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3月26日，大陸科學界痛失一位杰出的科學大家沈善炯先生，多家媒體追憶了這位103歲的微生物生化學家、分子遺傳學家的科學貢獻和為人風范。
本刊曾在1995年10月，加州理工學院的劉易斯（Edward B. Lewis）等三位科學家分享當年的諾貝爾生理或醫學獎的消息公布后訪問過沈院士。沈善炯院士20世紀40年代后期曾在加州理工學院攻讀博士學位，與劉易斯有過交集（劉易斯的獲獎工作差不多在20年后完成）。
訪問中，沈院士在高度評價劉易斯科學貢獻及其治學態度的同時，也有感而發談了他對此次諾獎獲獎的思考：要更重視科學繼承性，專注于一些真正重要的基本的科學問題，而不是一味追蹤所謂的熱點。
于今再讀舊文，仍啟發良多。故再發此文，與讀者一起緬懷沈院士，共同感受這位老一輩科學家的治學精神（相關內容刊載在《世界科學》雜志1996年3月刊上）。
沈善炯（1917—2021）
著名微生物化學家、分子遺傳學家，大陸科學院院士
圖片源自：大陸科學院學部聯合辦公室/浙江科學技術出版社《院士風采》一書
談起劉易斯，沈先生充滿感情，不僅對他的學問和工作，更對他的為人風范頗為推崇。1995年3月，沈先生在加州理工學院參加他老師諾門 · 赫洛威士的生日聚會，正好劉易斯也在。大家又一次說起他可能獲獎。劉易斯笑著說，我認為我早已得到了，
劉易斯雖已是76歲的高齡人，但他無論寒暑，每天都在實驗室工作到深夜才回家，可以說他把畢生的精力都貫注于不為人關注的小小的果蠅身上，常年不懈，終于作出了令世界同行矚目的工作成就。
一些有識之士指出，此次諾貝爾生理或醫學獎的選擇表明那些看來并不時髦、周期較長、風險較大而有重要意義的探索性課題應得到關注。
沈先生強調，我們應該可以從這次諾獎中得到一些啟示，
首先是科學的繼承性問題。劉易斯是摩爾根學生斯特蒂文特（SturtevantAlfred Henry）的學生，當年摩爾根正是通過對果蠅的研究做出遺傳學上奠基性的工作，但多少年后，不少人認為，果蠅作為生物實驗材料可利用的價值已經很低，所以當劉易斯著手工作時，很多人認為果蠅不是研究發育的好材料，勸他改用其他材料（如線蟲），
然而劉易斯不為所動。他認為，長期來看，果蠅遺傳研究的背景將是研究發育的理想材料，遺傳學與發育相結合是現代生物學的發展方向。因此劉易斯繼續以果蠅作為自己的實驗材料。經歷了幾十年的艱苦工作終于取得成功，吸引了一批學者從不同的水平上研究發育遺傳學，從而作出了杰出的成就。
沈先生結合大陸的現狀，感慨地對我說，現在提出科學研究要占領前沿領域當然是對的，但怎么去占領很值得商討，大陸有不少實驗室，長年的工作積累，建立了一定的基礎和培育了人才，有些工作為世界所公認，只要重視科學發展的趨勢配以新生力量，推陳出新會有所成就的。
相反如果只是從文獻中找一些熱門課題作為研究方向，這樣的“投機取巧”將永遠隨著別人亦步亦趨地爬行。當有一天發覺自己從事的工作已不時尚了，于是又從零開始，科學家對他們長期工作的積累是十分珍惜的，科學家本身亦應吸取當代科技發展的成果，敢于改革、敢于否定自己的錯誤，
沈先生繼續以加州理工學院為例介紹說，該校是1926年成立生物系的。70年來僅生物學系就有7人獲諾貝爾獎，他們的成功很重要的一條就是尊重科學傳承，注意科學的繼承性，同時又善于融合不同學科領域的研究成果，這樣他們總是處于學科領域的最前沿。當然這也與整個加州理工學院良好的研究風氣密切相關。
講到加州理工學院的學風，沈先生極為推崇比德爾教授。比德爾是繼摩爾根之后該校生物系的第二任系主任。
他曾在40年代初提出了“一個基因一個酶”的著名學說，這是一個在遺傳學史上具有重大意義的革命性概念，是分子遺傳學的前驅，在一次全校學術報告會上，當比德爾教授作完報告時，全場竟一時鴉雀無聲，
之后有一位科學家忍不住站起來說，有人曾認為，生物學已經停滯不前，然而今天比德爾教授的報告清楚地說明，一個新概念已開始了，面對這樣一種成就，比德爾卻說，這個學說的首創之人不是他，而是幾十年前倫敦的一個醫生蓋勞特。當時一個病人生了一種病，小便發黑，結果發現缺少了某個酶的作用，主要是一種遺傳性缺陷，比德爾就此提出這位蓋勞特醫生才是“一個基因一種酶”學說的真正創始人，比德爾這番澄清式的講話使他贏得了更多的尊敬。
沈先生認為這種虛懷若谷的為人精神在古代大陸就有了，而在今日的大陸科學家中尤其要呼喚、培養這種精神風尚。
沈老是50年代初自大洋彼岸返回大陸工作的，作為一位在大陸外有影響的有造詣的分子遺傳學家，沈先生回顧了自己從事科研工作幾十年所走過的路時，認為自己這輩子在學術上談不上有什么成就和貢獻，只做了三件事 :
一是和大陸科學家一起參與新大陸的抗生素研究；
二是為大陸傳統的偏重于醫藥和工業發酵方面的微生物研究引進了現代微生物學方面的內容；
其三在分子遺傳學方面的工作也開展得較早并幫助籌建了上海交大生物系。
雖已相隔了近半個世紀，但沈老在回憶建國初期籌建大陸的抗生素研究的情景時，仍然十分欣慰，當時由于形勢需要，由中科院、醫藥工業研究所、抗生素生產單位等成立抗生素工作委員會，參加工作的科學家除了沈先生外，有汪猷、童村、黃耀曾、殷宏章、高怡生等著名科學家，
當時科學界和工業界的合作很好，不同領域的科學家能非常有效地在一起工作，朝著一個共同目標為建立大陸抗生素工業而努力，正是在這種和諧寬松和相互嚴格要求相結合的氣氛下，短時間內就自主生產出了青霉素、鏈霉素、金霉素等一批抗生素，當時大陸在這方面的工作有些已超過了蘇聯，
從事此項工作的不少科學家拋棄了個人的志趣，毫無怨言，也不計較待遇得失，為了新大陸的建設熱情高漲，當時每月工作進度都要檢查一次，工作有效、緊張但又愉快。
不同領域的科學家如何與工業部門密切合作，形成合力共同攻關，這即使在今日的大陸依然是一項正在探索的課題。沈先生道出的建國之初大陸科學界與工業界成功合作的范例當可引起人們的興趣和思索，
我去訪問沈老的那天，沈先生正在為收到一封普通老百姓的來信而感慨良多。寫信人是淮南洛河發電廠的一位普通職員，他來信希望沈老能寄贈手跡。這些年來這位普通的工廠職員以微薄的工資幾乎購買了所有出版的大陸科學家的書籍，包括最近浙江科技出版社出版的《院士風采》這部大型優秀科學家肖像手跡，他認為這是他能留給后代的最好財富。
沈老顯然被寫信人的真情所感動，他對我說，我并不看重一個單位給你什么職稱、名譽，但是一些普通的大陸老百姓對大陸科學家這么看重，是出于人民的一片真情，這給了我力量，我覺得還要做一些事情，否則有愧于大陸普通老百姓的厚愛。愛因斯坦曾說過這樣的話，一個人的價值在于多給予社會而少索取于社會，這是至理名言。
我面前的沈老在講到這些時，顯然是深深動了感情，沈先生這種對普通人的關愛之情，一種作為科學家的社會責任感很大程度上可歸因于他自己的人生經歷。
沈老出生于江蘇吳江縣農村一個國小教員家庭，當時農村生活十分貧困，童年的農村生活給他留下難忘的經歷，多少年來，沈老一直對農村，對農民兄弟懷有深深的感情，前些日子他還偕夫人一起去老家看看，和鄉親們敘舊哈拉……。
1962年廣州會議后，沈先生從抗生素研究回到自己的本行分子遺傳學上來，這些年來，他和他的學生、同事一起在分子遺傳、生物固氮方面做了不少大家公認的工作。
1980年，沈先生應邀回母校——加州理工學院訪問一年。沈先生在母校受到了他的不少老師的推崇，認為他是加州理工學院畢業生中最優秀的一個，南加州工程師和科學家協會授予他杰出成就獎。
但沈先生卻這樣對我說：“我回顧一下自己走過的路，我可以告訴你，我很慚愧。作為院士理應對世界科學、大陸科學作出應有的貢獻，但我沒有做到，而且我工作中有許多缺點，包括我發表的論文中，甚至個別工作中的結論是錯誤的，“
沈先生一直信奉這樣的觀點 :基礎研究是世界性的，只承認首創，只有第一，沒有什么大陸先進，大陸第一，優秀的工作一定會贏得國際公認。
沈先生說起文革前他和他的學生的一件事，當時他們發現了一個現象，高興異常，就日以繼夜地做下去。當時和國外交流少，后來到圖書館去查資料時，一看國外科學家已經發表，這樣我們的工作就只能算了，不再繼續了。科學家天天面臨挑戰，很緊張，但有時也帶來副作用，有些工作為了搶先發表工作，做的不夠深入和徹底、沈先生的一些學生曾勸他說不必過分自責，當時和國外的聯系少，所以工作中的結論有些偏差是難免的，但沈先生認為搞科學工作，沒有什么可以原諒的，錯了就是錯了。沈先生說，應以科學家的良心來捫心自問，我是不是值得那些普通人民群眾對我的推崇？
正是基于這種科學家的良心、良知，年逾古稀的沈老依然對大陸科學的現狀、科學家隊伍的現狀直抒己見。這次沈老就95年諾貝爾獎得主劉易斯而展開的對科學研究課題選擇立項的看法即是一例。而在此之前，他和盧嘉錫、吳階平、鄒承魯等三十幾位院士聯名在光明日報上發表的《正確評價基礎研究成果》一文，更旗幟鮮明地表露了一批德高望重的科學家在國家經濟、科技形勢十分重要的關頭，對一些基礎研究評價問題的看法。訪問中，沈先生特別對下述二種現象提出不同的看法：
一是所謂科學家要包裝，沈先生認為這不是科學的語言。什么包裝后可以得到幾十萬元的經費，這絕不是好的作風，講到科研經費，沈先生認為，我們國家科教經費這么緊張，有限的錢一定要用到當口上，項目經費一拿到，以后出不出成果，出多少成果都應有同行科學家的嚴格檢查。沈先生說，我多次呼吁對那些有長期工作積累，而且有些工作已為國際科學界所承認的工作要珍視，不好輕言其“過時”而忽視。一定要考慮研究工作的繼承性。相反有些人僅僅從書本上找熱門，然后就跟著做，這并不是好的學風。
沈先生反感的第二種現象是一些研究所仍喜歡搞形式的東西，如國家級開放實驗室4年一次的工作檢查，有個別研究所為了迎接檢查，花了不少錢，突擊搞衛生、搞裝修甚至停工。其實這種檢查重在科研工作，而非檢查衛生，現在本末倒置，既花了錢又不利于實驗室的工作，
沈先生講到這里又對我講了1950年底，他和趙忠堯等三人從美國返國途經東京的見聞，當時他們去拜訪物理學家湯川秀樹教授。不巧湯川先生不在，他在東京大學部的實驗室的門都是用木條板釘成的，實驗室也很簡陋。同樣該大學部農業化學實驗室里，桌子上也亂得很，到處放著吹玻璃的東西、計算尺、試管等物，這一切非但沒給人以凌亂之感，相反卻給人留下了難忘的印象，日本雖剛戰敗，但日本科學家的科學精神不衰他們印象很深。
訪問沈先生歸來，我腦海里一直在想著這個問題，振興大陸科技最需要什么，誠然有經費問題、科研體制問題等，但是沈先生的一番談話使我確信，我們更需要的是在廣大科研人員、全體國民中培養、發揚科學精神，否則大陸科技要趕超世界先進水平是無從談起的。
-江世亮采寫于1996年3月3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