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育攻堅戰:放開政策,你愿生三胎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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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梁云風 | 文 關注秦朔朋友圈 ID:qspyq2015·

你愿生三胎嗎?

10月25日,任澤平以《建議先放開三胎:中國人口報告2020》為題,刊發了團隊的年度人口報告,再次將放開生育政策擺到了輿論面前,引發關于“生不生三胎”的熱議,

筆者一向的觀點是,生育問題應該有兩個思考維度,一個是從上而下的生育政策維度,另一個是從下而上的生育意愿維度。在過去40年,家庭生育意愿與國家政策曾有過激烈的碰撞與調整,因此生育政策能否激發民眾的生育意愿,仍有多方面不確定性因素,

我把任澤平團隊的報告分別轉發到國中、高中和大學部的同學群,并分別做了一個小調查,提了兩個問題,分別是:現在生了幾胎?如果政策放開,你愿不愿意生三胎?

第一個問題,我將得到的資料簡單統計了一下,總數90人中,一胎人數33人,占比36.67%;二胎人數53人,占比58.89%;三胎4人,占比4.44%,具體分布如下:


而針對第二個問題,在尚未生三胎的86人中,僅有2人明確表示如果政策放開,會生三胎,另有7人表示會考慮,其他人都表示不在計劃中,

因為樣本數量太少,這次小調查并不具有統計學上的意義,比如一位社會學博士告訴我,考量生育意愿至少要區分性別、地域、學歷等社會學因素,女性的三胎生育意愿大大低于男性;而比如閩粵等地區由于宗族觀念重,多子多福觀念至今盛行,三胎意愿大大高于其他地區;再者,學歷越高,生育意愿越低,這在全世界都適用,

當然,這個小調查也能夠從側面反映,在筆者這個年齡段(30-35歲),從“單獨二孩”到“全面二孩”政策的實施,育齡人群的二孩生育意愿正在逐漸兌現,但當政策放開后,將生育的選擇權交還給家庭,并沒有出現所有人都報復性“補生”的狀態,

那么,如果放開三孩,到底又有多少家庭會集中“補生”呢?


二孩效應有多大?

要評估三胎的效果,我們得先看目前的全面二孩效應。

今天仍未全面放開生育,是有一部分人仍認為,目前的“全面二孩”效果已經達到了預期,而一旦放開計劃生育政策,就會迎來人口的爆發式增長,甚至會造成富裕和貧困階層多生、中產階級少生,不利于社會公平;且農村出生人口或爆發式增長,人口素質將下降。

這里就要看自上而下的政策影響力與自下而上的家庭生育意愿之間的關系,所有希望通過政策來調整生育水平的人,其實都隱含了一個前提,那就是計劃生育政策對生育水平的外部控制大于家庭生育意愿的內部約束,生育政策調整即放松對生育水平的外部控制,有利于生育水平的上升,

事實真的如此嗎?

計劃生育作為我國的基本國策,經歷了一個從1978年開始逐漸強化,到2013年單獨“二孩”的轉變過程。早在1978年,我國提出“提倡一對夫婦生育子女數量最好一個最多兩個”的生育政策,表明控制人口的態度,1978年3月,計劃生育第一次被寫入憲法,“國家提倡和推行計劃生育”。

但隨后,計劃生育開始加碼,從提倡到嚴格遵循轉變。1980年9月25日,中共中央正式發表的《關于控制我國人口增長問題致全體共產黨員、共青團員的公開信》,號召“提倡一對夫婦只生育一個孩子”。1981年3月6日,原國家計劃生育委員會設立,作為國務院常設機構。隨后,全國計生工作體系一直建立到社區、村組。到1982年2月9日,中共中央國務院發出《關于進一步做好計劃生育工作的指示》,要求國家干部和職工、城鎮居民,除特殊情況經過批準之外,一對夫婦只生育一個孩子,農村普遍提倡一對夫婦只生育一個孩子,某些群眾確有實際困難要求生育兩胎的,經過審批可以有計劃地安排。至此,嚴苛的計劃生育政策全面執行。

在實際的執行過程中,計劃生育政策對生育水平的外部控制與家庭生育意愿的內部約束有過一段長達30年的博弈,政策也不斷微調,比如“雙獨二胎”(夫妻雙方均為獨生子可生育第二個孩子),部分省份農村地區實施第一個孩子是女孩的可以生育第二個孩子等。但直到2013年12月中共十八屆三中全會決定啟動實施“單獨二孩”政策,生育權才開始逐步部分地交還家庭,

從“單獨二孩”到“全面二孩”政策的實施,學界和業界都曾高估政策的影響力,人大社會與人口學院教授、人口與發展研究中心主任翟振武根據“2014年底全國有106.9萬對單獨夫婦申請再生育”和國家統計局公布“2014年我國出生人口為1687萬人,比2013年多出生47萬人”,判斷單獨二孩政策基本符合預期,但實際上,北京大學部人口所教授喬曉春認為,這是一個典型的“統計誤導”,因為新增的47萬人不一定是直接由單獨二孩政策導致的新出生人口。

更全面的資料是,根據國家衛計委公布的資料顯示,截至2014年12月,全國有近100萬對單獨夫婦提出二孩申請,92萬對獲批,與政策執行前估計年增加200萬新生兒的判斷相差甚遠;而本應是“單獨二孩”效應最明顯的2015年,我國出生人口總數為1655萬人,比2014年減少32萬人,“單獨二孩”政策下,出生人口不升反降說明了政策“遇冷”的事實。

另一方面,從上海市和湖北省、河北省2014年二孩申請和生育狀況看,符合條件的單獨家庭對生育政策調整有一定的回應,但并未引起生育反彈,揭示了目前人們生育意愿普遍較低的現實,也為下一步繼續放開政策埋下伏筆,

“單獨二孩”政策的遇冷,不得不促使國家加快放開生育的步子,2015年10月29日,黨的十八屆五中全會明確提出“堅持計劃生育的基本國策,完善人口發展戰略,全面實施一對夫婦可生育兩個孩子的政策,積極開展應對人口老齡化行動”,這次全會除了繼續申明堅持計劃生育國策外,還明確提出了通過“全面二孩”政策,激發生育意愿,以應對人口老齡化,說明決策層已經有了強烈的危機感。

“全面二孩”政策實施后,翟振武等人曾估計這一政策將使出生人口峰值達4995萬,但實際上,根據國家統計局資料,在全面二孩政策下,2016年出生人口1786萬人,僅比2015年增加131萬人,到2019年出生人口降至1465萬,大大低于國家衛健委“十三五”時期每年出生人口數量在1700~1900萬之間的預測,

有學者認為新增人口只是生育堆積釋放的結果,增長勢頭不會持續,由于育齡人群開始縮減,未來年度出生人數可能進入一個持續的低谷期。任澤平等學者,更是認為翟振武等政策保守派,通過過于樂觀的估計一再誤導決策層,延誤積極生育政策的出臺。

從上面資料我們可以看到,從“單獨二孩”到“全面二孩”,我們的人口均衡發展的態勢并沒有得到根本性的改變,這是一個非常關鍵的問題。二孩政策實施以來,我國育齡人群所累積的二孩生育意愿正在逐漸兌現,生育堆積效應消退,對中國生育水平的提升作用非常有限,不能改變我國總和生育率長期低于更替水平和繼續走低的發展趨勢,

任澤平團隊估算,2016年總和生育沖高至1.7、較2015年明顯上升,2017年略降,2018年明顯下降至1.5左右,2019年基本持平,當前中國總和生育率水平不僅低于全球平均的2.47,還低于高收入經濟體的1.67。

從目前的資料來看,“全面二孩”并沒有改變中國總和生育率,我們需要更加積極的生育政策,


把生育權還給家庭

近些年,學界一直在討論中國是否會進入“低生育陷阱”的問題,“低生育陷阱”是指低生育水平具有自我強化機制,當生育水平降低到臨界值1.5以下,就如同跌入陷阱,會向更低的水平發展且難以回升,

那么問題來了,如果放開三胎,它的效果到底有多大?又或者,放開三胎,對保守派來說,問題又會有多嚴重呢?

對這個問題的回答,決定著未來我們生育政策的走向。如果認為中國有可能在低生育率的陷阱中難以出來,那么越早實施三胎,甚至全面放開生育就越好;如果認為中國不太可能如部分歐洲國家和日本、韓國、新加坡一樣,降到很低或極低水平,短期內中國陷入“低生育陷阱”的可能性并不大,那么就會傾向于維持今天的“全面二孩”政策,反對放開生育,

在過去的四十年,“一孩”計劃生育政策對中國經濟社會發展既有顯而易見的裨益,但該政策帶來的消極效果同樣十分明顯,如導致中國低生育水平、偏高的出生性別比、快速老化的人口年齡結構、“失獨”家庭問題等,在一個特定的時間段,我們能夠容忍這些“發展的代價”,但當社會的發展已經到了一個新階段,即計劃生育對社會的積極作用基本消退,消極作用極大顯現的時候,就不得不正面對待了。

回到上面的問題,如果放開三孩,到底會有多大的增幅?

下圖是2015-2019年從分孩次出生數(整理任澤平報告):


我們看到,2016年出生人口大幅增加131萬,主要在于一孩出生數大幅增加102萬、貢獻78%,二孩出生數增加57萬、僅略高于2015年的增量53萬;2017年全面二孩效應才開始明顯顯現,盡管當年一孩出生數大幅下降268萬,但二孩出生數大幅增加177萬;2018年和2019年,二孩效應基本消退,對總出生人口的貢獻連續降低,

從上面資料,我們可以基本做兩個推斷。

一是從五年資料來看,全面二孩政策實施后,僅在2016年和2017年這兩年有較大的波動,隨后兩連降,三孩的開閘,也同樣不可能有大的增長,但好處是能釋放生育意愿,為那些想生能生敢生的家庭提供政策支持。

從生育意愿來看,任澤平團隊2018年和2019年做了一個16萬人的調查,在全面二孩政策下,調查樣本的意愿總和生育率僅為1.42,全面放開可使意愿總和生育率提高22%至1.73,但實際上,一方面是意愿生育水平并不等于實際生育水平,實際生育水平一般小于意愿生育水平0.3-0.4左右。另一方面現實中已有家庭生育三孩及以上的,這意味著全面放開生育的效果不會這么好,

二是筆者設計了一個人口模型,未來30年的生育旺盛期(20-29歲)群體今天已經都出生了,假設未來一段時間人口不會有太大的起伏,以近5年平均每年出生人數1630萬人來算,在男女比例1:1,排除同性戀、丁克、不婚不育等因素的理想前提下,共有815萬對夫妻,如果維持全面二孩,生育水平相當于目前的1.5,那出生人口為1222.5萬人;如果放開三胎,將生育率提升到1.8,則為1467萬人。若要達到國家衛健委“十三五”時期每年出生人口數量在1700~1900萬之間的預測,則需要將生育率提升到2.1(1711萬人)到2.3之間,此外,如果將男女比例失衡、同性戀、丁克、不婚不育等生育負面因素計算在內,這個生育率數字還要至少提升0.3-0.5,也就是說,人口出生率至少要到2.4-2.8之間。

從國際經驗來看,新加坡生育率降至1.62時提出鼓勵生育,日本在生育率1.54時大幅提高育兒津貼,韓國在生育率為1.58時廢止計劃生育政策,中國生育率早已低至1.5左右,全面放開計劃生育政策,至少是放開三胎,已經刻不容緩了,

中國現在讓很多人堅持認為計劃生育政策減輕了總的人口負擔的原因在于我們的人口基數足夠大,不至于如新加坡、韓國等人口小國,再不重視,即會在未來可見的時間內“人口消亡”,

但中國發展研究基金會近日發布的《中國發展報告2020:中國人口老齡化的發展趨勢和政策》顯示,從2035年到2050年是中國人口老齡化的高峰階段,根據預測,到2050年中國65歲及以上的老年人口將達3.8億,占總人口比例近30%;60歲及以上的老年人口將接近5億,占總人口比例超三分之一。

這是什么概念呢,我簡單算了一下,如果我們不采取措施,相當于到2050年60歲以上老年人口為5億,假設到那時候人均壽命達到85歲,老年人口按年齡平均分布,也就是說每年可能有2000萬老年人口逝世,而我們每年新出生人口大概1220多萬,在不考慮其他年齡段人口夭折的情況下,人口負增長接近800萬,

人口生育的周期,我將它大致概括為,短期看政策,中期看經濟,長期看社會,政策的刺激作用和抑制性最能短期見效,但越往后邊際效應就越小,能提升生育率的,更要看經濟發展階段以及社會對生育的態度,這在我們系列的前幾篇文章中也有提到,在生育率下降之后,要提升上來無疑更難。

由于人口政策有20年左右的延后性,越往后越難處理。今天我們要做的,就是盡快全面放開并鼓勵生育,讓生育權回歸家庭自主,讓生與不生的鑰匙掌握在家庭自己手上。

當扶貧攻堅戰結束,未來生育攻堅戰同樣艱巨。

參考資料:

生還是不生?——來自16萬人的生育調查.任澤平;

建議先放開三胎:中國人口報告2020.任澤平;

“單獨二孩”,一項失誤的政策.喬曉春;

中國出生人口的新變化與趨勢.翟振武,陳佳鞠,李龍;

實施“普遍二孩”政策后生育水平會達到多高? ———兼與翟振武教授商榷.喬曉春;

適度生育水平與生育政策調整.薛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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