說起大唐的審美，大家腦海里浮現的第一個詞可能就是“豐腴”——
《簪花仕女圖》周昉
實際上，在盛世大唐，還有另一種時尚風潮——胡化之風，
眾所周知，唐朝是一個開放包容的時代，初、盛唐時，自古而來的“華夷之辨”仿佛并不存在。以都城長安為例，不論是定居還是客旅，各個民族、宗教都能在長安得見一二，長安仿佛一個國際大都會， 《唐代長安與西域 文明》說：
長安胡化盛極一時，此種胡化大率為西域風之好尚：服飾、飲食、宮室、樂舞、繪畫，競事紛泊；其極社會各方面，隱約皆有所化，好之者蓋不僅帝王及一二貴戚達官己也，
胡化之風席卷大唐生活的方方面面，喜歡胡風的人更是囊括社會的各個階層，其中最能體現人們日常生活與審美的，莫過于服飾，而唐代服飾，色彩明艷、紋飾花哨，奢華而又標新立異，令人目不暇接，
胡帽
唐武德、貞觀年間，承北朝、隋代遺風，女子出門時必戴“羃”。羃本是胡羌民族的裝束，北朝時候傳入中國北方，大致模樣就是笠帽配上最長可垂至腳踝、遮蔽全身的紗，興許早些時候在北方民族的流傳有防風沙的實用作用，但傳入中原后，與《禮記·內則》中“女子出門，必擁蔽其面”的需求不謀而合，于是羃便成了北朝、隋、唐代早期女子出門的必備之物，
《持羃女侍圖》唐 燕妃墓出土
到高宗永徽年間，羃發展成了“帷帽”。帷帽，“拖裙到頸，即漸為淺露矣”，比起羃，帷帽上用來遮面的紗變短了，到頸即可，不再完全遮蔽身子，便利很多，不過當時認為這樣是“深失禮容”的，高宗還曾下令禁斷，但禁令作用極小，“猶未止息”，武則天之后帷帽大興，羃漸息，中宗即位后，覆裹全身的羃不復存在。
彩繪騎馬戴帷帽仕女泥俑，唐1972年吐魯番市阿斯塔那187號墓出土，新疆維吾爾自治區博物館藏，圖片來自新疆維吾爾自治區博物館編《古代西域服飾擷萃》
開元初年，“從駕宮人騎馬者，皆著胡帽，靚妝露面，無復障蔽，士庶之家，又相仿效，帷帽之制，絕不行用，”不論宮廷還是百姓，在開元年間基本都是戴胡帽，干脆不遮，靚妝露面。胡帽，一般指西域傳入的渾脫帽，多用較厚的錦緞制成，也有用烏羊毛制作。帽子頂部，略成尖形，有的周身織有花紋，有的還鑲嵌有各種珠寶，有的下沿為曲線帽檐。亦有的裝有上翻的帽耳，耳上飾鳥羽。還有的在口沿部分，飾有皮毛。式樣眾多，繁簡不一，
一些唐詩在描述西域“胡騰”舞的時曾提及胡帽形象：
石國胡兒人見少，蹲舞尊前急如鳥。
織成蕃帽虛頂尖，細氎胡衫雙袖小。
——劉言史《王中丞宅夜觀舞胡騰（王中丞武俊也）》
揚眉動目踏花氈，紅汗交流珠帽偏。
——李端的《胡騰兒》
胡人胡帽，彩繪胡人牽駝木俑，唐，1973年吐魯番市阿斯塔那206號墓出土，新疆維吾爾自治區博物館藏 圖片來自新疆維吾爾自治區博物館編《古代西域服飾擷萃》
彩繪胡裝女立俑，唐，陜西歷史博物館藏，女俑頭戴卷檐虛頂帽，身著翻領小袖上衣，綠色小口褲，足蹬紅色錦靴。俏麗瀟灑的裝扮，是唐代婦女崇尚胡服的真實寫照，圖片來源：陜西歷史博物館官網
胡帽大約在安史之亂后銷聲匿跡。安史之亂后，唐朝對胡人、胡風開始排斥和禁斷，
1995年版《武則天》截圖，圖為武則天在太宗身邊當馴馬女時，其穿著打扮走西域風。渾脫帽，翻領，收腰，窄袖，服飾胡化特征明顯
從羃到胡帽、從全身遮蔽到靚妝露面，在這個過程中，女性逐漸擺脫部分禮教束縛，長安社會風尚的開放性和包容性也體現了出來。
衣裙中的胡化元素
衣裙是服飾最主要的部分，各種風格都在這里得到最直觀的體現，
沈括在《夢溪筆談》中言：“中國衣冠，自北齊以來，全用胡服。窄袖緋綠，短衣，有蹀躞帶，長靴，皆胡服也……唐武德、貞觀時猶爾，開元之后，雖仍舊俗，而稍博矣，”大一統后，唐代服飾雖承北朝胡服舊俗，但有些“胡化”的風格在唐代是獨有的，
唐之胡化衣裙主要有兩種，一種是翻領胡服，另一種則是裝飾有各種外來紋飾的衣裙，
翻領胡服
翻領胡服長什么樣？
彩繪胡人騎馬射獵俑，唐，1960年陜西省乾縣永泰公主墓出土，陜西省歷史博物館藏，馬鞍上的騎士，頭扎布巾，身穿淡綠色左衽大翻領胡服，足穿小蠻靴
左衽翻領、窄袖收腰是基本特征，這種胡服主要是由西域胡人傳入，在唐朝可以說是掀起了時尚熱潮。
唐代男子的日常服飾一般是幞頭加圓領袍衫，袍衫一般為圓領、右衽，領、袖及襟處有緣邊，袖有寬窄之分，多隨時尚而變異，有說法稱男子圓領常服已經受到北方民族的影響，是在延續傳統的交領、對襟漢服的基礎上，增添的新款式，
這種圓領袍衫有一些特殊的穿法顯得和西域胡服很相似，即不合頸下胸上的一段，讓袍子前面的一層襟自然松開垂下，形成一個翻領的樣子，這也算向胡服中的翻領靠近，達到了與胡服相仿的效果。《長安十二時辰》劇中的張小敬 （雷佳音飾） 的部分著裝就是這種風格。
男子將日常的圓領袍衫模仿胡服穿著，只是其在唐朝流行的其中一種體現，這一時期最能稱得上胡服“潮流化”的是女子喜著胡服的現象，
開元、天寶之際，崇尚胡服之風最盛，女子穿胡服者甚多。與前文所言之胡帽的流行基本是同步的，開元初年，宮人出行除了靚妝露面之外還有一個特點就是有的人會身著胡服，作為引領時尚的宮廷中人，其著裝自然引起眾多士庶之家爭相模仿，開元中，“奴婢服斕衫，而士女衣胡服” （《新唐書·車服志》） ；天寶初年，“貴游士庶好衣胡服，為豹皮帽，婦人則簪步搖，權衣之制度，衿袖窄小” （姚汝能《安祿山事跡》卷下） ，
侍女與侏儒圖，繪制于章懷太子墓中，中間是一位身穿紅色翻領長袍胡服的年輕女子，陜西省歷史博物館藏
《長安十二時辰》中的侍女檀棋，身著翻領胡服
小袖袍翻領胡服，作為唐朝人偏愛的外來物，從樣式上看，新穎別致，在審美上有不錯的表現：不論是《長安十二時辰》中的檀棋，還是前文配圖《武則天》 （1995年版） 中穿胡服的武媚，抑或是古代壁畫中的侍女，穿胡服的她們都有著別樣的颯爽，有的還有雌雄莫辨之感，整體風格與傳統裙裝的柔美迥異，這種獨特的美具有強烈的新鮮感和吸引力；而從功用方面看，其窄袖收腰的設計方便行動不拖沓，具有較強的實用性；而且胡服不受唐朝禮法約束，不用分尊卑身份，貴女與平民一樣穿戴，胡服不受歡迎才是說不過去。
《長安十二時辰》中檀棋穿著傳統制式襦裙
1995版《武則天》截圖，武媚著傳統裙裝
不過，利落便利、風格獨特的胡服一枝獨秀的時間較短，到后來，女子不僅著胡服，還會直接穿圓領男裝出行或辦公，本應該只屬于男性的服飾，在唐朝也是女性的日常穿扮。馬縞在《中華古今注》中對這一現象有過敘述：“開元初，宮人馬上著胡服靚裝露面，士庶咸效之。至天寶年中，士人之妻著丈夫靴衫鞭帽，內外一體也。”男女異服的禮法在開放繁榮的唐代形同虛設，女著男裝不僅公開化，而且生活化，易釵而弁之風自上而下傳播甚廣。
武則天之女太平公主曾穿男裝，作武官打扮，著紫袍玉帶，頭戴男子帽飾，在高宗和武后面前跳舞。帝后二人當時的反應是開懷大笑，并問太平：“你又不當武官，為何要這樣打扮？”他們并沒有對女子穿男裝表現出太大的反感，只是疑惑為何選了“武官”的打扮，當然，這并不排除是太平受寵的緣故，不過，當時宮內侍女也著男裝恰好說明女子男裝并不是太平公主的特權，
繪于唐高宗第六子章懷太子李賢 （西元654年—西元684年） 墓中的壁畫《捧盆景侍女圖》中，走在中間的是一名眉清目秀，著男裝打扮的侍女，她頭裹黑色幞頭，幞頭兩角系于頭前，身穿淺色圓領過膝長袍，下著長褲和線鞋。她手中托著一只圓盤，盤中栽種兩株盛開的花草，花草間襯托著小堆玩石，花草嬌小艷麗，顯然是一盆樹石盆景。同樣繪制于章懷太子墓中的《觀鳥捕蟬圖》中也有一名著男裝的侍女，
《捧盆景侍女圖》，陜西省歷史博物館藏，圖片來自陜西省歷史博物館官網
《觀鳥捕蟬圖》陜西省歷史博物館藏，中間的侍女身穿窄袖圓領袍衫的男裝，腰系黑帶，帶下懸掛鞶囊，正躡手躡腳、全神貫注地捕捉一只停落在樹干上的蟬
天寶年間，唐玄宗寵妃楊玉環的姐姐虢國夫人和秦國夫人及其侍從于春天出游時，也有兩名女子身著圓領男裝騎馬游玩，按照《舊唐書》的說法，這些著男裝的女子便是引領時尚潮流的“宮人”。
唐天寶年間張萱《虢國夫人游春圖》（宋代摹本，絹本設色，現藏遼寧省博物館），畫面后排三人中著紅色男裝的明顯是一位女性，極有可能是虢國夫人的侍女
三彩男裝女俑 陜西省歷史博物館藏
服裝，作為顯著的社會符號和標志，具備劃清性別的界限的功能，唐代盛行的女著男裝打破了這一界限，這是歷史各朝代都不曾有過的大規模易裝，顛覆了社會基本的禮法規則，而服飾在性別上所刻畫出的分界線，又絕不僅是兩性在外觀上的區別，它更意味著表象之下的價值與能力，以及在社會中承擔的角色。這一時期女著男裝盛行除了對外來文化的嘗鮮，也有女子地位上升、針對女子的禮教束縛被逐漸打破的原因在，
明艷襦裙中的外來元素
除了流行于盛唐，極具特色的整套胡服外，唐代的女子服裝——傳統襦裙中也蘊含著明顯的外來文化元素，
初唐女子服裝，大多是上穿窄袖衫襦，下著長裙，腰系長帶，肩披長巾，足穿高頭鞋、履，并且有對襟、右枉交領兩種，窄袖長至腕，衣身短窄，僅至腰部。這種服裝最初流行于宮廷和貴族婦女之中，后傳至民間，不分官庶，遞相效仿，盛行于一時。
永泰公主墓前室東壁南側的《宮女圖》（左）； 繪制于房陵公主墓中的《托果盤侍女圖》（右） 宮女們均身著窄袖衫襦，下著長裙，腰系長帶，肩披長巾 陜西省歷史博物館藏
唐代還流行一種袒胸大袖衫襦，為貴族婦女在庭院中散步、采花、捉蝶、戲犬時常穿的服裝。現在關于唐代歷史劇中，婦女服裝皆是此類，為袒露胸上部，大袖、對襟、長裙、肩披被帛，飾有織文和繡文，面料多為紗羅制品。袒胸紗羅的衣裙體現出唐代女子著裝的大膽，與當時經濟發達、社會風氣開放有密切關系，中唐以后，窄袖的服裝己不再流行，取而代之的是寬袖衣衫，女子袍衫的袖子己加寬許多，至五代時，此風己成定型，直至北宋也無大變化。
周昉《簪花仕女圖》局部
這兩種裙裝的胡化體現在哪里？
首先從整體上說，窄袖衫襦可能本身就是承自北朝少數民族或者其他外來民族的裝束，其次，不論是窄袖還是寬袖襦，其色彩及裝飾風格與曾經素雅的傳統裝扮并不相同，大量明艷色彩的運用與以及紋章式圖案裝飾讓唐裝顯得更加的活潑精致，這些紋章式的花紋，很多都是外來文化的寫照。
當時流行的圖案紋樣可以分為：聯珠紋、纏枝紋、寶相花紋、團巢紋、幾何紋等。這些紋樣廣泛的應用于唐錦、金銀器、陶瓷以及建筑裝飾等多個領域，都是唐朝圖案藝術蓬勃發展的結果，在開放的環境下，中原王朝與外來民族接觸日益密切，文化也與外來文化相互吸收、融化、調和并趨于一體化，當時的藝術家們很喜歡外來的題材還有外國的神和圣者，他們不斷吸收借鑒著不同的創作風格。在此僅以聯珠紋作為載體做簡短的敘述，
小聯珠團花錦，唐，新疆吐魯番阿斯塔那出土 圖片來自大都會博物館展覽圖錄 Watt et al, China. Dawn of A Golden Age. 200-750AD，p.275
聯珠紋大致是由平排連續的圓形組成圓周邊飾，看起來很像串聯起來的珠子；圓心一般會飾鳥或獸紋，有的聯珠紋圓外的空間還會裝飾四向放射的寶相紋，聯珠紋是一種由波斯薩珊王朝 （西元226年-651年） 流傳而來的紋章藝術，傳入中原的時間是在隋朝，唐朝的時候非常盛行，我們時常聽聞的“波斯錦”一般指的就是這種紋路的絲綢，《北史·何稠傳》記載，隋初波斯來獻波斯錦 （即聯珠紋緯錦） ，隋文帝命何稠仿制，何稠仿制的比波斯的還好，唐朝也有大量仿制的波斯錦，數量比同時期其他紋錦織物多得多，聯珠紋可以說是唐錦中最具特色的紋飾。
大窠聯珠四騎狩獅錦 唐 日本京都法隆寺藏 圖片來自趙豐主編《中國絲綢通史》240頁
聯珠紋被應用于服飾之中的樣子在前文配圖中已經出現過，不知道是否有眼尖的讀者發現？一圈聯珠中裝飾著動物形象，整件衣服像被蓋章一樣布滿聯珠紋……沒錯，是《長安十二時辰》中張小敬的著裝——
電視劇《長安十二時辰》截圖
此處裝飾偏向暗紋，但低調的裝飾并沒有擋住聯珠紋錦的精致奢華，并且聯珠中的動物紋 （大概是獅子？） 讓服飾增添了力量感，很好的契合了這一男性人物角色的性格，電視劇《長安十二時辰》中，聯珠紋飾并不僅見于這一處。
《長安十二時辰》中太子所著服飾上為隋唐時期流行的聯珠團窠紋紋樣
聯珠紋也見于女子服飾，有的是裝飾在衫襦上，有的則是在長裙上。吐魯番出土的一件非常精致的仕女俑的著裝便是聯珠裝飾的，其飾聯珠對鳥紋，下身加薄紗裙罩條紋長裙，異域風情明顯，這種色彩亮麗的紋章單獨看倒還沒有特別的“異域感”，一旦變得密集，外來風情就彰顯了出來，而這種像紋章一樣的密集裝飾似乎也是從唐朝服飾才開始大量出現在衣物上，不排除是聯珠等外來紋飾的影響。
仕女俑 新疆維吾爾自治區博物館藏 圖片來自大都會博物館圖錄 Watt et al, China. Dawn of A Golden Age. 200-750AD，p.289
唐 張萱 搗練圖
服飾與文化交流
服飾，特別是常服，作為人們日常生活中最普通但也最重要的文化表達方式，蘊含了當時的文化潮流與審美，是最富時代特征的便裝，唐代女子的著裝由羃到靚妝露面，由傳統女裝到胡服、男裝以及袒胸襦裙，這些變化是外來文化的影響，也是社會風氣變化的寫照，是禮教對女性的束縛在逐漸被打破，
朝廷對外來民族的接納讓盛世文化與思潮更加多元，讓女性獲得了更多的“自由”，當然武則天登上帝位也對女性地位的提升有所幫助，她們的審美變得更加大膽新潮，胡漢融合的服飾風格在今天也不落潮流。唐代服飾中，著實有很多驚喜，
外來民族來到中國后，帶來文化也帶走文化，而服飾正是文化的載體，這一時期唐朝與外來民族接觸的重要途徑之一就是絲綢之路。唐朝是連貫東西的絲綢之路貿易發展的巔峰時期，不知道大家是否有注意到，唐裝的胡化，包括來自西域的整套胡服，來自更西方的波斯薩珊風格紋飾以及其他紋飾，基本都是由絲綢之路東傳而來，其傳播者是絲路貿易的主要承擔者——波斯胡人與粟特胡人，在安史之亂前，中國遍地可見他們的身影。
參考文獻：
［后晉］劉昫等撰，中華書局編輯部點校：《舊唐書卷四十五志第二十五輿服》，中華書局，1975年5月，第1版，
［宋］歐陽修、［宋］宋祁 撰，中華書局編輯部點校：《新唐書卷一本紀第一高祖》，中華書局，1975年2月，第1版，
［唐］姚汝能 撰，《安祿山事跡》，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
許楊彬《從唐代服飾看民族文化的交融》，碩士論文，天津工業大學部，2008年。
向達《唐代長安與西域文明》，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出版，1957年4月。
Watt et al, China. Dawn of A Golden Age. 200-750AD
拾肆，《長安十二時辰》服飾風華！驚艷服飾，一覽盛世！
讀史品生活，香料·珠寶·象牙：唐朝女性對舶來品的沉迷！
葛承雍，《大唐之國：1400年的記憶遺產》，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18年10月版。
花則部落格：唐朝服飾的常見紋樣
趙豐主編《中國絲綢通史》
新疆維吾爾自治區博物館編《古代西域服飾擷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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