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宦官”與“官宦”兩個詞，雖然非常接近，意思卻大為不同，
“宦官”指的是失去性能力、專門服侍天子的人，又稱太監，在中國歷史上有著非常重要的地位，幾乎歷朝歷代都有他們活躍的身影，以至于《二十四史》中不少正史都有專門的《宦者列傳》，
“官宦”則是指普通官員，常常用來形容家族中常年有人出仕的家族，比如“官宦世家”則是歷代從政做官的家族，“官宦小姐”則是當官家里人的女兒，
不過，如此接近的兩個詞，為何意思卻大為不同？這就要從“宦”與“官”的起源說起了，
“宦”與“官”兩字形極為相似。事實上，兩者也的確有一定的關聯，
“官”字在甲骨文中，形狀為“此地館舍內有師”，一開始是“學館”之意，但很快便引申為“學館內從師之人”。之所以甲骨文這樣刻畫，是因為商周時期，治民、治軍都是需要經過一定的學習與訓練的，從商朝起，就有明確的“大學部”、“國小”、“庠”、“序”等不同年齡和型別的教育機構，周朝更是建立了嚴謹完備的“國學”、“鄉學”體系。在“大學部”通過考核的學生，便可以分配官職和爵位，這樣的待遇，大概讓今天的大學部生很是羨慕吧，
因此，“官”在脫離了“館舍”的含義后，很快就引申出了“吏事君者”的含義，也就是作為治理地方的官吏效忠君主的人。
而“宦”在甲骨文中的形態則是“室內之臣”，“臣”的造字原意是“俯首之奴仆”，因此，“宦”的最初的含義就是“在宮室內服侍的奴仆”。
但事實上，這里的“奴仆”與我們平時所理解的“專職勞作的奴隸”有所不同，比如戰國時成書的《國語·越語》中就記載“越王（勾踐）令大夫種守于國，與范蠡入宦于吳，”在吳國，戰敗的越王勾踐就是以奴仆的態度侍奉吳王夫差，甚至不惜為之嘗糞治病，由此得到了吳王夫差的信任，連伍子胥都不能動搖，最終得以回到越國、起兵覆滅吳國，
在奴隸主時代（包括西周），由于官職的任命很大程度上取決于君主（奴隸主）本人的喜好，而下屬的奴隸主也非常需要與大奴隸主保持密切的關系、保證對方的歡心，因此貴族擔任“奴仆”的職位，并不是什么令人羞恥的事情，反而極為常見，歐洲中世紀時，很多大貴族家里的奴仆，幾乎全部是下屬小貴族及其后代，奴仆與主人之間的關系也比我們想象的更加密切。
既然“宦”也是貴族、不過是地位較低的貴族，那么自然不可能是被閹割的，當時的貴族宮廷內也有被閹割的奴隸，但是大多來自于戰俘，并且地位很低，多半從事雜活，不具備干涉朝政的權力，商王武丁時就有“俘虜羌人三千，全部閹割，充入內廷”的記載，通過戰爭獲得戰俘、將戰俘進行閹割也是當時閹人最主要的來源。
西周初立、周公作禮時，明確規定了宮廷內“宦”的職位和數量，嫡長子繼承制的確立和后宮嬪妃的膨脹導致閹人宦官數量逐漸增多，其中被閹割的“寺人”就是專門管理后宮宮廷的，但作為“刑余之人”的閹人仍舊不具備政治地位，
春秋戰國時期，隨著諸侯權力的膨脹、中央集權的加強，不具備獨立政治訴求、天生能夠接近君主的閹人開始逐漸登上政治舞臺。春秋首霸齊桓公曾在管仲離世時詢問誰能成為管仲的繼承人，而管仲則明確指出了齊桓公的三個寵臣——易牙、豎刁、開方——都是決不能托付大任、必須驅逐的人，
這被稱為“三奸”的三人中，易牙是齊桓公的廚師；開方（衛開方）是衛國公子，放棄了衛國的繼承權前去侍奉齊桓公，父母去世也不奔喪；豎刁則是主動把自己閹割，侍奉齊桓公，齊桓公因為賞識他的“忠誠”行為，甚至將自己的一個兒子過繼給了不能生育的豎刁。
豎刁又名豎刀，據說原名貂，而所謂“豎”，是當時的蔑稱，比如“豎子”，“刁”則是因為他將自己閹割，因而被稱為“刁（刀）”。這三個人，在齊桓公晚期扶持不同公子起兵作亂，甚至將齊桓公活活餓死。最終原來的太子昭在宋襄公的幫助下回國繼位，易牙遠遁、豎刁被殺，衛開方則仍舊占據高位，甚至在太子昭（齊孝公）去世后，又改立原本扶持的公子潘（齊昭公）繼位，
原本出身普通的易牙和豎刁，僅憑借齊桓公的恩寵，就能得到霍亂朝綱的力量。正是君主集權的加強，使得君主對于身為閹人的宦官（被閹割的宦官被稱作寺人）有了更大的需求，他們也逐漸開始走上政治舞臺，
不過，直到戰國晚期，“宦者”與“寺人”仍舊是區分開的。比如著名的趙國繆賢，在宦者令期間就推薦了著名的名臣藺相如，宦者令這一官職，職責是管理所有宮廷宦官，其中不僅包括了負責后宮的寺人，也管理宮廷出入、奏章傳遞，可以說既是近臣也是重臣。但繆賢并不是閹人，值得一提的是，秦朝著名權宦趙高，也曾擔任過宦者令這一官職。
漢朝初立時，部分沿襲了秦朝的制度，宮中設立了“中常侍”等宦者官職，但仍舊以士人充任。東漢初立時，或許是為了抑制日益龐大的士族力量，規定“宦官悉用閹人，不復雜調他士”，而光武帝之子、漢明帝劉莊，更是開始擴大“閹宦”的規模，確保了其數量。
而整個東漢朝，由于常常有幼主即位、女主臨朝的情況出現，由于太后與外臣結交來往不便，更是不得不倚重宦官來處理朝政、來往外臣，宦官也由此掌握了更大的權力，與士族集團有了天然的沖突，甚至在一次次對抗外朝的權臣和叛亂中，有了裂土封侯的特權。
到東漢末年，宦官與士族集團的利益沖突到了幾乎不可化解的程度，宦官十常侍殺死大將軍何進后，士族帶兵進宮、盡誅宦官，僅僅留下了地位極低的少數小宦官，仍舊負責宮廷后宮內務，而到了王允之時，更是將宮內所有宦官掃地出門、完全由士人管理宮廷。
在短暫的曹魏和西晉時期，宦官都未能有太大的作為。而在漫長的東晉、十六國和南北朝時期，世家力量越發壯大、皇權持續衰弱，長期的動亂和短暫的割據都決定了一個政權難以豢養龐大而強有力的宦官集團，
在此期間，雖然“墻頭變換大王旗”，但長期為官的本地家族卻穩穩不變，因此也出現了“官宦之家”這樣的稱呼，指的就是世家豪族。
唐朝初年，世家力量可謂是達到頂峰，但很快也就走向了下坡路，隨著唐朝衰落、五代十國的到來，世家力量遭到了毀滅性打擊，以至于宋朝以后、再無世家，教育的相對普及和科舉的興盛使得“官宦”的標準也大大降低。《大宋宣和遺事》中，便稱李師師“這佳人非為官宦，亦是富豪之家。”宋詞人馮時行也在詩中感慨“官宦誤人多”，可見此時的“官宦”已經脫離“官宦世家”的限制，而轉向了小家庭、個人式的“官員”之意，
明清時期，中央集權達到頂峰，“太監”一詞從對高級宦官的稱呼、逐漸轉變成對所有宦官的統稱，宦官勢力也一如既往的依附皇權、成為政治舞臺上舉足輕重的力量。
從“宦”與“官”的區別，到“宦官”與“官宦”的斗爭，無不是隨著時代的需求而發展、因皇權的強弱而變化的，兩詞不過是毫厘之差，意思卻相差千里，“宦”與“官”從來糾纏不清的證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