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陸式養老困局：低齡老人照護高齡老人，優質養老院稀缺

在跨入大陸法定的老年人起點年齡——60歲的那一年，陸曉婭離開了她親手創建的公益組織，因為83歲的母親進入了阿爾茲海默癥中期，她要投入更多時間精力，和弟弟妹妹一同承擔起照護的責任。

彼時，她的先生也在照顧92歲的公公，兩位老人退休后為了照顧各自的父母，不得不經常分居。

對高齡父母而言，60多歲的老人也是孩子，盡管他們的衰老已經由內而外顯現。在照護媽媽的5年時間里，陸曉婭自己也動了2次手術。

后來母親入住養老院，頂著一頭銀灰色白發的陸曉婭前來探望，新來的保安問她“是哪個房間的”，以為她是住院老人偷偷“飛越養老院”，

養老院二樓住著一位百歲阿么，女兒已經70多歲，直到自己心臟病加重才不得以把母親送進來。夕陽下，陸曉婭曾看到“小老人”跪著給“老老人”喂飯，

得益于經濟的飛速發展的和疾病防治的種種突破，大陸人的人均壽命在持續提高，1990年，大陸人的平均壽命為68歲，2020年，提高到了77.3歲，到2050年，這個數據將超過85歲，

說起來，很多人的終極愿望，其中之一可能是長壽，但當人類發現，離“活得久”這個目標越來越近的時候，病痛、失能、失智等各種問題也隨之而來，日常生活幾乎離不開他人的幫助。

老齡化，讓需要照護的人群數量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增加，

根據大陸老齡工作委員會辦公室的調查，2015年，大陸的失能和半失能老人的數量就已經突破了4000萬。

另一項非官方的數據預測，到2030年和2050年，大陸失能和半失能老年人口數量分別為6290萬人和9600萬人。

這是人類歷史上第一次面臨如此龐大的人口老齡化，此前我們沒有過任何經驗，既對老年疾病無知無解，也不曾清晰地認識到這將是怎樣一場照護困境。

甚至這一代高齡老人，自己也沒有預料到這是一場多么漫長的修行，陸曉婭的一位朋友的父親曾跟女兒說，“你退休了就回家好好照顧我幾年，我還能活幾年吶”。他當時80歲出頭，以為自己再活上三五年就到頭了，現在已經97歲了，

另一項指標也在敲響警鐘，根據大陸社科院分析，由于勞動年齡人口加速減少和老年人口加速增長，老年撫養比在2060年之前一直保持上升狀態，并在2028年左右超過少兒撫養比。

勞動力規模的縮減和預期壽命的延長意味著，我們可能很難負擔起一個龐大的、不斷老齡化、壽命越來越長的社會，

△ 圖片來自視覺大陸

可以預見的是，六七十歲的低齡老人，照顧八九十歲的高齡老人，將成為老齡社會最典型的場景，

沒有了工作壓力，剛步入退休生活的低齡老人原本應該迎來一個較為輕松的十年，也許是跳廣場舞、低價旅游、老年大學部，去圓年輕時沒有條件實現的夢想，

但如果低齡老人家中有老人需要照料，他們從一個崗位上退休后，不得不直接去另一個崗位——全職護工——上崗。

如今，陸曉婭和她的同齡人都在經歷同樣的“老老照料”的困境，

“我還有一些朋友退休后到父母家全天候上班，基本上放棄了自己的生活，犧牲了自己的小家庭。”，

陸曉婭64歲的弟弟是研究所的博士生導師，照護完自己的母親后，繼續照護起90多歲的岳父岳母，無法去美國看望的自己的兒子和小孫子，

在照護的過程中，子女與父母一起變老，健康狀況大不如從前，

現年70歲的大陸社科院經濟所副所長朱玲，在《低齡與高齡老人的合作與沖突》一文中記錄了這種脆弱性：

在照護阿爾茨海默癥母親的幾年中，朱玲妹妹因神經緊張，診斷為雙側半規管輕癱，只好提前“下崗”， 弟弟筋疲力盡，也在不得不抽空住院清理腸息肉，順便也休息幾天，不過好在妹妹“退賽”后，還有朱玲和弟弟兩位“球員”撐起局面，

處于夾層的“50后”“60后”們，在照顧高齡老人時，尚有兄弟姐妹分擔照顧責任。

而作為第一代獨生子女的父母，如果將來不幸也失能失智了，失去了獨立生活的能力，一個60歲老人面對兩位80歲老人時，要承受多大的壓力？

陸曉婭將母親的疾病歷程描繪成一條似乎是緩慢下滑的實線，最初，實線的線段長，線段之間的空白小，那空白就是媽媽忘了錢包放哪兒、忘了鎖門的時刻；慢慢地，實線的線段越來越短，空白越來越大，不知不覺就變成了一條虛線向下滑落，在那些空白中，有住了50年卻不再認識的大院，有自己生下卻不再認識的子女……

后來，實線線段變成了一個個小點兒，是她偶爾與人間交匯的時刻，比如突然露出的一個笑容，突然說出的一個詞。

直到2016年春節前后，這條越來越虛的下坡路又下了一個陡坡——似乎一夜之間，她的頭就抬不起來了，大腦的定向功能也失去了，覺也睡不好了，腿也明顯地失去力量。

照顧母親的保姆請假回家，她80歲的母親得了癌癥也需要人照護，輪到陸曉婭搬過去全天候照顧母親，

當子女進入到父母家庭的時候，并不是簡單地住進去，幫忙做飯、洗澡，陪老人去醫院，而是意味著生活方式的調整改變。

在創立公益組織以前，陸曉婭是大陸青年報的高級編輯，盡管步入低齡老人行列，她的求知欲和學習力并沒有隨著年齡增長而驟然萎縮，反而更加旺盛，依然熱衷于閱讀、寫作、開課、學英語，期待自己的老年人生繼續綻放光彩，

但她陸曉婭只能日復一日試著和母親哈拉：

“巴黎你最喜歡什么地方啊？” “睡覺，”

“你喜歡日內瓦還是巴黎？” “第一次嘛，大姐也不知道跑哪兒去了。”

“你覺得云南怎么樣？” “里面有很多材料，學生，”

這時的母親已經到了認知癥后期，幾乎完全喪失了表達能力，雖然還能“認得幾個字”，但已經無法連接成句，因此也就不可能讀懂報紙了，盡管她曾是新華社駐巴黎分社記者，半輩子都在和文字打交道，

母親的病情在一天天發展著，公園里，與陸曉婭年紀相仿的低齡老人們，扎堆唱歌、跳舞、踢毽、打球，一派生機。她回頭看看身邊的媽媽，歡樂的人群近在咫尺，母親卻仿佛只是看客，湖面上的“大黃鴨”，大自然的綠柳紅花與清新空氣，也沒能讓母親小小振奮一下，那雙正在枯萎的眼睛里看不到一點神采。

生活是由一個個細節構成的，細節支撐著照護者走下去，也會在不經意間摧毀照護者的心理，慢慢地，母親已經認不出來眼前人是誰，連表達都變得難以理解，但卻還是需要有人陪著。否則，日落降臨，光線變暗，會激起她心中強烈的不安，唯有通過吵鬧、發脾氣、嘶吼等方式宣泄。

當體面的知識分子突然開口說出粗話，不分青紅皂白地亂發脾氣，往往讓悉心照護她的家人很受打擊。雖然陸曉婭知道這是母親生病的表現，但仍然不可避免地情緒低落，“再也不想在媽媽身邊待著了”，

她心里有聲音在說：“我犧牲了自己的生活來陪你，你一點兒都不知道珍惜！”

在陸曉婭看來，子女有自己的事業和家庭，有來源于生活的沉重壓力，照顧自己的父母，所以這里的真實感覺是不能為外人道的。

外人看到的，是孝順的女兒，留給自己的，是被放棄和犧牲的全部自我。

一次次努力付之東流，照護者也因此精疲力盡，陸曉婭心中充滿了委屈，腦海里有貌似正確的聲音不斷指責：“她是病人，你不能把她當成正常人來對待，”“她是你媽，她生了你養了你，現在她生了病，你應該放下一切來陪她。”

實際上，陸曉婭怕的不是陪母親，而是被“耗著”。如果是和母親面對面坐著哈拉，一起看電影，或是欣喜于一朵花開按下快門拍照，都會讓陪伴和照護變得有意義，現實是這些都做不了，她只能陪母親坐在那兒“胡說八道”或是站起轉圈，這讓她覺得自己的生命也在這樣流逝——一分一秒，她的生命也變成空白，無法保持精神上的活躍，這是讓她特別恐懼的，

在大陸，“養兒防老”被視為一種道德上的責任。

做出送母親去養老院的決定，陸曉婭用了三年時間。

狀態尚可時，母親不愿意承認自己健忘、老去、需要人照顧的事實，自然也就對這一提議不置可否；意識不清時，“家”是她的領地，“衣柜”是她的藏寶庫，是讓她感到最熟悉、最放松、最安全的地方，沒人能將她拉離。直到母親已經基本不認識人了，對環境也不那么敏感了，

事實上，母親的大腦已經無法理解要往何處去，就連女兒提起“明天咱們去上次你去過的那個漂亮地方”，她也只是面無表情地看著她，沒有傷心，沒有難過。

這家養老院就開在妹妹家馬路對面，前來探視很方便。開業至今，認知癥老人區已經有了十多個老人，護理人員白天帶著一幫認知癥老人到樓頂曬太陽，參加集體活動，比以往的居家生活熱鬧許多，媽媽喜歡有人和她說話。

養老機構的出現，極大地緩解了照護者的壓力，后期將母親送到養老院后，陸曉婭姐弟仨在身體和心理上的壓力都減輕了，反而更有能量去陪伴母親，

陸曉婭和妹妹會常專挑飯點的時間來，一來減輕護理人員的壓力，二來喂飯時能夠跟母親更親密的相處，雖然陪護時間少了，但陪護價值變高了，子女也更愿意經常來探望老人，

但是對于大部分老人而言，居家養老是首選，只有無兒無女的鰥寡老人才會心甘情愿在養老院度過余生。

△ 圖片來自視覺大陸

一不小心，子女就容易跌落道德的泥潭，背上“不孝”的指責，

當朱玲第一次向患有腿疾的父親和阿爾茲海默癥的母親提起關于機構養老的可能性時，父親要么不回答，要么顧左右而言他，將“先治腿”作為擋箭牌；而母親一聽到養老院的建議就大哭起來，指責“我生了她，為她做這做那，她卻不要我了！”

這一代高齡老人，多數可能自己也沒想到自己會活到如此歲數，更別說提前計劃過老年生活應該做哪些準備，他們也沒有照顧自己高齡父母的經驗，那時候人們往往活不到高齡就離世了，

大陸現有4000萬失能、半失能老人，他們所涉及的家庭照護者有上億人，隨著老齡化加深，這個群體還會繼續增大，但這一代乃至下一代人未必做好了準備。

送老人去養老院存在重重障礙，除了需要突破的是觀念差距，更重要的是費用和可及性，

朱玲和弟弟妹妹一起，為父母精心挑選了位于河北燕郊的一家養護中心，

她在《轉向社區養老》一文中算了一筆賬，僅僅兩年間，照護費用就翻了近2.5倍，從2016年的每人每月月開支6330元，漲到到了2018年3月平均每人每月15110元，年度總計33.7萬元（房費和護理費有折扣），費用猛增的關鍵，在于父母失能狀況的加劇及相應照護等級的提高，

陸曉婭和朱玲是老一代知識分子，收入尚可，她們付出了高昂的經濟代價，犧牲了自己的生活，和部分健康，算是能勉力維系高齡雙親的體面生活。

在更廣闊的鄉村，失能失智老人遭遇的困難遠比城市同類群體更多，

2020年11月，轟動一時的“榆林埋母案”一審宣判—— 兒子被判故意殺人罪，獲刑12年，

58歲的窮困潦倒的兒子，在一個初夏的深夜，將79歲的母親，推下了廢棄已久的墓坑，因為母親已經癱瘓了，“屎尿全在床上，臭烘烘的”。

這固然是一起偶發的人倫悲劇，也折射了低齡老人碰上高齡老人所帶來的前所未有的困境。

武漢大學部社會學系的副教授劉燕舞，多年來致力于大陸農村地區老人生存狀態的研究，據他統計，擺脫疾病的痛苦和生存困難，是農村老人自殺的最主要的因素。

他曾描述過一個典型的老人自殺的悲慘場景：“有不少老人，因為行動困難，拿不到藥水瓶也站不上板凳懸梁，便在不及人高的窗戶上，搭起一根繩，挎住頭，蜷起腿活活吊死。”

這或許是他們稀釋和消化現代老齡化社會痛苦的特有方式，

從1990年代大陸農村老年人自殺率大幅上升開始，30年來，農村老人遇到的困難，似乎一直都在，

鄉村居家養老成本并不算高，最高要求不過“冬天凍不著，夏天熱不著，能吃上熱乎飯”，但農村養老最大的問題在于，由土地維系的家庭倫理秩序正在瓦解。伴隨著“家”作為空間集合的不復存在，傳統聯合家庭、兄弟姐妹居家供養一對老人的模式也瀕臨崩潰，

為了供養家庭，60歲以下的鄉村男性幾乎常年在外務工，留守的五十、六十歲的女性是女兒（兒媳），是母親（婆婆）、是阿么（姥姥），承擔著贍養老人和照顧孫子（女）的職責，閑暇的時候，她們也要工作，緩解家庭經濟壓力，

顯然，具備勞動能力且身體健康的老人還能養活自己，反之，一旦喪失勞動能力和生活自理能力，自殺就是無助老人重要選項。

另一不可忽視的現實原因是，當前社會已經出現較高的經濟分化，這給農村中年人——當前農村家庭養老的主要支持群體——帶來的集體焦慮是，如何輕裝上陣，參與市場社會中激烈的競爭。

即便是超過60歲的“低齡老人”，也會到當地“勞務市場”上應征臨時工，每天出現在工廠、工地、飯店等不同用工場所，日薪100-200元，

退休是對他們而言是一個陌生的概念，50后、60后正在完成人生的最重要的任務——為兒女買房買車、操辦婚禮、照顧孫子孫女，甚至一些身體康健的50后，正在為孫子攢房子，

不只有北上廣望房興嘆。在縣里或市里為兒子買樓付首付，同樣要花掉兩代甚至幾代人的積蓄。他們必須要掏空所有并按揭購置房車，因為沒樓的話，“沒女生愿意跟著”。

從這個角度說，他們也是弱勢群體。而作為比他們更加弱勢的老人，就成了他們要甩掉的包袱，有的子女甚至很“坦然”，“人總是要與活人過的，難道還與死人過日子不成？”

如果說生于五六十年代的低齡老人，尚且處于老齡化社會的開端，初嘗苦澀，那么1980、1990年代出生，曾經獨享闔家寵愛的獨生子女們，當他們步入低齡老人的年齡區間時，將要面臨的是，是更為嚴峻的養老考驗。

從這一代開始，將從傳統的多個子女照料一個老人變成1個獨生子女就要照顧2個老人。

在豆瓣“獨生子女父母養老交流組織”小組里，至少5萬個獨生子女在這里分享彼此的焦慮，

他們大多出生在城鎮中產家庭，父母有不低的退休金，即便如此，養老問題仍然令他們擔憂：想出國留學，心里又放不下年紀漸大的父母；工作地點和父母相隔遙遠，不知未來如何取舍？如果父母同時生病，自己分不開時間精力照顧怎么辦？

對于大部分通過“向上流動”進入大城市的第一代獨生子女，面臨著疊加起來的多個問題：高不可及的房價、雙職工的帶娃壓力、異地父母的養老……

當他們面臨重要決策時，沒有兄弟姐妹可商量，一個人的決定都可能關乎父母的生命或是余生的生活質量，但當父母生病需要照顧，可能連個倒班的幫手都沒有，

豆友“末年時光”正面臨著多重照護的困境。阿公5年前腦梗癱瘓至今，喂飯喂水喂藥換尿不濕，父親前年由糖尿病引發腦梗，勉強能自己動步。外地的阿么和大伯只是一年看望兩次，平時悉數由她和母親照顧。最近阿公經常吵鬧，影響了父親的休息，父親的詬罵聲又驚醒了她和母親，窗外春雨連綿，她控制不住悄悄哭，“實在不知道未來的生活該怎么辦，怎樣選擇？”

眼下的焦慮，源于他們看到父母照顧高齡老人，以及他們的父母也在老去，很少有人設想他們的未來，曾有學者估計，2015-2050年是大陸大批獨生子女父母進入老年的關鍵時期。到2050年，60歲及以上老年人口數量逐步減少，但80歲以上老年人口占比依然呈現上升趨勢，未來每4位老年人中就有1位80歲以上的高齡老人。

高齡病患老人的照料，已成為全球面臨的一個社會經濟問題，即便是高齡化走在前面的日本和德國，也未完全解決高齡老人的照護難題。

在日本，僅靠退休金就能支付所有費用的養老機構相當少。能夠長期入住、承擔護理保險的機構每月大約10萬日元（約合6500元人民幣），但一床難求，2013年有超過52萬人在排隊，民營的機構每月則要20萬到30萬日元（約合1.2萬到2萬人民幣）。

在漫長無盡的等待與艱難照護中，一些人感到絕望，當疲憊無助再次襲來，便有意想不到地做出殺人的極端選擇，

日本一些發生在親人之間的由看護疲勞引發的殺人案被零散地記錄在一家媒體的專欄上，這些觸目驚心的案件引起了記者的注意，此后他們決定采訪這些中老年“加害者”，5年后，這些日本家庭看護者的普遍困境被記錄在了今年剛出版的《看護殺人》一書中，

“長期壓抑的家庭看護者，他們的壓力就像是在空杯子上慢慢加水，快到杯緣處，似乎還能承受，等到再滿上，壓力就如同杯中的水滿溢出來，崩塌殆盡。”

家庭小型化帶來照料人手不足，老年人收入普遍不高，再加上現代社會勞動力外出就業、流動頻繁，現實迫使老年人失能后的長期護理問題從傳統社會的家庭責任演變成當代社會的重大風險，

無論是低齡老人照顧高齡老人的唏噓場景，還是獨生子女未雨綢繆的擔憂，都在為未來敲響警鐘。

母親在陸曉婭66歲那年過世后，陸曉婭和先生提議抽空去看老年公寓，了解不同的養老模式為將來做規劃。她不想讓唯一的女兒背負太大的照護壓力，等到她和先生有一人先離開，另一個身體不好，買菜做飯都開始覺得累了，就會考慮自己搬進養老院。

經歷了照護高齡父母的低齡老人們開始意識到，自己將來是要去住養老院的，

但是，和學區房一樣，養老院也是稀缺資源，民政部2018年數據顯示，全國擁有養老機構2.9萬余家，養老床位730萬張，僅占全國老年人口數量的3.1%，

醫學人類學的鼻祖凱博文說，人類在相互照顧中得以生存，在這個人類從未面臨的新照護時代，可能要面對10年，甚至20年漫長的照護生涯，我們真的準備好了嗎？

陳鑫 于煥煥|撰稿

徐卓君|責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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