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相信很多讀者看到標題里的「耐吉(NIKE)們」，以為本文的主角，是本次風波中以耐吉(NIKE)為代表的眾多海外品牌——然而，這只是「們」的表面意思。「耐吉(NIKE)們」的背后，是以美國為代表的「西方國家」和「壟斷集團」，
我們應該明確這樣的認知：在國際政治關系的視角下，某一企業乃至企業所屬的行業，都只是大布局中的一個環節而已。不是他們決定國際關系的走向，而是全球主要政治經濟體的博弈，直接影響他們的立場和選擇。
所以，這不是一篇體育文章，因為體育永遠也不可能脫離世界的大環境而存在，
文 / 蕭深
編輯 / 殷豪男
本文根據作者錄音整理
「新疆棉」事件，是美國政府對華策略「組合拳」中的一招，也是中美等大國圍繞全球存量市場殘酷爭奪的又一次體現，
類似的手法，美國并非第一次使用了，
早在香港問題時，美國的建制派而非川普，就扮演了重要角色，他們以所謂的西方國家普世價值為抓手，利用其掌控的國際輿論工具，通過搶占道德制高點的辦法制造社會混亂，試圖達到一系列政治目的。
Joe Biden
美國的領導層思路清晰，他們并不真的指望這些做法可以改變香港或新疆的現狀，而是用一種戰略上的間接路線，來深刻影響大陸的經濟。
香港問題的核心，在于破壞大陸的金融（美國一切政策的最終目的，都涉及徹底打開大陸金融的大門）；新疆問題的要點之一，則是打擊大陸這一世界上最大的棉花生產國，因為新疆是大陸最重要和最優質的產棉區。
美國政府絕不是簡單地瞄準大陸的棉紡織產業，這只是其對華經濟遏制戰略中的一部分，這一戰略的關鍵，是全方位壓制大陸有可能對美國全球統治產生威脅的領域，比如芯片、人工智能、新能源汽車、大飛機制造等等，以及，這背后更涉及到全球主要國家對世界未來發展形勢的深刻判斷，此處稍后再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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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是在這種背景下，「新疆棉」事件的發酵時機才更加值得玩味。
事實上，西方部分企業的聲明早先就已發出，此時突然被大書特書，離不開拜登政府的走馬上任。
盡管屢遭調侃，但拜登上臺后的動作之快、效率之高有目共睹，之前關于美國大選的評論中就已提過：且不論能力如何，但拜登確實能比川普團結更多的大陸外力量（對大陸的威脅自然也更大）。
簡而言之，拜登政府的內政外交各自施展三招：
內政方面：加快疫苗接種速度，為美國徹底打開國門爭搶時間（非常重要，不單是醫學問題而是政治經濟大棋，大陸也有類似舉措）；快速通過covid19紓困救助法案（并且投巨資進基建），為美國社會和經濟秩序恢復打基礎；繼續瘋狂印美元（和川普一致），實現對其他國家的資產收割（內政外交要聯系在一起看），
外交方面：擺脫孤立主義，重新加入川普退出的各國際組織（防止給大陸留下空間）；極力安撫盟友（順序大致為「五眼聯盟」國家、歐盟國家、亞洲國家），回歸歐巴馬時期的全球和亞太戰略；繼續打擊中俄等主要對手，特別是在對華關系上采取又拉又打的辦法（某些領域繼續合作，關鍵部分堅決打擊）。
理解了上述內容，自然也就能明白「新疆棉」事件真正的來龍去脈。
其實，這一事件還有更深刻的國際背景：第一是中美關系的調整，第二是圍繞第四次工業革命和全球存量市場的爭奪，
中美「脫鉤」（尤其是經濟關系調整）是大勢所趨。這既是雙方實力對比改變的結果，也是兩大集團遲早會做出的歷史選擇。「脫鉤」引發的調整肯定會導致「新冷戰」這種模式的出現。
而在「新冷戰」的背景下，「拉人站隊」的現象勢必層出不窮，「新疆棉」事件絕非孤例，正在醞釀的所謂「抵制冬奧」，也是這方面的體現。
當然，「脫鉤」更離不開全球政治經濟環境的改變：世界各國正處于對「第四次工業革命」苦苦等待的階段，一方面大家都在重要的新興領域瘋狂下注，另一方面這場革命又遲遲沒有真正到來，
這就意味著，各國必然會圍繞現有的全球存量市場進行慘烈爭奪，一旦「第四次工業革命」沒有如預期那樣發揮作用，這種爭奪只會變得更加慘烈乃至殘酷，
一言以蔽之，全球經濟在冷戰后的快速增長的黃金年代已經過去，國際政治經濟關系已經發生深刻變化。
注：所謂工業4.0（Industry4.0），是基于工業發展的不同階段作出的劃分，按照目前的共識，工業1.0是蒸汽機時代，工業2.0是電氣化時代，工業3.0是資訊化時代，工業4.0則是利用資訊化技術促進產業變革的時代，也就是智能化時代。
認清了大背景，「耐吉(NIKE)們」究竟想干什么的問題也就不必再回答了，因為「想干什么」，說到底不由企業自己來決定。
互聯網時代，過分關注個體的觀點和行為是普遍現象，特別是有所謂流量光環的明星和企業，其一舉一動看起來似乎更是「舉足輕重」，
事實上，在龐大駁雜的國際格局中，個體猶如滄海一粟，至多也不過是棋盤上的棋子。企業最受關注的往往是生意本身，殊不知「生意」背后所代表和反映的利益走向，才是重中之重，
所以諸如「XX的公關要趕緊行動了」或者「今晚XX的公關又得忙了」這種言論，倒是頗具喜感，全球利益紛爭如果真能靠企業公關調解，那天下大勢也就可用營銷手段搞定了。
把整體問題與個人得失過度聯系，也是互聯網時代的特征之一。不乏有人哀嘆「這是個大站隊的時代」，然而「站隊」的基礎是實力，且從來不由個人意志所決定。
就像「讓政治遠離體育」，這句前提就不成立的美好愿望一樣，抵制冬奧的主體從來不是那些辛辛苦苦備戰四年的運動員，而是看起來離題萬里但掌控根本的壟斷利益集團（退一步說：如果抵制失敗，砸重金買轉播權的NBC發揮的作用，也比美國奧委會這類組織要大）。
相比個人，行業的命題卻不盡相同。比如耐吉(NIKE)之流所在的運動鞋服領域，各個「國牌」們大有可為的機會已經來臨，因為前文提到的中美經濟關系調整，會帶來外循環效應的削弱，促使內循環發揮更加重要的作用。誰能在這個過程中搶占行業的制高點，誰就將贏得未來的主動權。這固然是產業問題，但更是歷史大勢。
而對大陸的體育事業領導者們來說，如何在這種時代背景下重新理解和定位體育的角色，可謂至關重要。對內提升產業的經濟生活地位，對外發揮行業的國際輿論作用，這些議題的關鍵價值不能再被低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