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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梁云風 | 文 關注秦朔朋友圈 ID：qspyq2015·
三胎的“攔路虎”
當我們在呼吁放開三胎的時候，超生罰款仍在“錦衣夜行”，
今年6月，廣州番禺區一對夫妻因此前已生育兩個孩子，在生下第三個孩子后，被番禺區衛健局征收社會撫養費合計近32萬元，并向法院申請強制執行。
據媒體報道，2017年4月，妻子王芳（化名）發現自己意外懷孕，因已經生育了一兒一女，她和丈夫原計劃將胎兒流產，但最后二人還是決定將孩子生下來。2018年1月23日，第三胎娩出，孩子的降生給了他們喜悅，但同時也為家庭帶來了災難性負擔，
雖然他們已經做好了被罰款的準備，但沒想到會被罰得如此之多，根據《廣東省人口與計劃生育條例》第四十六條規定，城鎮居民超生一個子女的，對夫妻雙方分別按當地縣（市、區）或不設區的地級市上年城鎮居民（常住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額為基數，一次性征收3倍的社會撫養費，
2019年1月10日，廣州市番禺區衛生和計劃生育局（現番禺區衛生健康局）對王芳夫妻作出《社會撫養費征收決定》，每人應繳納社會撫養費158799元，夫妻二人合計近32萬元，帶有相當的懲罰性。
事實上，這32萬的巨額罰款也確實給這個家庭帶來了極大的負擔，當事人王芳稱，一家七口人的生活都依靠丈夫劉平（化名）一個人工資維持，家中老人罹患癌癥，第二個孩子因無錢繳納學費仍無法去上幼稚園，32萬元的社會撫養費已將他們家的生活逼上絕境，
而像王芳這樣被追討社會撫養費的，在全國還有不少案例，2018年9月江西婺源縣衛計委在機構撤銷前一天通過法院下發行政裁定書追繳當地居民劉斌（化名）2015年“全面二孩”政策實施前的二胎罰款61831元，引起了社會輿論的關注，而更多的案例是被淹沒在互聯網的喧囂中，據統計，僅僅是廣州市番禺區衛健局向法院申請強制執行的社會撫養費案件，在2019年就至少有74起，這些案件均獲得法院準予強制執行。
一如劉斌，在收到行政裁定書后，他在微博上寫道：“今天婺源縣人民法院委托衛計委來送行政裁定書，算是最后通牒吧。什么是行政裁定書？這樣就可以不顧國家政策大局，不顧老百姓死活嗎？”
然而激烈的網路輿情，并沒有改變什么。社會撫養費依然是通往三胎路上的“攔路虎”，
尷尬的社會撫養費
社會撫養費的尷尬在于，雖然從實際情況來看，征收不符合國情民意，民間學界都呼吁廢除，但在法律上，征收于法有據。
在上面提到的婺源案中，婺源縣委官方微博“婺源發布”回復稱，該夫婦于2015年12月16日的生育行為屬于計劃外生育是事實，依據《中華人民共和國人口和計劃生育法》《江西省人口和計劃生育條例》和《江西省社會撫養費征收管理辦法》規定，婺源縣衛生和計劃生育委員會此次征收社會撫養費的行為符合法律規定，
這種理直氣壯的背后，一邊是居民要生育權，一邊是法律的大棒高懸于頂，根源其實還是在生育政策上。
從法律上來講，衛計委征繳社會撫養費的做法沒有錯。因為有法律作后盾，從近些年不斷見諸報端的強制征繳來看，這一政策執行很“任性”。2018年8月6日，福建省衛計委網站發布的訊息稱，福州市倉山區東升街道衛計辦加大了對計劃生育法律法規的宣傳力度和對違法生育行為的執法力度，對社會撫養費征收物件催繳（含2次）以上未履行到位的，擬將其納入“個人征信黑名單”。被列入“黑名單”的人員將在貸款、乘坐交通工具、消費、子女入學、旅游等方面受到影響。
據羊城晚報報道，9月3日，廣東省檢察院發布全國首份行政非訴執行監督辦案指引暨全省十大行政非訴執行監督典型案例，其中肇慶市端州區人民檢察院通過檢察建議等方式，督促肇慶端州區衛生和計劃生育局超期未申請強制執行非訴執行監督案入選，
從上面的例子可以看出，國家目前并沒有明確停止征收，人口與計劃生育法也沒有取消征收社會撫養費的規定，在法律與政策未變的情況下，一旦有超生現象，往往被執行的一方毫無勝算，前面我們多次提到的廣東云浮一從警多年的老刑警，因為超生，和妻子雙雙被開除公職。
當然，相比于10年前的嚴苛政策，現在對待超生已經相當“文明”和“人性化”，南昌一位基層計生干部告訴筆者，目前他們的方式是，“能睜一只眼閉一只眼的就閉一只眼，不過一旦睜了眼，都是一罰一個準的，”他說，“不罰也不行，畢竟這對我們來說還是一份要考核的工作，”
在計劃生育仍是基本國策的情況下，鼓勵二孩與重罰三孩帶來的沖突遠未結束。
歷史使命已經結束
考察社會撫養費的歷史演變，能夠客觀看待它的使命。
1980年9月25日，中共中央正式發表的《關于控制大陸人口增長問題致全體共產黨員、共青團員的公開信》，號召“提倡一對夫婦只生育一個孩子”。1981年3月6日，原國家計劃生育委員會設立，作為國務院常設機構。隨后，全國計生工作體系一直建立到社區、村組。與之相對應的“超生罰款”也應運而生，
1996年，行政處罰法出臺，明確規定對于超計劃生育的不得給予罰款，但可以征收“計劃外生育費”，“超生罰款”被改為“計劃外生育費”；2000年后為了“入世”，為應對國際社會對于人權問題的指責，2000年3月，中央8號檔案規定實行社會撫養費征收制度。
同年，財政部、原國家計生委聯合下發檔案，要求各地將“計劃外生育費”改為“社會撫養費”，從形式上表示對公民生育權利的尊重，2001年發布的《人口與計劃生育法》，規定“不符合相關規定生育子女的公民，應當依法繳納社會撫養費”。當時有專家分析稱：“從此，社會撫養費有了法律身份。”
2002年，國務院頒布的《社會撫養費征收管理辦法》，授權省級政府確定社會撫養費征收標準，同時將直接征收社會撫養費的權力下放至鄉（鎮）人民政府或街道辦事處，這是一個重大的變化，各省市能夠根據本地實際情況進行征收，也導致了如江浙滬粵等省市動輒數十萬的天價社會撫養費。但在實際工作中，社會撫養費實際征收到位率不斷降低，
隨著2015年12月27日，新的人口與計劃生育法出臺，正式啟動全面二孩，社會撫養費的征收從二孩變為三孩，而根據歷年的調查，全國每年三孩以上超生的人口占年出生人口不足5%，總量不足百萬，
要不要繼續征收社會撫養費再次引發討論，不過在憲法、人口與計劃生育法均未提出取消計劃生育政策的背景下，作為政策執行的懲罰依據，社會撫養費被保留了下來，
從上面的梳理我們不難看出，從“超生罰款”到“計劃外生育費”再到“社會撫養費”，這都是生育政策的一部分，在大的政策未改變之前，這項制度大概率仍將存在。
與計劃生育政策一樣，我們無法否定其歷史作用，征收社會撫養費的目的是穩定低生育率，我們經歷了嚴格限制生育到逐步放松，再到今天鼓勵生育的過渡，大陸人口出生率也一降再降，成為未富先老的國家，因此，社會撫養費的歷史使命已經基本完成，存在基礎已經坍塌。
下一步，應該將廢除社會撫養費提上日程了。
廢除社會撫養費應提上日程
在今天，社會撫養費不僅沒有起到作用，還給社會造成了更大的分裂。
在《生育攻堅戰：放開政策，你愿生三胎嗎？》一文中我們提到，保守者之所以害怕取消計劃生育，是因為“會造成富裕和貧困階層多生、中產階級少生，不利于社會公平”，但事實上，社會撫養費作用微乎其微，富裕階層是不怕罰款，反正交得起；而貧困階層也不怕罰款，反正交不起，罰款對他們來說都只是一個數字。恰好是中產階級這個夾心層，各種顧慮與負擔，沒有社會撫養費同樣不敢生。還記得“涼山90后小夫妻深山生活11年，即將生第10個娃”的新聞嗎？這樣的家庭你別說交社會撫養費，他們如果沒有社會資助，連生活都困難。
人口專家梁建章也認為，原來征收社會撫養費的理由是“法律規定超生者必須繳納社會撫養費，不是罰款，而是超生者對社會進行的經濟補償。因為，多出生人口侵占了較多的社會公共資源。”
但從實際來看，這種理由從根本上站不住腳，因為孩子對國家來說是財富，給孩子提供必要的公共資源是現代政府的基本義務，雖然多出生的孩子會占用更多公共資源，但成年后也會創造更多的公共資源，如果因為多出生的孩子占用更多公共資源需要父母來補償，那在孩子長大并參加工作后，政府是不是應該補償這些父母，因為這些父母給社會提供了更多的公共資源的創造者。
從現實來看，國家補償的是“獨生子女獎勵”，而非“超生子女獎勵”，即使“獨生子女獎勵”也只是象征性的補貼，
另一方面，在老齡化日益嚴重的今天，多生的孩子是未來整個社會養老體系的支撐，受益者是全社會，因此對多生者征收社會撫養費既違背經濟規律，也違反道義原則，因為多生的父母以自己的付出給社會貢獻了更多的養老體系的支撐者，但卻因此受到懲罰。
從全球視角來看，低生育率國家都在補助多生育家庭，僅有我們是懲罰多生育家庭，這聽起來是不是挺魔幻？
還有更魔幻的。我們開頭提到的廣州番禺區那對夫妻超生一娃被罰將近32萬，銀行卡、微信全被凍結，生活陷入困頓，而據廣州市白云區政府網站訊息，今年4月，非洲幾內亞一對夫婦在廣州生第四胎，當地社區領導班子帶著奶粉、奶瓶等禮品探望和慰問，這與向劉平一家征收巨額社會撫養費形成鮮明對比，
梁建章評論說，如果說對客居在廣州的非洲家庭生育四個孩子都可以如此無微不至地送溫暖，有什么理由對生了三個孩子的廣州本地夫婦如此冷血？
我并不反對廣州的這種“國際主義精神”，但這也讓我們更加堅定地相信，無論是計劃生育政策還是社會撫養費，都有必要因時而退，將生育權還給人民了，
計劃生育政策將成為歷史
好在積極的信號已經發出，生育政策有望進入調整周期。
在10月29日的十九屆五次全會上，《中共中央關于制定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四個五年規劃和二〇三五年遠景目標的建議》審議通過，在生育政策方面，《建議》提出，“制定人口長期發展戰略，優化生育政策，增嬌生育政策包容性，提高優生優育服務水平，發展普惠托育服務體系，降低生育、養育、教育成本”，
這是一個重要的改變，首先是“十三五”中的“堅持計劃生育的基本國策，全面實施一對夫婦可生育兩個孩子政策”的提法淡出，意味著生育政策的重大轉向，“優化生育政策”很可能是通過憲法修正案的形式徹底從法律上進行調整，不過以我們漸進式改革的傳統，大概率是先全面放開三胎，
其次，“增嬌生育政策包容性”則意味著，計劃生育政策將有可能重新回到1978年憲法提的“國家提倡和推行計劃生育”，這是“寬容性”最擴張、最理想的解釋，那社會撫養費有可能徹底廢除，“計劃生育”也將實際上成為歷史。
再次是“降低生育、養育、教育成本”，這是幾乎所有不想生的現實阻礙，也是提升生育意愿最重要的因素，不過與政策的調整相比，這是一個更加漫長的過程，
明年是“十四五”的開局之年，也將召開黨的“二十大”，所有的這些重要時間節點都指向一個新的開始。準備都已就緒，讓我們給政策以時間。
參考資料：梁建章、黃文政：盡快廢除社會撫養費，恢復中華民族正常繁衍，
(責任編輯：于晶晶_B7341)
番禺，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