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方衛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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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者權小星
本文字數：8184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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韓國三星電子宣布，當地時間10月25日，三星電子會長、三星集團第二代掌門人李健熙逝世，
（三星電子會長 三星集團第二代掌門人李健熙）
2017年8月，首爾中央地方法院第27號法庭，涉及韓國三星電子前高管的一場審判正在進行。
彼時作為該場審判的證人，時任三星電子副會長的李在镕在回答檢方公訴人的提問時，突然提到，“在父親李健熙會長還活著的時候…”，
現場一片嘩然，
就在李在镕說出這句話的十秒鐘內，三星電子的股價突然出現近1%的動蕩，直到李在镕匆匆忙忙將話改成“父親還健在（并展開活動）”，三星電子股價已經下跌了1.3%。
（三星集團會長李健熙獨子李在镕）
作為韓國第一大富豪，以及韓國市值第一位的企業的第二代掌門人，自2014年5月因心肌梗塞住院以來，李健熙的生死一直都是牽動韓國輿論界最關注的重磅話題之一。
據韓國某財經媒體首席記者吳羅卿（音譯）向東方衛視、看看新聞Knews記者權小星回憶，韓國國內至少出現過不下十次有關于李健熙死亡的傳聞，其中有兩三次直接上了門戶網站的熱搜，每次登上熱搜后，三星電子、乃至韓國KOSPI股指都會出現一陣動蕩，直到三星電子辟謠才恢復原狀。
不過，在李健熙真正逝世后，無論是李健熙居住的首爾漢南洞家門口的寂靜，還是首爾KOSPI股指仍舊堅挺不拔，看似一切都是如此平靜，但專家及知情人士普遍認為，背后對于韓國財閥體系，乃至全球科技市場，都會帶來一系列的改變，
一、“永垂不朽”
在李健熙逝世當日，記者請求三星電子方面對于李健熙逝世作出評論，隨后收到一封來自三星電子會長辦公室的郵件，
這封以“三星將永遠銘記”為標題的郵件提到，三星電子懷著極大地悲痛宣布，李健熙會長于10月25日，在包括三星電子副會長李在镕在內的家人的陪同下離開人世，
該郵件表示，李健熙的獨到遠見，使三星從一家本土企業，發展成為具有世界領先級別的創新企業，尤其是“新經營宣言”是過去、現在，再到未來，引領三星發展的重要驅動力，
“我們對于李健熙會長的家人表示深切同情，未來全體三星全體員工將繼續銘記并珍惜李健熙的記憶，對能夠與李健熙共事的時光心存感激，而李健熙對于三星留下的精神遺產也將永垂不朽，”該郵件對于李健熙作出如此評價，三星電子宣傳部門工作人員也向記者證實，該郵件內容正是三星對于李健熙的官方評價，
三星電子在“李健熙時代”下取得長足發展，截至2020年10月25日，相較于李健熙就任為三星電子會長的1987年11月，三星集團主力子公司三星電子的銷售額增加400%，市值更是增加3700%，
韓國高麗大學部政經學院李國憲教授向記者表示，李健熙的一生，基本貫穿了三星企業發展史的絕大部分，他與三星交融的人生故事，使得在談論三星這家企業時，無法脫離于李健熙而單獨談論這家公司。
時間回到1987年11月10日，三星電子首爾太平路大廈的會議室，
當天三星創業主李秉喆去世，三星電子立刻召開董事會，就下一任三星電子的掌門人進行討論，而候選人只有李秉喆三子李健熙一人，
據當時參加董事會的一名前高管回憶，當天的討論僅持續了不到30分鐘，就以全票通過李健熙擔任掌門人的議案，“幾乎沒有異議，所有人都像是已經定好了一樣。”
李健熙雖然只用了不到30分鐘便成為了掌門人，但李健熙為了成為掌門人，經歷了近三十年的波折。
（李秉喆與李健熙為數不多的休閑同框照）
李健熙出生于1942年，是家中位列第三的兒子，并在1961年高中畢業后，在父親李秉喆“學習先進知識”的要求下，先后赴日、赴美留學，1966年碩士結業后回歸韓國，進入三星旗下東洋廣播電臺（JTBC的前身）工作。
值得注意的是，韓國由于受到儒家傳統文化的影響，當時的大多數財閥企業仍然堅持“傳長不傳嫡”的原則，而在李健熙還在國外讀書的時候，長子李孟熙和次子李昌熙已經在自己的事業范圍內小有成就。
（三星集團創始人李秉喆與其子李健熙
一同視察三星工廠）
不過，一件轟動韓國各界的“化學工廠丑聞風波”的發生，使李孟熙等人的接班人之路受到重挫。
1966年5月，韓國一家媒體曝光三星與日本三井共謀，將55噸糖精及其他日本生產的產品偷運至韓國，
隨后在輿論的壓力下，李秉喆不得不離開三星集團，由長子李孟熙接班三星，次子李昌熙作為“主要責任人”被判處有期徒刑一年，
隨后，在監獄中的李秉喆次子李昌熙，向當時樸正熙軍政府提出，這件事情是由其父親李秉喆主導，并提出應該將李秉喆徹底驅逐出三星，隨后軍政府方面將這個資訊傳達給李秉喆，
李秉喆在質疑李昌熙受到李孟熙指使下發出這封信件，并將李健熙定為集團掌門人，史稱“王子之亂”。
（李健熙于1987年12月就任三星集團會長）
1987年12月1日，李健熙從三星高管代表手中接過象征三星集團的“三星旗”，并在現場宣布，將在20世紀90年代，將三星打造成為引領全球市場的一流企業，
二、芯片與“燒行動電話”
根據多名三星知情人的回憶，李健熙一直到1993年發布《新經營宣言》為止，很少在媒體或社會面前露面，一些需要拋頭露面的活動也多數派遣其他高管出席，
李國憲教授表示：“這似乎與李健熙在80年代曾主導三星收購韓國國有產業之一的石油公社，但最終失敗有著一定關系，以至于李健熙在入職后，花費了多年時間，為了了解三星的內部情況及所存在的問題。”
不過，綜合多方資訊了解到，李健熙在進入東洋廣播電臺后，隨即被派遣至美國硅谷，擔任特派員職務，而在硅谷期間，李健熙似乎對于芯片有著執著的興趣，以至于在回到三星以后，多次在會議上提出，注意到了芯片產業“點石成金”的優勢——影響家電性能的核心便在于芯片，從此多次提及開發芯片，并下決心投入巨資。
當時全球芯片產業雖還處在高速成長期，不過該產業已被美國鎂光、日本三菱、夏普等企業牢牢占據，美國依靠長期以來的系統集成的技術積累優勢，日本依靠長期積累的應用科技等，具有明顯的先發優勢；
而韓國當時的經濟狀態，雖然憑借樸正熙軍政府的新農村運動獲得巨大發展，但也僅能說得上是解決溫飽；因此當日本三菱得知三星將開發芯片產業時，該公司CEO直接表態“對于GDP水平較低的韓國，半導體產業并不適合”，并在公開場合宣揚“三星不能開發芯片的4個原因”。
此后，李健熙一度向美國鎂光及日本夏普派遣員工，以獲得半導體產業的初期技術，不過過程并不順利：
鎂光曾表示，將以400萬美元提供較為落后的產業鏈的設計圖紙，但后來以偷看文獻為借口反悔，并將三星方面人員趕出了鎂光。
夏普則雖然表面上應允三星的請求，不過實則嚴加看管，甚至不允許三星方面人員接近最新的生產線，
“當時三星的研究員們，因為夏普方面連工廠的面積等基本資料都拒絕提供，于是只能通過自己的腦子記住某些細節，比如有一位研究員通過自己的手指間距離、身高及步伐數，記錄工廠的大概面積及其他引數，（例如）工廠生產線寬為30步、長為222步。”曾在三星半導體工作多年的知情人士向筆者回憶，“不過，這些資料，對于建設一個高科技的工廠，顯然是不夠用的”，
芯片產業是典型的技術密集、資本密集型產業，其很難跳過一代芯片、進入下一代；而進入下一代的研發，則需要非常高的人力資本及研發成本，才能觸發量的優勢，后發企業剛剛開發了一代芯片，結果發達國家的先發企業直接降價，并投入新一代芯片研發。
正因為這一系列怪圈，導致終端企業更加偏向于性能穩定且價格低廉的先發企業產品，
沒有足夠使用量且背負大量投入的壓力下，后發企業只能面臨被市場淘汰的命運。
而無論是三星的內部人員、業界人士乃至于競爭對手都承認，如果沒有三星自身特別是企業家本人的主導作用，三星的芯片產業乃至韓國的芯片產業無法走到今天。
可以說，三星死磕芯片產業的背后，有著李秉喆、李健熙兩代企業家的拼命血拼。
1983年，三星成功開發64位芯片，落后于當時最先進的日本技術將近5年（即便是到了開發1MDRAM時，仍然落后1.5年），三星雖然于一年后成功量產64位芯片，不料卻遇上了半導體價格史無前例的暴跌，先發企業依靠技術及成本優勢，大幅降價，每片價格從4~5美元暴跌至最低時只有25美分，“而當時，三星生產64位芯片的成本是1.3美元，這也就意味著，每生產一片芯片，三星需要倒貼1美元。”知情人士告訴筆者。
記者查閱上世紀80年代后期的三星財報發現，三星電子當年虧損近3億美元，股權資本更是全部虧空；在外界看上去，三星比任何一個競爭對手都輸不起，也更沒有繼續加碼的資本。
1987年11月，三星創始人李秉喆去世；直到他倒下，都沒有看到自己一手推進的三星半導體產業獲得成功，而半導體，既是父親沒有完成的一大遺愿，也成為了擺在新任三星掌門李健熙的“心頭之患”。
若換成一般企業，可能在此刻會選擇放棄；而李健熙選擇了“豪賭”，
2002年的國際半導體學術會議（ISSCC）上，三星發布在“每18個月芯片上的晶體管數量就會翻一番，而成本卻下降到一半”的摩爾定律的基礎上，提出“每12個月芯片上的晶體管數量就會翻一番”的新定律，并準確預測這一系列的芯片產業變革將起源于移動終端、數位家電等非PC領域，并以時任三星電子半導體總管社長黃昌奎的姓，取名“黃定律”（Hwang’s Law），震驚世界。
這一舉動也意味著，三星在量產芯片產業取得巨大成就：成功脫離由美國企業設定的技術壁壘，從后發企業跳躍成為先發企業，并開始引導產業發展，
（李健熙視察三星芯片生產）
除了對于芯片的例外執著，李健熙對于質量經營的追求，同樣成為三星許多老員工眼中的“記憶”，
1988年，三星電子展示了首款可以在外移動撥打電話的行動電話，那一年韓國正在舉行奧運會，而李健熙在看到外國人仍然對于“排隊打公用電話”的韓國表示不理解的時候，直接表示“每個人拿著一臺行動電話的時代必將到來”，并結合當時三星電子的芯片研發成果，認定行動電話將成為未來三星電子的主要產業部門。
不過，當時的三星上下蔓延著快速趕超摩托羅拉、夏普等歐美日企業的目標，以至于在質檢方面出現巨大漏洞，
根據1990-2020韓國通訊白皮書的資料，三星行動電話在1990年的不良率高達11.8%。當時有兩件事情同時爆發，使李健熙受到巨大觸動，
一件事是由于當時的三星電子某代理商銷售了故障行動電話，而在更換后仍然出現同類故障，最終憤怒難耐的消費者拿著行動電話暴打代理商的事件產生，使得三星電子的不良品受到業內廣泛關注。
另外一則事件則為李健熙在訪問德國法蘭克福時，在當地的商超發現，三星的產品全部被羅列在日本、美國產品的一角，并滿帶灰塵，在詢問當地經銷商后發現，許多外國人眼中的三星，基本屬于“山寨日本產品”的代名詞，與劣質畫上等號，
這兩件事情似乎對于李健熙的觸動很大。1995年3月9日，李健熙指示將所有已經在市面上的行動電話產品、以及存在倉庫里的15萬臺智能行動電話產品進行回收，并當場燃燒；而在經歷了近500億韓元的損失以后，三星行動電話的不良率大幅度下降。
此后，李健熙秘密指示三星電子的公司內部電臺SBC，要求潛入工廠偷拍現場生產員工的情況，并表示“我以前也在電視臺工作過，很多東西公開去拍，是拍不出什么東西的，必須要偷拍，出其不意，才能夠知道真實地情況。”
SBC將洗衣機裝機員工不顧誤差，強行安裝部件等場面進行展示，將所有畫面展示在全體員工面前，并在播放畫面后，直接安排李健熙的畫面，
李健熙表示：目前的三星電子為了維修3萬人生產的電子產品，有將近6千人投身于售后——“這相當于一家公司進入了癌癥中晚期”。他宣布，將以不良率降低至3%為目標，推出“出現一個不良品，在排除不良原因前停止整個生產線”的制度。
據一位曾與李健熙保持多年溝通的人士向記者回憶，雖然李健熙小時由于父親的忙碌，而與李秉喆聚少離多，不過在后來與李健熙的一次哈拉中曾表示，其父親李秉喆和其老丈人洪進基是他人生途中的兩個“恩師”，一個教會通過不斷實踐去掌握問題，另一個則教會李健熙如何在經營過程中考量政治、經濟、法律等多種問題，“李健熙經常開玩笑說，我這也算是文武雙全了，”
與此同時，李健熙在韓國以“天天都說自己是危機”而聞名，但唯一一次對于三星的未來表態較為樂觀，則是在2010年的一次發言，當時李健熙曾提到“從我們的芯片技術來看，日本已經處于落后淘汰的階段，而中國趕上來還需要一段時日”，這也是李健熙唯一一次對于三星自己公司進行的肯定評價，自然也引發了市場的重大關注，
值得注意的是，李健熙一直以來對于三星的“走出去”，似乎有著獨特的執念。
據李健熙的一位高中同學向韓國媒體回憶，在高中時期，當時韓國的安保局勢尚不穩定，李健熙就多次提到，必須要讓韓國政府和企業從美國、日本等外國資本盡可能的多借錢、多投資，一方面能夠發展韓國經濟，另一方面才會使各大強國為了維護自身利益，更多的去考慮韓國的安全問題。
李健熙曾對外聲稱：“我的一生，80%時間都用在育人選賢上。”現在，三星已經建成覆寫全球數十個國家和地區的三星綜合技術院（SAIT），并每年巡回在各個國家推行專家制度，在派遣優秀人才出國的同時，還在包括中國北京大學部等多所海外知名高校開設專場招聘。
而即便是在李健熙活動較少的90年代前期，他也曾主導三星進入彼時剛剛與韓國建交的中國市場，并于1995年親自主導三星電子成立中國總部，李國憲認為，三星是韓國第一個將中國事業部門設定為與韓國總部平行的“總部”的韓國財閥企業，這足以說明李健熙對于總部經濟擁有一定的見解。
有趣的是，雖然三星的智能行動電話在華的占有率，已經從2008年的17%下降至2020年第一季度的0.3%，但對于包括三星在內的韓企來講，中國仍然是無法放棄的一大市場。韓國產業研究院的調查資料顯示，在華的韓國企業的經濟展望指數達到歷年來的新高，這也說明韓國企業對于中國市場的信心反而處于不斷提升的階段。
三、“財閥的典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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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韓國，李健熙早已超越一家企業的含義，成為“財閥”的代名詞，例如“社會保障福利是否有覆寫李健熙”、“我與李健熙之間的財富還差多遠”等等的問題時常會在韓國網路世界發酵。
一些持有改革財閥政見的韓國政治家，也會時常以三星作為最大的“攻擊目標”，不過無論是對于李健熙抱有質疑，亦或者是支持者，都難以否認，三星已經成為韓式財閥的代表。
（李健熙與夫人洪羅喜、長子李在镕合照）
值得注意的是，由于李健熙多次被曝病危，卻不斷為三星辟謠的情況多次出現，以至于部分韓國民眾將李健熙比喻為“長生鳥”，這種說法無論在支持者，還是反對者中都較為流行，同時這也說明了韓國人對于“從生到死都躲不開的”三星的愛恨情仇，
支持者認為，李健熙無論是對于韓國經濟、改善產業結構，還是韓國國家形象有著明顯的貢獻，因而李健熙一定會“再次醒來，重新振作”；而反對者則結合李在镕曾因試圖避稅繼承賄賂崔順實，被檢方起訴而揶揄。
能夠體現韓式財閥的典型特征的，便是1993年發布的三星“新經營宣言”，這個宣言在韓國國內以“除了老婆、孩子，其他什么都要換”為核心，在韓國首次提出自上而下的企業改革措施。
這段改革則是源于，李健熙高薪聘請日本籍顧問福田，并寫了一份13頁的《福田報告書》，文中對于三星內部的官僚主義、享樂主義及滿足于現狀等問題進行羅列，隨后李健熙要求三星的高管全部前往法蘭克福，提出“從我自己開始改革”的新經營理念，
（李健熙宣布“新經營戰略”五周年演講）
多名知情人士也回憶道，去過李健熙的家發現，其書架上相較于經營學等書籍，更多的是理工類及機械類相關書籍，
這種李健熙式自上而下的改革，被視為“只有像三星這樣，由一個人絕對掌控的企業才能夠做得到”，卻也使得截至2019年，李健熙認定的太陽能電池，電動車可充電電池，LED，生物制藥，醫療設備五個方面未來增長引擎帶來約440億美元的收入，
而在李健熙的改革帶領下，三星總產值占到韓國GDP的20%以上，旗下囊括電子、零售、主題樂園、金融服務、物產工程、生命科學等諸多業務，上市公司多達18家。
在最新發布的2020年財富世界500強企業中，三星電子名列第19位，營收達1977.04億美元。
另外，三星有近20種產品的世界市場占有率居全球企業前列，并且有三間子公司被《財富》雜志評選為世界500強企業，
不過，并不是這種韓式財閥經營一直“一帆風順”，看似強大的三星也面臨過數次危機，其中既有經營方面的，也有法律方面的。
在經營方面，除了80年代收購的失敗，其最大的失敗在于汽車產業的失敗。
酷愛分解汽車，并在美國留學期間修理并出售二手汽車賺取“第一筆錢”的李健熙，于1995年進入汽車產業，成立三星汽車公司，但隨后由于同時迎來現代汽車收購韓國第二大車企起亞汽車等噩耗，于1999年向雷諾出售三星汽車的大部分股份，
（李健熙考察三星汽車）
注：三星汽車存活于三星集團的五年中，
李健熙正式考察這家公司不下二十次，
這成為李健熙最器重的一家子公司。
李國憲曾回憶道：“李健熙曾經對于韓國官商勾結的政界表示過強烈不滿，曾提出“韓國這個國家，企業是二流，官僚體系是三流，政治是四流”，但與此同時又因為多次與政界發生瓜葛，而被檢方等機構調查，這也是三星、乃至韓國企業發展過程中的一個不得不面臨的矛盾。”
三星集團前法務部部長金勇澈于2008年曾曝光三星賄賂政府官員、媒體記者等社會各界人士，并逃稅1000億韓元，而韓國財閥“掌控”韓國的相關素材，也多出于金勇澈曝光的一些細節，
隨后，李健熙不得不如他的父親一樣，退出三星，并被判處有期徒刑三年、緩期五年，而在提倡“親企業”政策的李明博政府以“推動平昌冬奧會順利舉辦”赦免李健熙，也引發了社會各界的巨大爭議，
（2008年李健熙接受檢方調查
隨后對民眾道歉）
直至2014年李健熙因心肌梗塞住院，其長子李在镕進入到交班時刻，而今，李健熙逝世后，三星繼承人成為了輿論另一焦點，
（李健熙被時任韓國總統李明博特赦后
以國際奧委會委員身份出現在申奧現場）
李健熙膝下有四個兒女——唯一的兒子李在镕、大女兒李富真、二女兒李敘顯、小女兒李尹馨（已于2005年去世）。
（李富真/左 李健熙 李敘顯/右）
（李健熙小女兒李尹馨-已于2005年去世）
有訊息稱，為了避免重蹈爭位之爭，李健熙在子女繼承中早有安排。
其中，李在镕管電子和金融業務，李富真主管酒店和化工業務，李敘顯接管服裝和廣告業務，
而作為或將繼承三星旗下最大核心企業三星電子的李在镕，近年來因”行賄門“、財務造假、不正當交易等負面事件，頻頻被韓國檢方”關照“，甚至因”行賄門“入獄一年，且該案件還處于審理當中，
由此，今年8月，李在镕召開記者會，表示有關三星的許多外部爭議，都源自于繼承的事宜，從今以后，自己將所有的精力投資在提高公司的價值方面，承諾不會再因繼承人問題引發爭議，“我將明確表示，我沒有計劃將公司經營權交由子女繼承，”
李國憲認為，在“閨蜜干政”丑聞期間，韓國民眾反對樸槿惠的游行中，關于“清算財閥”、“審判三星”等口號多次出現，側面體現了韓國民眾對于目前財閥體系的不滿，因而李在镕就任以后的幾年，相比于此前的三星，在社會參與及形象方面的投入更加具體化，且更開始重視企業在社會上的形象，這也是韓國的財閥試圖逐步走出以“政商勾結”等負面形象所進行的自我拯救，
此外，由于根據安永會計師事務所此前出具的報告，韓國的遺產稅排在世界前列，最低稅率為18%，達到2500萬美元以上最高稅率為50%，以此計算，繼承人或將面臨76億美元的遺產稅，支付巨額遺產稅可能使得李氏家族對三星集團的控制變得復雜化。
事實上，除了法律糾紛，三星面臨的挑戰仍舊巨大。
雖然三星仍在全球消費電子市場“執牛耳”，但是蘋果寶刀未老，中國企業又窮追不舍，三星其實在各方面都面臨著挑戰和壓力。
在2020 CES（消費電子展）開幕前的主題演講中，三星電子總裁兼首席執行官宣布進入“體驗時代”，開啟以人為中心的十年創新，將硬體和軟體無縫結合，創造個性化體驗，并發布了小巧的球形滾動機器人Ballie。這是三星對人工智能時代物聯網戰略的進一步闡釋，
“AI+IoT”時代，智慧家庭的大腦最重要。三星強在芯片、面板和終端產品等硬體，深知要補上軟體的短板。畢竟亞馬遜、google、蘋果等通過智能語音助手，已在智慧家庭甚至智慧城市領域“先下手為強”，并已把物聯網的觸角伸向了智能汽車等新領域。
而在中國市場，三星則決定重點將從終端產品轉向上游部件，今年8月底，三星把蘇州8.5代液晶面板線60%股權和模組工廠100%股權轉讓給TCL，今后三星在中國將重點發展半導體、汽車電池等上游部件業務。
另外一點值得注意的是，記者從三星方面了解到，李健熙的葬禮將尊重家屬的意見，僅由家屬們參加并舉行；而值得注意的是，由李孟熙家族主導成立的CJ集團高管也前來吊唁，這似乎也意味著曾經圍繞在兩代人頭上的恩怨逐步瓦解。
近期，韓國樂天、現代汽車、LG等集團逐步完成下一代接班人的交接，而李在镕打破慣例，與現代汽車新任掌門人鄭義宣頻繁會面，就未來動力電池進行商討，也是在過去被認為“聞所未聞”的事情。
（李健熙與李在镕）
與此同時，目前仍作為“副會長”（副董事長）職位的李在镕在2017年曾表態，自己對于“是否升為董事長”并沒有太大興趣，并表示三星“李健熙會成為最后一任董事長”，這也意味著三星電子已實施成熟的職業經理人制度。
所以，三年前，在李健熙住院、李在镕入獄的情況下，三星電子的凈利潤甚至創出新高、成為全球最賺錢的電子企業，李在镕今年曾表示，沒有計劃將公司經營權交由子女繼承，將把精力投入到提高公司價值方面，
也許，李在镕的表態，能夠解釋這種變化的來源：“對于未來的洞察力及挑戰意志就是最大的收獲，雖然目前來自競爭對手及外部局勢的危機仍然嚴重，但在應對covid19肺炎疫情危機的過程中，民眾所表現的高度自覺性，也讓其對于未來充滿信心，因此三星將不分性別、年齡與國籍，致力于吸引更多的人才，以攜手共同克服危機。”
END
圖文編輯：七字小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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