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主流的叛逆文化，為何成了消費主義的助燃劑

©深響原創 · 作者｜楊策

1994年4月，“涅槃”樂隊的主唱兼吉他手科特·柯本在家中自殺，留在他身旁的字條上寫著“與其緩緩消退，不如燃燒殆盡”，

“涅槃”樂隊作為二十世紀最讓人印象深刻的搖滾樂隊之一，以強勁的朋克搖滾曲風和在臺上燒吉他搗毀器材的彪悍臺風，打造了一種另類的“油漬搖滾”。朋克的主要思想基礎就是拒絕嬉皮士所代表的主流事物，對當時浮躁、蒼白的商業搖滾發起反叛。

但當涅槃樂隊的專輯在流行樂壇走俏時，另類成為了暢銷的主流音樂，柯本開始懷疑自己背叛了追求“自由”的朋克搖滾。為了避免徹底的背叛，他選擇自殺來擺脫這種絕境，

柯本之死，揭示了反文化運動的困境，而他所拒絕的嬉皮士文化，原本也是反叛文化的代表。

20世紀60年代，嬉皮士成為叛逆的代表，他們反對傳統價值和現有體制，質疑“美國夢”和泛濫的消費主義，他們崇尚自發的沖動和真實的自我表達，身著奇裝異服的他們掀起了新的音樂浪潮。然而，后來的嬉皮士變成了“雅皮士”，叛逆的反文化從另類變成了主流，成了被討伐的對象，直到下一個叛逆者也被主流化，

封面上古巴英雄切·格瓦拉的肖像是反主流文化的普遍象征

20世紀60年代中后期，反文化運動興起，歷經潮起潮落，被賦予了寬泛的內涵和表現形式。反主流文化雖然以鮮明的態度反對資本主義，但其精髓卻始終與當代資本主義文化如影隨形，在《叛逆國度》一書中，作者認為：數十年的反文化叛逆運動沒能改變任何現實，不僅未能抵抗或阻止消費主義大潮，反而令它愈演愈烈。

反文化運動的誕生

“叛逆運動代表了真正的資本主義精神。”

“反文化運動”被美國加利福尼亞州立大學部的歷史學教授Theodore Roszak歸結為，20世紀60年代發生在美國社會政治、文化領域的一切青年人抗議運動，既包括校園民主運動、婦女解放運動、黑人民權運動、反戰和平運動、環境保護運動、同性戀者權利運動等方面的政治革命，也包括搖滾樂、性解放、毒品、嬉皮文化及神秘主義和自我主義的復興等方面的文化革命，

反主流文化的主張，早在十八世紀的西方浪漫主義思想中就有了蹤跡，并持續主導了整個十九世紀的藝術想象力，二戰后，風行于美國的文學流派“垮掉的一代”試圖反抗現有的文化秩序，他們反對一切世俗陳規和壟斷資本統治，抵制對外侵略和種族隔離，討厭機器文明，他們尋求絕對的自由，通過毒品和性愛追求另類生活，挑戰著傳統社會規范，掀起了一波對抗主流價值的文化浪潮，

直到20世紀60年代中后期，資本主義的經濟和政治危機逐漸顯露，隨著西方國家戰后的黃金時代接近尾聲，社會失業率增高、貧困階層擴大等矛盾給社會埋下了不定時炸彈，1967年古巴英雄切·格瓦拉被殺害和1968年黑人解放運動領袖馬丁·路德·金遇刺，激化了中產階級年輕人對保守政府的憤怒。在1968年巴黎的五月事件中，反文化運動被推演到頂點，

主導這場反文化運動的年輕人常被稱為“嬉皮士（Hippies）”，他們渴望掙脫一切傳統桎梏，通過各種反叛活動表達對主流文化和現存制度的不滿。反主流文化叛逆者認為，通過個人或小團體形形色色的叛逆行動，就可以“擾亂”主流文化，最終使其整體系統徹底癱瘓，于是他們關注種族、女權、越戰等議題，身著奇裝異服，留著長發，熱衷于追捧布魯斯、搖滾、披頭士、滾石樂隊這些另類的新潮音樂，

到了八十年代初，搖滾樂越來越充斥著浮躁、蒼白的自我模仿，變成了取悅大眾的舞臺搖滾。《滾石》雜志也成了“洋洋自得的商業銷售庸俗刊物”。嬉皮士受到新的文化反叛者的敵視，被稱為“虛偽士”。新的叛逆者拒斥了嬉皮士反文化運動的大多數理念，致力于“反嬉皮士”。

然而就如開頭提到的一幕，新的反叛文化又逐漸被大眾接受、追捧，而反叛者們卻因“不再另類”而感到尷尬，

從解放自我、逃離體制到另類藝術作品，反主流文化運動的內涵寬泛無常，但其精髓卻始終與當代資本主義文化如影隨形，在資本主義文化向全球滲透的過程中，反主流文化思想或是象征也隨著美國大眾文化產品在全球的營銷而成為我們見怪不怪的新潮事物，甚至成了新興市場經濟的消費主義時尚。

反文化叛逆者們試圖通過消費者造反來突破體制，他們提出了關于運動鞋項目的“奠基性營銷計劃”來對抗和變革以耐吉(NIKE)為代表的資本主義，然而這種方式恰恰是資本主義的市場競爭形式之一，甚至反叛文化都成了汽車銷售的噱頭和賣點，

消費主義的幻象

“反主流文化成為消費文化的助燃氧氣。”

在大眾文化批判的論點中，19世紀英國評論家馬修·阿諾德認為，資本主義社會尊崇的“機械和物質文明”是虛假的文化，對“英式自由”的崇拜不過是過度崇尚物質生活的“拜物教”而已。20世紀的利維斯認為，大眾文明是工業化機器生產方式和商業社會的產物，大量生產和標準化威脅到了文化的生存。

德國的法蘭克福學派看到，西方文明進程中的世界大戰、納粹暴政、軍備競賽和工業標準化扼殺了社會成員的個性，西方啟蒙思想倡導的理性并沒有給人類帶來自由和幸福，隨著主體掌握的科學技術主宰了主體自身，啟蒙理性思想也淪為了技術操作和工具理性，商業廣告和消費文化蒙蔽了大眾意識并使其愚鈍麻木。

文化工業借助現代技術手段和集中管理體制，復制、鞏固、強化大眾思維模式，文化工業意識形態所強加的整齊劃一取代了自主意識。泛濫的消費主義文化和平庸、低俗的商業化娛樂導致大眾沉溺于虛幻的美好生活期望之中，從而喪失了改變社會體制的動力。

然而，弗洛伊德的心理分析理論認為，文明社會的建立要求控制個人的原始沖動，不能一味追求快感體驗、回避痛苦，“現實原則”取代了“快樂原則”。法蘭克福學派的馬爾庫塞認同了弗洛伊德的壓抑理論，并區分出了必要的真實需求和社會統治強加給個人的虛假需求。

虛假需求是發達工業文化通過通信工具、消費商品、娛樂和資訊工業為大眾規定的一套生活態度、習慣、思想和情感，是因社會統治需要而強加給個人的虛假現象。大眾需要批判、拒斥現有文化模式和生活方式，以擺脫虛假需求的壓抑，從而獲得肉體和心靈的自我解放，

消費文化，就是資本主義工業為滿足生產需求而向大眾灌輸的“虛假意識”，也是反主流文化批判的一個關注重點。然而，反主流文化者創作的文化產品一方面批判消費主義，另一方面卻在消費市場上大獲成功，又推動了消費主義泛濫，

普遍的虛假需求，導致了消費的從眾效應，當社會富裕到一定水平，商品的價值更多是作為社會身份地位的象征，消費者也被迫卷入競爭性消費，反主流文化叛逆形成了新的炫耀性消費，

反主流文化電影《黑客帝國》將人類居住的世界設計為一個精心制作的幻象，通過機器給人類大腦灌輸感官內容，讓人類誤以為生活在一個物質世界中，這個思想的來源可以追溯到20世紀60年代，文化叛逆者居伊·德波在《景象的社會》中表達了批判消費資本主義的政治思想。德波認為，消費資本主義把一切真正的人類經驗轉化成了商品，然后再通過廣告和大眾傳媒重新賣給消費者，將人類生活的方方面面都吸收進“景象”里，

如何走出幻象

“抵抗社會最終成了批判思想者個人自說自話的思辨游戲。”

當嬉皮士變成了雅皮士，叛逆文化從另類變成了主流，反文化運動“對抗強權”是否有效？

2003年9月，作為文化擾亂行動的旗艦刊物，《廣告克星》開始接受“黑斑運動鞋”的訂單，從這一天起，人們很難再相信“主流”和“另類”文化之間還可能存在任何區隔和對立，因為叛逆文化本身就帶有真正的資本主義精神。

反主流文化的思想基礎是個人主義文化和資本主義精神。根據反文化理論，“體制”要建立秩序只能通過壓制個人，于是叛逆者們要推翻體制，主張自由主義和無政府主義。在反文化叛逆者看來，反抗之道在于重新獲得自然快感能力，通過尋歡作樂達到終極顛覆，于是享樂主義變成了反文化革命學說，反主流文化成為消費文化。

大眾社會批判認為，多數人是被動從眾行為的受害者，他們受膚淺的物質主義價值觀支配，服從于體制的功能性要求，因此不可能體驗真正的創造樂趣和自由。隨著大眾社會批判日益廣泛傳播，反文化叛逆成為身份區分的重要方式。當參與反文化的人越來越多，叛逆者就必須再發明一個新的反文化運動來重新確立身份劃分，

托馬斯·弗蘭克指出，多年以來，叛逆者自然已經成為消費文化的中心形象，象征永無休止、漫無目的的變化，以及針對“權力體制”的永恒躁動，

相比普通激進政治運動，反文化叛逆運動吸引了更多的瘋子和怪人，他們傾向于把犯罪行為浪漫化，并將這些看成是社會批判的形式，作者認為，反文化的想法建立在謬誤之上，反文化叛逆是一個虛假的叛逆，其夸張的姿態不但毫無建樹，反而詆毀推進社會公正的緊迫工作，還在一定程度上制造了蔑視民主政治的氛圍。

反文化思想的基本謬誤是，他們注意到了社會規范的強制性和懲罰性，于是將社會秩序在整體上看作一個壓抑系統，其結果往往是對反社會行為的贊美。在反文化運動看來，所有的社會問題源自大眾社會的根本特征，因而要解決問題只能推翻整個制度，反文化活動分子和思想家拒斥解決實際社會問題的可行方法，而他們追求的“更深層的”、“更激進的”的選擇卻永遠不可能有效實行，反而常常使問題更加惡化，

譯者認為，我們并不是生活在黑客帝國，我們也不是生活在景象之中。我們生活的世界實際上更為平凡無奇，并沒有一個單一的、涵蓋一切，并能統合自身的系統。對這樣一個世界來說，反文化運動不僅成事不足，而且敗事有余，它不僅分散精力、轉移努力方向，使之無法集中于人們生活的實質改善，而且還鼓勵人們對這樣的漸進變革采取完全嗤之以鼻的態度。

反文化運動的荒唐揭示了，社會秩序終歸只能靠一套規則系統維持，系統作為一個整體也需要大量的自愿服從，合作系統中的違規者必須得到懲罰，但這本身并不構成壓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