫，也遍覽英美思想和文化，尤其對法國思想史有獨到見解。

這些思考使他產生一套截然不同的體系，主要體現在他23歲時寫成的博士論文《歷史哲學導論》中，

這篇論文的特點是很少使用術語，用最清晰的語言切中當時法國歷史學的要害。在20世紀初，法國歷史學嚴守歷史實證主義，將歷史視為某種科學，對德奧歷史學的方法論和觀念裝聾作啞，而年鑒學派這一新生力量更像是另起爐灶，不與歷史實證主義正面交鋒，

唯有阿隆，試圖用歷史實證主義自身的武器打敗它，并開出一條新路。

阿隆首先否認人完全獨立于歷史，可以像科學看待培養皿里的細菌那樣觀察歷史，他認為，歷史是人們參與其中，再從中建構出來的。他并不認為，歷史觀就是某個階層或環境能夠簡單決定的，真相在于人的選擇，而不在于他所屬的群體單位。

在阿隆看來，對歷史的終極認識既不可能，也不可靠。人本質上是歷史的局內人，不可能從外部掌握歷史，正如一個人無法舉起自己。

但這并不是說，人可以不用努力尋求真相；相反，人要尋求理性，尋求真相，但不是尋求一勞永逸的一元論答案，理性和智識從來是幫助我們以多元的視角觸摸歷史，讓人從中選擇一個更優選項。

在此之后，阿隆說，選擇一種認識的同時就是在選擇一種責任，人可以自由選擇一個他認為合理的答案，但一旦付之行動，就要肩負責任。

歷史從來都是現實的一部分，

正是這樣的觀念，或者說選擇，讓阿隆一生努力追求一種平衡：對理論和現實的平衡，對歷史和當下的平衡，對理性和道德的平衡，

他從沒有停止探索真相，從沒有依靠一個自認為成熟的理論去尋求改造社會。正因如此，他的選擇總是小心翼翼，因此喪失了一種自信地建構能力，而這正是薩特的特長。

薩特總是能夠迅速寫出一部大部頭，建造一個理論的宮殿來迎接前來朝圣的青年，《存在與虛無》就是這樣一本書，

1979年，74歲的薩特（左）和阿隆（右）與哲學家安德烈·格魯克斯曼（Andre Glucksmann）（中）在關于越南戰爭的新聞發布會上，

圖片來源：法新社

而阿隆則略帶欣賞的心態看待薩特的成就，他知道自己放棄了這樣一種能力，他也知道自己獲得了另一種能力，

阿隆的能力在于一種游離于一切，保持理性和審慎的能力，他總能看穿社會的重重迷霧，穿過理論的荊棘。他為《費加羅報》寫了4000篇社評和其他文章，涵蓋了大量領域和社會事件，他太清楚現實意味著什么。

托尼·朱特說他是「局外的當局者」，這句評價是中肯的，他從不是社會事件的當局者，但也從不是局外人，

他所做的無非是一個非常簡單的事，作為一個負責任的知識分子，并保持理智，可是在兩次世界大戰、技術革新和群眾狂熱的潮流下，這如此簡單的事情，卻又比登天還難，

于是，阿隆不斷從那些同樣境遇的前輩知識分子那里汲取能量。

他欽佩馬克思，不是因為同意他的觀點，而是欣賞馬克思在19世紀混亂的知識體系面前所展現的雄心勃勃，結果，他成了那一代法國知識分子中最了解馬克思的人，

他親近馬克斯·韋伯，因為韋伯認為，知識分子不只是在理解世界，更在于如何在現有環境中進行選擇，并肩負責任。

他推崇孟德斯鳩和托克維爾，因為他們都是自己時代的當局者，也努力站在局外人的角度思考，

在《社會學主要思潮》中，阿隆將他們列為歐洲主要的社會學家行列，就是要告訴人們，社會學傳統正是社會中的人對社會的思考與判斷。

《社會學主要思潮》

作者：雷蒙·阿隆

譯者：葛秉寧

出版社：上海譯文出版社

出版時間：2015年

阿隆也花了大量精力研究克勞塞維茨（Clausewitz），因為后者總能找到現實與觀念的平衡點。

阿隆從來都在研究歷史、社會與政治，卻從來都沒有在研究它們。他不相信思想可以不假思索地運用到社會中，也不認為社會事件可以簡單規劃進思想的藍圖里。

這樣的態度，讓他一生保持著獨特的智慧。在外人看來，他有時清醒到了無情的地步，有時憂心忡忡又過于杞人憂天，時而是右翼眼中的左翼，時而又是左翼眼中的右翼。

然而，搖擺變化的始終是社會浪潮，而不是阿隆。

托尼·朱特為阿隆立傳，副標題就是「理性的報應」，阿隆的理性帶來的報應就是孤獨。

在《責任的重負》中，托尼·朱特寫道：

「阿隆在大部分成人歲月里都是法國知識界里一個孤獨的背影，直到生命之火燃盡前夕才翻身，隨后又成了毫無鑒別力的贊譽和敬意的投放對象，」

阿隆從始至終都是孤獨的，當他晚年收獲所有人的敬意時，他同樣是孤獨的，

因為那些人依舊是「毫無鑒別力」的，他們只是從一種潮流的熱忱中走出來，把激情投向了另一邊罷了。

他的一生看到太多這樣的時刻，

當人們沉溺于綏靖，對納粹渾然不覺時，人們是盲目的；

當知識分子沉浸于蘇聯的社會改造時，人們是盲目的；

當人們深陷民族主義熱情，發起文化與道德革命時，人們還是盲目的。

他一生小心翼翼地守護理智，就是為了不陷入這種盲目之中，

果然，法國的主權、未來世界的美好藍圖、陰謀論都無法打動他。甚至作為猶太人的他，連對以色列建國與中東戰爭也不能讓他失去平衡感。

阿隆在晚年出版了《回憶錄》，讓人們重新認識了他。1981年，兩位青年學者采訪了阿隆，形成了訪談錄《介入的旁觀者》，也是一次重新認識阿隆的重大事件，自此之后，法國乃至全世界出現研究阿隆的熱潮，至今不衰，

圖片來源：manwithoutqualities.com

社會和人性從來都不是簡單的，一切選擇都并非是簡單的善惡選擇，阿隆用他的人生與思想告訴人們，人類真正需要的從來不是實現什么的熱情，而是拒絕什么的理性，

就像托尼·朱特寫的那樣：

「阿隆就像密涅瓦的貓頭鷹，在長夜將盡、曙光微露的年頭把智慧送抵法國知識分子手中；但是對他的作品及其長期孤獨遲到的贊賞，卻又模糊了他對法國公共生活英雄般的貢獻。阿隆不是道德家，但他的整個職業人生構成了一場以理性對抗歷史的賭博，他贏了……」

這樣評價，并不為過。

每個意圖回歸理性和良知的地方，都需要雷蒙·阿隆這樣的知識分子；

每個喪失這些品質的地方，都缺少雷蒙·阿隆這樣的知識分子，

人們也許永遠不會「跟著阿隆正確」，但至少應該慶幸曾被阿隆的智慧刺痛過，警醒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