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性 ” 學使我們的世界膨脹

圖片來源：《美麗心靈》，與正文無直接關聯

作者：文光

本號原創

在漢語語詞后加”性”形成一個新詞，本是沒有這種做法的，它對應于西文比如說英語中將單詞的-ness化或-lity化，這使得該詞命名了一種對象從而擴大了世界中的對象的數量，如果不加以節制，就會造成世界的膨脹。

我們的思考和寫作主要說明兩個基本問題：

（1）“是什么”，也可以說有什么東西存在；

（2）“怎么樣”，即是說這東西怎么樣，

一開始，我們用語詞來指稱世界中的對象，比如，我們用“狗”指稱狗。如果我們將“狗”性化為“狗性”，似乎就為這個世界引入了一個新的對象，于是我們以后可以說，這條狗所以咬人是因為它有狗性。再如，你說“我和你偶然地相遇”，本來只說了關于這個世界中的兩個對象，即你和我，但如果你說“我們的關系屬于一種偶然性”，你又為世界引入了至少兩個對象——關系和偶然性，其中關系之所以也被作為對象引入是因為“偶然”的性化，而你又同時說我們的關系屬于那種偶然性。照此我們可以問，我們都看到了世界中所有的紅色，有沒有“紅性”呢？兩個年輕人說他們在“談戀愛”，并且有一天女生對男生說，我覺得我們之間沒有愛情，那么“有愛情”和“有胳膊”的區別在哪里？

我們的談論往往分不清哪些是本來有的世界的對象，哪些是我們的引入，以至于不久以后就會煞有介事的地談論各種“性”，好像我們在談這個世界的真實對象一樣。世界的確在我們頭腦中膨脹了。

你想理解何為公正，然后你給出了自己的解釋，比如說它符合妥當性；這正如你想理解為何狗會咬人，你的解釋是，這符合狗性，解決問題了嗎？什么是妥當性，什么是狗性？如果妥當性和狗性比公正和狗更讓人難以捉摸，我們的收獲就并不大，其效果可能如下：如果你對我說“狗咬了——”，我不理解，你接著說“狗咬了樹”，我理解了；你如果說“狗咬了空氣”，我還是理解了；你如果說“狗咬了我的人性”，我就不一定理解了，之所以有這種不同，是因為，前兩種情況里，狗咬的都是我們能理解的世界中的對象，第三種情況不是。

我們一般能夠在特定的文本中明確各種語詞“性化”的本源：它或者只是各種對象的組合的縮略語（常常就是我們說的類），或者只是對某些對象共同擁有的特性的簡稱（常常就是我們說的屬性）。然而，無論是類還是屬性，都有別于我們最初談論的那些對象。說我們討論的對象不符合“某性”，并以此來鑒別其他對象，甚至將“某性”加入到層層嵌套的其他“性化”當中，我們能夠談論的東西比之前多得多了，但也許這并不是真實世界變膨脹了，而是我們頭腦中的世界變膨脹了，有人戲謔滿篇“xx性”的文章為“性學報告”。當然這只是導致我們世界膨脹的一種形式，我們還有機會看到“力學報告”、“主義匯編”、“基本-可能學說”、“N多元論”等樣式文章，這篇文章就不談它們了。

我在紙上寫下“我有阿公的阿公的阿公的阿公的阿公……”。我是否能夠將省略號后的“阿公”無限地寫下去呢？有人會告訴我，理論上你可以這樣做，但實際上你的阿公的數量是有限的。在嘗試用邏輯說明數學的努力中，我們的哲學家假設，將0定義為空集，然后定義“相繼”為不同被繼數但又比自己的相繼少的成員的集合，以至于對于數字n來說，它是n-1的相繼，但又是n+1的被繼，我們可以一直將自然數這樣定義下去以至于無限嗎？有人馬上會說理論上沒有問題，但實際上直覺告訴我們，我們不可能數完無限的自然數，我們這里就遇到理論上可以定義但直覺上不可理解的對象，

這并不算糟糕的危險，如果我們對這一危險的本源足夠清醒。真正糟糕的危險是我們在持續不斷地“性化”當中忘記最初的對象。實際上，在明顯的“性化”之外，我們還無所顧忌地談論著物理學對象，盡管它們的存在是以可被經驗感知為前提的，但我們中很少有人真的用望遠鏡觀測過太陽系，也很少有人用顯微鏡觀察過分子結構，不但如此，我們幾乎不帶任何負擔地使用類（class）、種類（kind）、屬性（attribute）、集合（collection）、事實（fact）、狀態（state）、地位（status）、事態（stateof affair）等等這樣的抽象普遍詞項，我們也無負擔地使用因果性（causality）、偶然性（occasionality）、必然性（necessity）、可能性（probability）等模態詞項。我們含混地使用態度（attitude）、意識（consciousness）、欲望（desire）、想要（want）、情緒（emotion）、情感（affection）、意圖（intention）、嫉妒（envy）、同情（compassion）等心理學或精神論詞項。我們無所負擔地使用實質蘊含句（substantive implicative conditional）、外延條件句（denotationconditional）、內涵條件句（connotative conditional）、反事實條件句（counterfactual conditional）等條件句。除此之外，到處可見我們在談論形形色色抽象單獨詞項，如法律、正義、平等、自由、民主、法治、合法性、德性、至善、美等等，我們用上面的詞項組合復雜的句子，又把這些句子作為某些對象（在我們的做法里就是給這些句子縮略語，甚至干脆以代詞指代了事）組合更復雜的句子，甚至把不同時代的文獻、不同的理論都看成鐵板一塊的對象去組合更復雜的句子。

這就是我們正看到的許多所謂理論的真實面貌，我們早已遠離了最初由以開始的那些可被我們清楚明白地捕獲、觀察和把握的對象。不但如此，翻開期刊中的任意一篇文章發現，我們不知所以地聲稱自己是在分析、解釋、說明、闡明、建構我們同樣不甚了了的理論、實踐、知識、概念、命題、規范、意義等問題。

事情已經到了這樣的地步，我們既不明白我們的這些思考、談論和寫作活動到底是怎么回事，也不知道這些活動的對象是怎么是回事。我們就像墮入語言迷霧中的行尸走肉，已經變得嗜血但毫無口味，

這些情況幾乎構成今天我們周圍世界中一部分人思考、談論和寫作的日常，它們與“性化”具有同樣的原罪：不明所以地、隨意或任意地將我們所能說出或組合的詞項、短語、陳述、句子乃至正被引證的某套理論當成是對存在于世界中的某種東西的命名，然后不斷層疊嵌套、以至無窮，最終導致世界在我們心中的膨脹。

確實，在我們的語言中，直接指稱物理對象的詞項雖然為數眾多，似乎除了在物理學，在我們人文學科中不占重要地位，我們創造了大量的非對象詞，它們最初是與我們能夠觸摸和觀察的對象有著千絲萬縷的關系，最初的確是為了組合那些對象或者用來述謂它們的，但隨著我們不加區分、無所顧忌地濫用，我們用這些詞匯進行的言說已經失去了它們最初的實在根基。雖然如此，對于一部分人來說，這并不令他們感到煩惱，在他們看來，任何語句都對我們的這個世界有所指，無論你是拿起一本像《正義論》那樣的書，還是指出一個句子或者一個句子內的某些語詞，他們都覺得這是在對世界中的某個東西有所指，

我們為此也付出了慘重的代價：

第一個代價是，盡管閱讀大量的文獻，我們卻沒有清晰的信念：我們不知道這形形色色的詞項、語句、陳述乃至理論到底如何與實在聯系在一起，我們只是空喊一句“理論要聯系實際”這句口號。

第二個代價是，大量人文學科（包括哲學）產生了無窮無盡的胡言亂語：它們談論的都是僅僅由于自己或別人對語詞不謹慎不妥當地使用所造成的虛假問題。

20世紀初，當代哲學開始了一個所謂“語言哲學”的轉向，作為分析哲學主要活動和支撐，語言哲學頭一次把哲學的主要工作轉向以前不慎注意的“對象”——語言本身。過去，我們樂此不疲地談論各種哲學論題、概念、理念、悖論，現在則把目光轉向談論這活動本身，語言哲學的轉向實際上就是哲學的返身，目的是要搞清楚自己的活動本身，清除哲學活動中的諸多精神錯亂，一旦著手清理我們語言活動，大多數哲學問題也就由于被證明不再是問題而被清除掉了，對于在《邏輯哲學論》中的早期維特根斯坦來說，哲學并不解答問題，而是通過對語言的分析而將原來的問題視為不再是問題從而清除掉。

分析哲學開端的哲學家像弗雷格、羅素等人開展這樣哲學活動的動機之一就在于不滿意我們的日常語言，認為哲學上的許多混淆、悖論和虛假問題都是緣于我們的日常語言本身的缺陷——歧義以及對各種詞項的不當使用。他們發展的現代邏輯的功用正在于解決我們對語詞的使用，以期能夠清晰地談論這個世界：有什么對象，它是什么樣的——我們必須死死盯住這兩個問題，他們試圖在邏輯的幫助下建立理想語言，作為處理日常語言的工具和衡量標準，

分析哲學支流——日常語言學派——與弗雷格、羅素這些理想語言主義者不同，在某種意義上可以說是對理想語言主義者的反叛。這一反叛與后期維特根斯坦在《哲學研究》中對《邏輯哲學論》的反叛有關：他們對建立理想語言沒有多大興趣，恰恰相反，他們認為日常語言足夠準確——他們的口號是，“不要問意義，而要問使用”——應當成為哲學分析的基礎而不是哲學分析打算要拋棄的對象，

無論如何，在今天，當我們與別人爭論問題時，先說清楚彼此對以相同語詞表示的概念的不同使用之后再展開實質爭論，已經成為科學交流中的常識和禮儀。當我們對某個問題爭論不休的時候，我們就坐下來交代彼此對這個問題的談論：我們要先弄明白我們是如何使用某些語詞以形成我們的概念的。我們發現，經過這樣的澄清，對于一方來說原先存在的問題就被消除掉了，或者對于雙方來說的實質爭議所在更加清楚了，而有建設性的爭論則可以順利進行，我們發現，許多問題是單獨討論語言就可以被解決的，但我們知道，那實際上是一種消除，

對語言不妥當的使用的確使我們正在創造一個又一個虛假問題。這就是我們的世界膨脹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