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24年10月，雍正皇帝一紙令下，浙江嘉興人李維鈞從直隸巡撫任上提拔為直隸總督。這是清朝歷史上第一次設立直隸總督，李維鈞因而成為清朝第一位直隸總督。
直隸總督的正式官銜為“總督直隸等處地方提督軍務、糧饟、管理河道兼巡撫事”，總管直隸地區的軍政民務。直隸總督例授兵部尚書、督察院右都御史，官階為從一品，由于直隸總督管轄的區域位于京畿要地，位高權重，位居清朝八大總督之首，
直隸總督的駐地位于保定。從1724年以來，歷任直隸總督都在保定辦公，處理大小事務。如今，保定還保留著直隸總督署，是保存比較完整的一所清朝省級衙署，1988年1月被公布為第三批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100多年來，直隸總督署經歷了無數歷史風云變遷，人們因此稱為“一座總督衙署，半部清史寫照”。
從1840年鴉片戰爭爆發后，天津作為毗鄰京城的國門，發揮著越來越重要的作用，特別是1860年天津開埠，西方列強紛紛在天津設立租界以來，天津在政治和經濟版圖上的重要性，已經悄然超過了保定，天津取代保定成為直隸總督駐地，已成定局，只分時間早遲。
1870年，天津發生了一件大事：法國10名修女、2名神父、2名外交官，以及3名俄國商人被殺。法國領事館和望海樓教堂被燒。這就是著名的“天津教案”，
當時直隸總督是曾國藩，曾國藩住在保定，那段時間正在飽受眩暈病癥的折磨，痛不欲生。然而，轄區內發生這么大的事件，不但驚動了朝廷，還引起了法國、英國、美國、俄國、比利時、德國、西班牙7國的關注，曾國藩不可能視如未見。很快，曾國藩就在清廷諭旨的要求下，迅速從保定出發，奔赴天津，會同三口通商大臣崇厚辦理此案，
就在曾國藩處理天津教案時，朝廷就有了讓直隸總督搬到天津，與三口通商大臣一起辦公的想法。畢竟，天津“華洋雜處”，需要直隸總督出面處理的事情太多，如果直隸總督依然在保定辦公，兩地相距300多里，清朝時交通不發達，官員出行不是騎馬就是乘轎，一來二去要耽擱好幾天時間，耽誤了事情怎么辦？
曾國藩處理完天津教案后，被朝廷調回南京，繼續擔任兩江總督。繼任直隸總督的是他的學生李鴻章。李鴻章聽到將直隸總督駐地搬到天津的想法后，持反對的態度，
李鴻章奏報朝廷時說，保定是直隸省的中心，具有控制全局的地理優勢，“昔人于此（保定）建置省城，實得形要，是以歷任總督，均須駐省辦事，總攬全局”。相反，天津相對于整個直隸省來說太偏了，“偏在一隅，似非督臣久駐之所”，
這時候，三口通商大臣崇厚奉命出使法國，為天津教案向法國“賠禮道歉”，左都御史毛昶熙奉命署理三口通商大臣，參與天津教案的善后處理談判。毛昶熙認為，管理牛莊、天津、登州三口通商事務的三口通商大臣，與直隸總督的職責有所沖突，不如將它裁撤，它的職責改由直隸總督負責：“三口通商亦不必專設大員， 所有洋務海防均宜責成直隸總督悉心經理。”
清廷接受了毛昶熙的建議，裁撤了三口通商大臣，改為北洋通商大臣，由直隸總督兼任：“天津洋務海防，較之保定省防，關系尤重，必須專歸總督一手經理，以免推諉而責專成。”為了便于履行北洋通商大臣的職責，直隸總督需要在“每年于海口春融開凍后，移駐天津”，等到“至冬令封河，再回省城”，清廷特別指出，“如天津遇有要件，亦不必拘定封河回省之制”，意思是有必要的話，直隸總督可以長期駐守在天津。
就這樣，當初信誓旦旦要留在保定的李鴻章，不得不在每年春暖花開之后，搬到天津去辦公，
李鴻章到天津辦公后，逐漸認識到天津的重要性，觀念產生了變化，他認為：“天下大勢，首重畿輔。中原有事，則患在河防；中原無事，則患在海防。”基于這種理念，李鴻章在絕大部分時間里，都留在天津辦公，參與和見證了許多重大歷史事件。
1877年6月15日，李鴻章在天津直隸總督衙署和天津機器東局之間搭設了大陸第一條電報線路，1881年，夏威夷國王卡拉卡瓦一世來到天津，李鴻章親自接見，并在天津利順德飯店請國王吃燕窩呢。
李鴻章在天津工作、生活了近30年。30年間，天津從“偏在一隅”的小城，搖身一變為在全國和國際都有著極大影響力的繁華城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