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鬧饑荒的時候，為何不捕魚打獵呢？

答：在古代典籍中的歷史記錄里，最讓人不忍卒讀的，就是對古代災荒的種種描繪，那些“大旱”“大饑”“流離失所”“殍餓遍野”等恐怖景象，讓多少讀史者讀到心頭滴血，卻也叫一些“聰明人”一拍腦袋：“古代動植物資源這么豐富，沒糧食吃可以捕魚打獵嘛，古人為啥這么想不開？”

那么，古代饑荒時“捕魚打獵渡荒”的主意，到底靠譜不靠譜？確實有靠譜的時候，歷朝歷代的災荒時節，也常有離鄉背井的流民鉆進山林，靠打獵捕魚討生活。最出名的就是唐朝中晚唐年間，生活在嵩山山區里的“山棚”，基本都是各地逃荒到這里的流民。但更殘酷的事實是：放在那些破壞力巨大的災荒面前，“捕魚打獵”的法子，基本沒用，

為何沒用？明末大饑荒時，原籍陜西安塞縣的官員馬懋才，就在奏疏里來了個現身說法：在馬懋才看來，他自己在全國多地當過官，還是從遼東戰場的死人堆里爬出來過，什么樣的慘景都見過，卻是“未有極苦極慘如所見臣鄉之災異者”，也就是哪怕戰場上的尸山血海，都不如饑荒里的災區慘：陜北鬧旱災后，簡直“草木枯焦”，老百姓只能跑到山里吃樹皮野草，樹皮野草吃光了就只能吃泥土，“不數日則腹脹下墜而死”……

近代史上保守估計餓死一千萬人的晚清“丁戊奇荒”，更是生動寫照：在直隸山西陜西等受災省份里，“有盡村無遺者”，整個村子全都餓死。還有災民“望地而”，那活著的人都吃什么？一開始是苜蓿和柳葉，后來就是雜草和樹皮，家家戶戶“經年不見谷食者”，災區的兒童們各個皮包骨頭肚子腫脹，讓他們去“捕魚打獵”？幾乎癡人說夢，

所以，碰上這樣的大災，就算能靠山吃山，山里的動物大多跑光，特別是在“草木枯焦”的旱災里，河流也大量干涸，哪里有什么魚蝦，就算有，又怎能供得起這么多災民？

而對于饑荒里的百姓來說，“餓死人”往往只是苦難的開始，首先是瘟疫肆虐，大量的災民死亡，隨后就帶來大面積的瘟疫，比如明末大饑荒里的河南地區，就是“瘟疫大作”，開封府治下的武陽縣，就在瘟疫里“死者十九”，滎陽縣由于死人太多，以至于春季三月時節“路無人行”。然后就是持續的動亂，比如在馬懋才的家鄉安塞，幸存的災民為了活命，就開始“相聚為盜”，而后就走一路搶一路，“而搶掠無遺矣”……

而當饑荒引起的動亂，發展成規模后，就是震撼全國的大亂，一連串連鎖反應下，周邊原本沒有饑荒的地區，自然被無情波及。還是以席卷明朝北方的“明末農民大起義”來說，不止是災區在動亂里血流成河，原本富庶的江淮地區，也在一波波戰亂和橫征暴斂里受害嚴重。官員徐標途經江淮進京上任，一路看到當地“蓬蒿滿路，雞犬無音”的慘景，他在這個春耕時節走過江淮各地農村，竟連一個種田的農人都看不到……

這一番慘景，叫看到徐標奏疏的崇禎皇帝，也是邊看邊流眼淚。可再流淚又有什么用呢？就連這大明王朝，此時都已進入“倒計時”—— 如果說饑荒好比一個王朝的傷口，那么接下來因“救災不力”而引發的種種慘狀，就好比各種兇猛的并發癥，一輪接一輪的爆發，直到完全吞噬這個王朝的生命。明朝的滅亡，就是生動的樣板。

所以，比起“讓老百姓捕魚打獵”之類的餿主意，大陸古代歷代“大一統”王朝在“饑荒問題”面前，都重點在一樁大事上開動腦筋——如何提升糧食儲備，增強抗災能力。以現在的話說，就是要“重視糧食安全”。

在這個問題上，從元末大饑荒廢墟上建立起來的明王朝，曾經一度“弦崩得緊”，明太祖朱元璋開基建國后，除了延續了宋元王朝的“常平倉”政策外，又在全國各地廣建“預備倉”，不遺余力儲備糧食。他在位晚年時，明王朝就出現了“府縣倉稟蓄積甚豐，至紅腐不可食”的盛況。甚至在“放糧救災”方面，明朝官場一度也有“紅線”——官員救災不力，有可能會被處死，倘若災情緊急，地方官完全可以不經請示，先行開倉放糧。

雄厚的糧食儲備，也曾是明王朝亮眼的“名片”，明末時拉達、利瑪竇等外國傳教士們，都記載過明朝“遠比歐洲富裕得多”的盛景。哪怕在萬歷十年改革家張居正去世時，此時的明朝依然“太倉粟可支十年”，僅太倉積攢的糧食，就是“十年吃不完”，理論上說，這樣的明朝，完全可以扛得住任何饑荒，

而取代了明朝的清朝，立國后也牢記著明王朝“饑荒亡國”的教訓，對于“糧食安全”不敢放松，特別是雍正年間時，經過“攤丁入畝”等一系列改革，清朝的糧食儲量達到了驚人的二千八百萬石。乾隆皇帝登基后，更把儲糧標準提高到了四千八百萬石，追求“十全文治武功”的乾隆，在糧食政策上卻無比務實，乾隆年間的救荒政策，不但徹底取消了官定利息，且有嚴格的“各省互救”國策，千方百計杜絕饑荒，

那么問題來了，既然明清兩朝都曾高度重視“糧食安全”，那么為何在其末世時，都出現了景象慘烈的“奇荒”現象呢？因為破壞“糧食安全”的，不是天災，而是人禍，

就以明朝為例，雖然明朝歷代帝王，都高度重視糧食儲備，但隨著明朝政治的腐敗，豐厚的儲糧也成了官員眼中的肥肉，貪占挪用糧食成了慣用套路，就連一度遍布全國的“預備倉”，到了明末已徹底不見影，許多“預備倉”甚至改建成了王府，萬歷“親政”的幾十年里，由于他擅做甩手掌柜，明朝的糧食儲備更是銳減，比如萬歷四十六年時，“天子腳下”的京倉，竟然就“僅有兩年之積”，通倉“僅半年之儲”。

外加明末商品經濟發達，原本作為“產糧區”的江南地區，大批農田都改種了經濟作物，而在全國各地農村，大批農民都扔下土地涌入城市，哪怕北京周邊農村，也是“土曠人稀”，一批批農民進入城鎮礦山謀生，糧食產量自然銳減，就算在經濟富庶的蘇松地區，明朝萬歷晚期的十年里，糧食價格竟不知不覺漲了一點六倍。表面繁榮下，已是巨大的糧食危機，再然后，就是明末大亂里，“缺糧”的晚明王朝，陷入到一輪輪困境里，直到滅亡。

晚清年間的“丁戊奇荒”，更是“人禍破壞糧食安全”的寫照，在“丁戊奇荒”前的二十年里，出于巨大的經濟利益誘惑，北方各省大片良田都改種了鴉片。比如在“重災區”山西省，全省五百三十萬畝農田，有六十萬畝種上了鴉片，于是山西境內哪里產煙最多，哪里就“餓斃者多”，在山西境內大片“罌粟花”下，受災百姓多達五六百萬，“每日餓斃者何止千人”。豐厚的鴉片收益，喂飽了極少數蛀蟲，也碾碎了清王朝的“糧食安全紅線”。

這一幕幕并不遙遠的景象，對比“災民捕魚打獵”的遐想，怎能不讓人深深思考？

而比起那些讓我們不忍直視的慘痛教訓來，同樣需要后人明白的是，無論身處任何一個經濟發達的時代，“糧食安全”“饑荒”這些字眼，都不是一個遙遠的詞匯。聯合國最新的報告告訴我們：目前全球就有六點九億人處于饑餓狀態，也就是說至少每11個地球人里，就有一個人正在挨餓，以這個意義說，珍惜眼前的生活，珍惜每一頓飯每一粒糧食，就是當下我輩的“糧食安全紅線”，

參考資料：《崇禎亡國史》《丁戊奇荒述略》《明代糧倉研究》《明代張居正的理財思想》《洪武皇帝大傳》《清代康雍乾時期的民食安全研究》

作者：我方團隊張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