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瀏河畔，金太倉，相傳春秋時吳王在此地建倉屯糧，故而得名，元時太倉是“天下第一碼頭”，東南大港；明初太倉是鄭和下西洋的出發地。樊村涇元代遺址位于太倉老城區東部、致和塘南岸，于2016年1月樊涇河北延溝通工程施工時發現。截至2017年9月，已發現房屋、道路、河道等各類遺跡350余處，出土數以噸計的元代中晚期龍泉窯及景德鎮窯瓷器、瓷片。初步推斷，該遺址是一處具有官方背景的瓷器貿易集散地。
元代瓷器貿易集散地
太倉樊村涇遺址
撰文、供圖 / 浙江省博物館
樊村涇遺址西區航拍圖，古樊涇河把遺址分為東、西兩個區域，文化堆積時代相同，或因功能布局而分居于河道兩岸。道路、水系完整，建筑基址分布有序，說明遺址具有一定的規劃布局，東發掘區房屋基址規模較大，墻體厚重，且各自有分間跡象，推測為倉儲基址。西發掘區房屋建筑基址密集，有一定的規劃布局，又發現有多處灶臺，推測為居住生活區域。
探秘：考古發現
2016年1月中旬，太倉市樊涇河北延溝通工程施工，開挖河道取土時發現大量瓷片堆積，經蘇州市考古研究所工作人員實地踏查、勘探，初步判斷此處存在一個以元代中晚期龍泉窯青瓷為主要遺物的大型遺址。據文獻記載，此處原有古河道樊村涇，且該遺址分布樊村涇兩岸，主要文化內涵時代為元代，因此命名為樊村涇元代遺址，
古樊涇河把遺址分為東、西兩個區域，文化堆積時代相同，或因功能布局而分居于河道兩岸，道路、水系完整，建筑基址分布有序，說明遺址具有一定的規劃布局，其中東發掘區房屋基址規模較大，墻體厚重，且各自有分間跡象，推測為倉儲基址。西發掘區房屋建筑基址密集，有一定的規劃布局，又發現有多處灶臺，推測為居住生活區域，
浙江省博物館的工作人員在清點文物，此次發掘出土的瓷器，95%以上器物沒有使用痕跡，且部分器物燒制時所使用的墊餅等窯具尚未分離，一方面證實了元代文獻記載“窯火既歇，商爭取售”的瓷器熱銷度，另一方面也佐證了本遺址出土瓷器在當時匯集于此的唯一目的：作為商品販賣。
樊村涇遺址出土如此大規模的元代倉儲和生活建筑基址，為研究元代建筑及古太倉城建規劃提供了詳實、可靠的實物資料，有著特別重要的意義。
一是遺址發現了目前除龍泉窯址考古之外規模最大的一處龍泉窯青瓷遺存，出土數以噸計的元代中晚期精美龍泉窯青瓷器、瓷片，對補充元代龍泉窯青瓷標型器和建立元代龍泉窯青瓷標本庫具有重要學術價值，填補了本地區元代海外貿易相關遺存的空白。
二是該遺址可能是“六國碼頭”的重要組成部分。元代的太倉港，不僅是朝廷海運漕糧的起點，也是國際貿易的重要碼頭，當其時，“番漢雜處，閩廣混居”“商船旅泊，貨盈市集”，享有“六國碼頭”之譽。至正二年（1342年），元廷還在致和塘岸、武陵橋北設置了“慶元等處市舶分司”管理海外貿易，
樊村涇遺址出土龍泉青瓷（圖1），
龍泉窯青瓷碗，明（圖2），
樊村涇元代遺址發現了元代中晚期的大型倉儲基址，以及河道、駁岸等港汊遺跡，加之數以噸計的元代中晚期龍泉窯青瓷，表明這很有可能是一處文獻失載的官方瓷器貿易集散地，是“六國碼頭”的重要組成部分，
三是為元代太倉港參與海上絲綢之路貿易提供了實物證據。樊村涇元代遺址出土的瓷器除浙江龍泉窯、江西景德鎮窯以外，還涉及宋元時期南北各地諸多窯口，如河北磁州窯、曲陽定窯，浙江金華鐵店窯，福建連江浦口窯、莆田莊邊窯、福清東張窯、閩清義窯、南平茶洋窯、晉江磁灶窯等，這些瓷器具有較為明顯的外銷屬性，大多可與韓國新安、遼寧綏中三道崗等沉船出水瓷器相印證，是元代太倉港參與海上絲綢之路貿易的實物證據，為海上絲綢之路考古提供了新的材料。
太倉在元代是一個港口城市，沒有大規模的制瓷手工業，而此次發掘出土的瓷器，95%以上器物沒有使用痕跡，且部分器物燒制時所使用的墊餅等窯具尚未分離，這一方面證實了元代文獻記載“窯火既歇，商爭取售”的瓷器熱銷度，另一方面也佐證了本遺址出土瓷器在當時匯集于此的唯一目的：作為商品銷售，
解讀：良倉良港
瀏河畔，金太倉，太倉原名岡身，以東南沿海高于西部平原而得名，地質研究證明，太倉古代瀕臨黃海，后由于海岸線東移，才漸漸變成內陸。相傳春秋時吳王曾于今太倉一帶建倉，后遂改名太倉，又稱東倉。另一說東倉為戰國四公子之一的楚國春申君黃歇所建，
海運倉遺址位于太倉城廂鎮南郊區，由兩個長方形土臺組成，據記載，海運倉始建于元代，擴建于明代，主要貯存從江南各地征集的糧食，再運至京都、遼東等地以備軍需。元代時，太倉就已是水深口闊的天然良港，當時為滿足北方糧食需求，創開海運，明代海運倉的規模達到“九百一十九間，時運糧七十萬石”。如今，海運倉遺址的考古發現為史料提供了實證，
洪武五年（1372年），明代朝廷派遣楊載出使琉球（今日本沖繩），通知即位建元，并承認琉球王國中山王察度的國王地位，與琉球確定了宗藩關系，
元代之前，太倉還是個“居民鮮少”的“墟落”。自從元代開海運以來，這里便成為一個關乎全國經濟命脈的重要海港。統治者開發漕運，加強南北經濟交流，拓展海上對外貿易的治國興邦之策，使太倉在不到百年的時間里，成為漕運萬艘、行商千舶、四方謂之“天下第一碼頭”的東南大港。明初，鄭和下西洋也選擇太倉作為出發地，
元代太倉港有兩大港區，一是城區南部的南關，一是城東入海口的劉家港，都是“六國碼頭”的組成部分，水上交通不僅有河漕，還有海上交通線。大陸航線有三條，都是從劉家港（今江蘇太倉）啟航達直沽（今天津），海外航線主要有兩條：一是東海航線，可達今北韓、韓國、日本；二是南海航線，可達今東南亞各國，南亞與西亞各國，非洲北部及東岸沿海地區，
龍泉窯青瓷花瓶，南宋-元（圖1），龍泉窯青瓷青銅器形狀的花瓶，明（圖2）。考古發掘的15至16世紀的墓葬中，出現了不少這種款式的花瓶，可見在當時這種形狀的受歡迎程度，青釉刻花牡丹紋瓶（圖3），
延祐二年（1315年，延祐為元仁宗年號）所立、高148厘米、寬70厘米、由元代著名書法家趙孟撰并書、現藏于太倉公園碑廊的《昆山州重建海寧禪寺碑》，記述了海寧禪寺的興建、沿革過程，并有兩處涉及元代太倉海運事跡的文字：“大德初，海水漲溢，東起崇明、西及真州。時朱左丞清以萬戶佩虎符于海上，遂請額于朝以壓之，因仍其名賜焉”，表明海寧寺之名系因朱清祈求海運安寧而改；而“上都國師亦取道茲境，將附舶往阇婆國覓，時駐錫焉”，說的是因為當時的市舶司還設在上海，但主要碼頭是太倉劉家港，所以“上都國師”取道太倉、暫時駐錫海寧寺是為了在此搭商舶去阇婆國（今屬印度尼西亞），可見太倉與東南亞的貿易路線在元初即已開通，
元代開辟海運是大陸海運史上的大事，其在路線、管理等方面都與太倉有密切聯系。由于太倉在海運運營、管理等方面的成熟，為明初鄭和由此下西洋準備了條件。在鄭和下西洋之前，太倉就已出現了幾位著名的航海家，
荷花紋“至元四年”碗底，這兩件龍泉窯殘碗內心印有“至元四年”（1388年）字樣，是極具學術價值的龍泉窯紀年材料，
朱清（1236～1306年），字澄叔，崇明姚沙人，原系楊氏家奴，因不堪其虐待，殺其主而避跡海上。與張瑄結伙販私鹽，后淪為海盜，并因此而熟悉南北海道諸島門戶，后受宋朝廷招安。宋亡后，降元。至元十二年（1275年），運管軍千戶；至元十三年，受元朝丞相之命，將南宋庫藏圖籍運至大都，至元十六年，朱隨都元帥張弘征戰被升為武略將軍，
張瑄（？～1302年），嘉定（今上海市嘉定縣）人，少年時為無賴，后隨朱清販私鹽和充海盜。至元十三年（1276年），伯顏令他和朱清海運南宋庫藏圖籍至大都（今北京）。至元十九年（1282年），與朱清開辟海道，運糧至大都，1285年任海道運糧千戶，官至江南行省左丞，
由于朱清、張瑄開發海運，太倉發展成為東南沿海的大港，富庶繁華，朱清由都漕運萬戶，累官至河南行省左丞，朱清、張瑄還置辦大批海船，與東南亞諸國通商，使太倉成為盛極一時的“六國碼頭”，
拾貝：碧海絲路
海上絲綢之路是古代大陸與世界其他地區進行貿易往來的海上通道。在宋元時期，大陸造船技術和航海技術的大幅提升以及指南針的航海運用，全面提升了商船遠航能力，這一時期，大陸同世界60多個國家有著直接的“海上絲路”商貿往來，
樊村涇遺址。遺址發現了目前除龍泉窯址考古之外規模最大的一處龍泉窯青瓷遺存，出土數以噸計的元代中晚期精美龍泉窯青瓷器、瓷片，對補充元代龍泉窯青瓷標型器和建立元代龍泉窯青瓷標本庫具有重要學術價值，填補了本地區元代海外貿易相關遺存的空白，
在無數還原海上絲路的努力中，一艘艘古代沉船帶來的價值格外珍貴，這些或因天災或遇人禍而沉睡于海底的歷史見證者，給予了后世一段段天然而真實的歷史，這些沉船成為千年海上絲路貿易最細致入微的見證。大陸海岸線上的沉船遺跡北起渤海、南至三沙，至今發現的已有數百處之多，和陸上絲綢之路相比，海上絲路有著更直接的貿易方式、更大額的貿易往來，
1989年11月，在太倉城內賣秧橋以南200米鹽鐵塘東岸筑駁岸挖土時，于約3.5米深處出土古代海船大舵一件，該舵連桿全長6.05米，舵葉部分殘長4.05米，舵桿徑約30厘米，上有兩個長方形孔和四處鐵箍。在舵周圍同時出土有宋代、元代瓷器碎片，以此推斷船舵很有可能為元代遺物，出土舵桿現收藏于太倉市博物館，
龍泉窯歷經南宋時期的崛起以后，在元代迎來發展的又一個高峰，進入14世紀，龍泉窯的產品風格基本定型，以單一的青瓷為基調，變化不同的裝飾方法，形成商品化的大宗生產模式，產量劇增，尤其是生活用瓷數量激增，燒造工藝更加復雜，大型器物多見。龍泉窯青瓷刻蓮花紋蓋壇，元（圖1）。龍泉窯青瓷盤，元（圖2）。青釉纏枝牡丹紋奩式爐（圖3），龍泉窯青瓷罐，宋（圖4）。龍泉窯青瓷碗，宋（圖5）。龍泉窯青瓷花盆，南宋-元（圖6），
1993年2月，在太倉城東半涇灣水利建設中，開挖老半涇河4米以下處出土古船一艘，出土船全長19.5米，寬4.6米，共有13個艙，船型為平底沙船。出土時船頭及船尾部分殘損，伴隨出土有零星的宋元青瓷片和明代青花瓷片，專家實地考察和鑒定認為該船為元末明初漕運所用的平底沙船，同月，在古沉船出土點附近又出土古船棕繩一根，出土層次與古沉船相同，
2014年5月27日，疏浚拓寬太倉半涇河萬豐段河道時，在主河道外側發現了一條木質古船。古船實測殘長17.4米、寬4.8米，船體平面略呈柳葉形，前端橫剖面V形，后端橫剖面U形，共11個隔艙、雙桅，屬江浙近海貨船。依據船型，結合歷史文獻，推測古船廢棄年代應不晚于元代。
龍泉窯青瓷舟形硯滴，元，
貿易的興盛產生了市舶司——海關的前身。市舶司為宋元時期朝廷管理對外貿易的專門機構，負責外貿物品的核驗、抽解諸事。唐高宗顯慶六年（661年），設市舶使于廣州，總管海路邦交外貿，派專官充任。市舶使的職責主要是：向前來貿易的船舶征收關稅，代表宮廷采購一定數量的舶來品，管理商人向皇帝進貢的物品，對市舶貿易進行監督和管理，是市舶司的前身，
宋開寶四年（971年）在廣州設市舶使，掌海上貿易；徽宗崇寧元年（1102年）又在杭州、明州（今寧波）、溫州、密州（今山東膠縣）、秀州（今上海淞江縣）等地設市舶司，負責檢查進出船只商貨、收購專賣品、管理外商；建炎（1127～1130年）初，罷閩、浙市舶司，職歸轉運司，
樊村涇遺址庫房。
元同宋制，世祖時，于廣東置市舶提舉司，武宗至大時（1308～1310年）罷，仁宗弛禁，改立泉州、廣州、慶元三市舶提舉司，掌發放船舶出海公檢、公憑，檢查出海船舶及管理所轄口岸船只事宜。
至正二年（1342年），元廷在太倉致和塘岸、武陵橋北設“市舶分司”，強化了對太倉一地海外貿易的管理，同時起到了為慶元港分流的作用，促使太倉港的吞吐能力進一步提升，據《嘉慶直隸太倉州志》所附城圖，武陵橋北即今城廂國小一帶。
由于太倉海運漕糧始發港的重要地位，元廷在太倉城內、外修建了兩座供奉海神天妃的廟宇，每年春夏之際，還要派遣特使前往獻祭，祈求海運順利進行。
尋跡：龍泉瓷路
元朝是大陸歷史上大一統的王朝，中央集權的封建制度促進多民族的融合以及南北文化的交流，龍泉窯歷經南宋時期的崛起以后，在元代迎來發展的又一個高峰，進入14世紀，龍泉窯的產品風格基本定型，以單一的青瓷為基調，變化不同的裝飾方法，形成商品化的大宗生產模式。產量劇增，尤其是生活用瓷數量激增，燒造工藝更加復雜，大型器物多見，
內銷，自14世紀開始，龍泉青瓷的足跡遍布于全國的各個地區，這一方面與元代大一統的局勢有關，另一方面是龍泉窯自身發展壯大的必然結果。經過遼宋金時期的長期分裂和戰爭，北方的青瓷窯口一蹶不振，龍泉地區憑借優質的制瓷資源和不斷創新的制瓷工藝，成為當時最受歡迎的青瓷窯口。
外銷是推動龍泉窯在14世紀以后發展壯大的重要因素之一，龍泉青瓷通過陸路和海陸兩條線路源源不斷地向東亞、東南亞、西亞、歐洲、非洲各地輸出，
龍泉窯青瓷牡丹紋罐，元，
陸路方面，傳統的絲綢之路仍然暢通，從大都向西經過寧夏、甘州、新疆等地，通往中亞、西亞各國，更遠可抵達歐洲，海路方面，元代的海路運輸更加發達。宋元時期，龍泉青瓷在東亞地區出口的主要目的地是日本，寧波港（當時名慶元）是龍泉青瓷出口到日本的主要始發地。大量龍泉青瓷的食用器、花器、宗教祭祀器以及酒器、茶器等成為輸往日本的最主要陶瓷品種，
1976年打撈出水的新安沉船就是當時輸往日本的海運船，其中共有14000多件大陸各窯口的瓷器，而龍泉青瓷共有9000多件，占了60%多，充分說明了當時龍泉青瓷在輸往日本瓷器中所占的分量。
在樊村涇遺址出土的龍泉窯青瓷均未發現明顯使用痕跡，且有同類器聚集堆放、疊壓壘摞現象，其器類、器型與韓國新安沉船打撈出水的元代龍泉窯一致，表明其中有相當批量為外銷商品瓷，與史書記載的“清、瑄因通海外番舶，凡高麗、琉球諸夷，往來市易”提供了考古學證據。
江蘇太倉瀏河鎮劉家港天妃宮“通番事跡碑”，由于太倉海運漕糧始發港的重要地位，元廷在太倉城內外修建了兩座供奉海神天妃的廟宇。每年春夏之際，派遣特使前往獻祭，祈求海運順利進行，“通番事跡碑”記載了鄭和七次下西洋獲神庇佑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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