風是一種曖昧不清的自然現象，寫作者要在“捕風捉影”中，去面對一個可能是殘缺的歷史，
文 / 巴九靈
按照嚴肅批評家們的慣常看法，偵探小說（包括諜戰類小說）屬于那種不尷不尬的“亞文學”，假如有一條關于文學的物種“鄙視鏈”的話，這種型別小說比奇幻武俠小說的處境還糟糕一點。
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書是《風聲》，作者是茅盾文學獎得主、廣受讀者熟知的麥家。
憑借《風聲》這本書，麥家不僅證明了優秀的諜戰小說完全可以和嚴肅文學一較高下，還把當代大陸諜戰型別文學推向了世界。他也因此成為第一位入選英國“企鵝經典文庫”的當代作家。
原著和電影版《風聲》相比，除了人名地名外，簡直是一個全新的故事，
故事中的“我”聽說了這么一個故事：因為汪偽政府發現情報泄密，所以在日軍長官肥原的監控下，把所有經手情報的4個汪偽工作人員軟禁在一個叫裘莊的地方，他們試圖通過威逼利誘、嚴刑拷打和互相猜忌內斗，來找出代號為“老鬼”的地下工作者，
這種找出“泄密者”的劇情設定，有點像偵探小說中的“殺人游戲”橋段：在密閉的環境里，一定有一個“壞人”，大家互相“指認”，靠推理找出真兇，臥底的任務是試圖混淆視聽，隱藏自己的同時，將被截獲的情報重新傳遞出去。而麥家最擅長的技巧，就是在封閉空間里點燃并引爆人性的詭譎與幽深，
以《風聲》為代表的現代諜戰小說，最重要的一環是什么？是身份認同的問題，
首先就政治層面上，“敵”“我”關系的確認。毛主席的一句名言“誰是我們的朋友，誰是我們的敵人，這個問題是革命的首要問題”，完全可以把其作為諜戰類小說的座右銘。
敵我關系似乎是一種涇渭分明的口號，但當這種政治哲學層面的議題，落到《風聲》這篇小說中，所呈現的棱面很多，有大陸共產黨的臥底，有國民黨軍統的特務，有汪偽政權的高官，還有日本人。誰是共同的朋友？誰又是國家的敵人？小說中，被囚禁的四人相互撕咬，栽贓暗算，人人在找鬼，人人在搞鬼，這些就構成了種種情節沖突和陷阱謎題。
其次涉及到心理層面，諜報人員本身的心理身份，我們生活中常說“人生如戲，全靠演技”，其實我們日常生活里的一切社會行為在某種意義上都是帶有特定身份的表演行為。
因為間諜、臥底這種職業的特殊需要，他們切換心理身份的頻率要比普通人快速得多，上一秒可能還是你好我好的和事佬，下一秒可能就是恨不能挫骨揚灰的仇敵，還是香港電影《無間道》主題曲唱得好：“一路上演出難得糊涂，一路上回顧難得麻木，在這條親密無間的路，讓我像你，你像我，怎么會孤獨，”
假如僅僅到這里，這本小說僅僅算優秀（電影也只拍了前三分之一，而且進行了大幅的魔改），但妙就妙在這個故事被講了三次，分別叫做“東風”“西風”“靜風”，
作者先用一半的篇幅講了一個故事，然后突然筆鋒一轉，由另外一個人告訴你，先前那個故事有問題，被篡改了，還沒完，這個故事出現兩個版本以后，故事中的“我”，從旁觀者角度發現了更多的破綻。
作者在后記中談到“東風是大陸共產黨說的一套，西風是國民黨說的一套，而靜風則是我靜觀其變，查漏補缺，翻老賬，整理蛛絲馬跡。但我整理出來了嗎？好像沒有，也不能有”，這才是麥家講故事的“底牌”。
很多人會講《風聲》和芥川龍之介的《在竹林中》（后被黑澤明拍成《羅生門》）在敘事上有所雷同，雖然都是黑暗世界里人心的起落問題，但麥家的小說放大了推理小說中的智力因素，小說中幾乎每個人物都盡可能運用邏輯思辨、理性推理，來逃脫自己被“指控”的危險。所以麥家的小說被經常當作“新智力小說”的代表。
沒有看過原著的讀者，假如帶著電影的那點先入之見進入小說，似乎有點小看了麥家。電影更像是編劇為了更集中矛盾沖突，被改編成黑白陣營分明的版本。
在“歷史”這個核心問題的處理上，編劇顯然和麥家背道而馳，所謂“風聲”，不僅僅是指小說中，用各種聲音去捕捉，去組裝對一個人的印象，去推斷事件的變化，去確認誰是“臥底”，它更是麥家寫作的一種態度：風是一種曖昧不清的自然現象，寫作者要在“捕風捉影”中，去面對一個可能是殘缺的歷史，
雖然“死神國小生”柯南的名言是“真相只有一個”，每個讀者也都有一份對故事有始有終的期待與執念，但麥家不愿順從這種期待，或者說在小說的最后，作者停止了探索真相的行動。
麥家沒有癡迷于常見偵探小說中設計的十萬種死法，也并不是在炫耀自身智力上的優越。
《風聲》傳遞的是一種歷史現場的現實感，既有本格推理（以邏輯至上的推理解謎為主，與注重寫實的社會派流派相對）那種做局猜謎的智力游戲，也不乏對人情世相毫不隱諱的描繪。
《風聲》雖寫了一個密室逃生般的驚險游戲，但暗藏著人性的莊嚴拷問：當歷史的“風聲”四起時，我們被困于種種假象的密室，我們該如何逃生？我們又依靠什么逃生？
主題策劃 | 徐濤 | 音頻策劃 | 苯雅明
音頻運營 | 常秀娟 | 主編 | 鄭媛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