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工人”宋仁宗：當皇帝是很辛苦的事

皇帝并不是一項令人愉快的職業，雖然君主尊榮無比，掌握著至高無上的權力，但皇帝的生活單調而枯燥，一舉一動都要遵循禮法，日常起居都有起居注官記錄在案，每日按時早朝，總是要面對仿佛永遠都不會停止的爭吵 ；回到內廷，其實也沒有多少娛樂可讓皇帝放松身心，偶爾，仁宗會與宮人賭錢玩耍。有一日，仁宗輸了一千文錢，耍賴，非要討回一半，不再賭下去，宮人都取笑他：“官家太窮相，□又惜不肯盡與。”仁宗說：“汝知此錢為誰錢也？此非我錢，乃百姓錢也。我今日已妄用百姓千錢。”你看，仁宗在賭博時都不敢盡興，

皇宮的夜晚更是冷清，相比之下，皇城之外的民間市井，夜生活無疑要熱鬧得多，又有一夜，仁宗在宮中聽見“絲竹歌笑之聲”，問宮人：“此何處作樂？”宮人說：“此民間酒樓作樂處，”北宋皇城緊挨著市井，站在東京最繁華的樊樓頂層，可以俯視宮禁。民間酒樓的宴樂之聲，自然會傳入宮中，讓生活在宮禁內的宮人十分羨慕 ：“官家且聽，外間如此快活，都不似我宮中如此冷冷落落也。”仁宗卻說 ：“汝知否？我因如此冷落，故得渠如此快活，我若為渠，渠便冷落矣。”

慶歷初，天章閣侍講林瑀“自言于《周易》得圣人秘義，每當人君即位之始，則以日辰支干配成一卦，以其象繇為人君所行之事”。他給仁宗算了一卦： “陛下即位，于卦得需，象曰‘云上于天’，是陛下體天而變化也。其下曰‘君子以飲食宴樂’，故臣愿陛下頻宴游，務娛樂，窮水陸之奉，極玩好之美，則合卦體，當天心，而天下治矣，”仁宗聞言，很是震驚，翌日，問時任權御史中丞的賈昌朝 ：林瑀怎么提出如此荒誕的建議？賈昌朝說，林瑀“不師圣人之言，專挾邪說罔上聽，不宜在經筵”，仁宗即罷黜林瑀，讓他通判饒州，

從這幾件小事，我們可以看出仁宗對于個人享樂是十分克制的。

并不是所有的君主都有克制的自覺。可供對比的宋朝皇帝是宋徽宗：一日內宴，徽宗方暢飲酣歌，忽聽風送一派樂聲響亮。徽宗微笑說 ：“朕深居九重，反不如小民直恁地快活！朕欲出觀市廛景致，恨無其由！”內侍楊戩說 ：“陛下若要游玩市廛，此事甚易，”他出了一個主意：“陛下若擺動鑾輿，則出警入蹕，左右言吏，市井肅清，反不自由。莫若易服，裝扮做個秀才儒生；臣等裝為仆從；自后載門出市私行，可以恣觀市廛風景，”徽宗聞言大喜，即時易了衣服，帶著高俅、楊戩私離禁闕，游覽東京城的“歌臺、舞榭、酒市、花樓”，領略花花世界的“繁華花錦田地”，

按話本小說《趙伯升茶肆遇仁宗》的講述，宋仁宗也曾微服私訪，與一個姓苗的內侍悄悄出了皇城，“徑往御街并各處巷陌游行，將及半晌，見座酒樓，好不高峻！乃是有名的樊樓。……上樓飲酒，君臣二人，各分尊卑而坐，……飲酒畢，算還酒錢，下樓出街。行到狀元坊，有座茶肆，仁宗道 ：‘可吃杯茶去，’二人入茶肆坐下，忽見自壁之上，有詞二只，句語清佳，字畫精壯，后寫 ：‘錦里秀才趙旭作。’” 但這樣的故事顯然出自小說家的虛構，并非來自史實。

事實上，仁宗是宋朝第一位終生未離開京城的君主，他的父親真宗皇帝，盡管也是守成的君主，但到底曾御駕親征河北，封禪泰山，汾陰祭地，親謁亳州太清宮，至于太祖、太宗，本就是軍旅出身，半輩子南征北戰，更不待言。但到了仁宗時代，君主已經沒有什么機會離開京城了，如果不是出于禮儀之需，比如南郊祭天，仁宗甚至連踏出皇城都不容易，從這個角度來看，仁宗的人身自由度還不如他治下的一名臣民，當仁宗皇帝坐在冷清的宮殿內，聽著從外間樊樓傳來的絲竹歌笑之聲，他會不會生出前往紫陌紅塵走一遭的渴望呢？

恰好這個時候，直集賢院李柬之給仁宗提了一個建議：“祖宗校獵之制，所以順時令而訓戎事也，陛下臨御以來，未嘗講修此禮，愿詔有司草儀選日，命殿前、馬步軍司互出兵馬以從獵于近郊。”李柬之所提的“校獵”，指天子親率將士于近郊狩獵，是一種象征性的軍事訓練，主要作用還是供君主弋獵、豫游。宋朝的太祖、太宗、真宗都曾多次校獵于東京郊外，真宗最后一次校獵，是在景德二年（1005），之后便詔令將皇家飼養的獵鷹、獵犬投放山林，開放京城四面禁圍草地，許百姓耕墾畜牧，校獵之禮遂廢。

仁宗一聽校獵，立刻就來了興致，詔令“樞密院討詳先朝校獵制度以聞”。好獵是男人天性，仁宗也不例外。而且，校獵又是古禮，“周制，天子、諸侯無事，則歲行蒐苗狝狩之禮”，既有先例可循，便名正言順，不是他趙禎一時心血來潮的貪玩，仁宗滿足內心深處那點個人愛好的方式是十分謹慎的，正如他喜愛音樂，卻只能借著改革雅樂的名義投身于音樂創作，并向大臣說明自己“于聲技固未嘗留意，內外宴游皆勉強耳”，對于出獵，他也需要有先例與禮制來提供合法性，

慶歷五年十月，仁宗率文武百官、將校，駕臨東京順天門外的皇家園苑瓊林苑，“遂縱獵于楊村，燕幄殿，奏教坊樂”，并遣內侍將校獵所得獵物“馳薦太廟”，又召當地父老臨問， “賜以飲食茶絹”，其時賈昌朝尚未罷相，提議說： “陛下暫幸近郊，順時畋獵，取鮮殺以登廟俎，所以昭孝德也。即高原以閱軍實，所以講武事也。問耆年而秩飫，所以養老也。勞田夫而賜惠，所以勸農也，乘輿一出，而四美皆具，伏望宣付史館。”仁宗從之，讓史官記下這場盛事，

次年，亦即慶歷六年十一月，仁宗又獵于城南東的韓村，于皇家林苑玉津園“去輦乘馬，分騎士數千為左右翼，節次旗鼓，合圍場徑十余里，部隊相應”，仁宗“親挾弓矢，而屢獲禽”，韓村居民將“畜狐兔鳧雉，驅入場中”，以便獵射。仁宗對輔臣說 ：“畋獵所以訓武事，非專務獲也，”叫人將狐兔鳧雉全部放走，校獵結束后，仁宗又御帳殿，“召問所過父老子孫供養之數，土地種植所宜，且嘆其衣食粗糲而能享壽，人加慰勞”，并下詔蠲免獵圍內民田租稅一年。

天子出警入蹕，不管是校獵，還是一般性的車駕行幸，都有一套嚴肅、完備的儀仗，今天我們已經很難完整復述出仁宗兩次校獵的儀仗，不過，我們知道仁宗并不是一名很注意儀仗威嚴的君主，“車駕行幸，非郊廟大禮具陳鹵簿外，其常日導從，惟前有駕頭、后擁傘扇而已，殊無前典所載公卿奉引之盛，其侍從及百官屬，下至廝役，皆雜行其道中，步輦之后，但以親事官百余人執撾以殿，謂之禁衛，諸班勁騎，頗與乘輿相遠，而士庶觀者，率隨扈從之，夾道馳走，喧呼不禁。所過有旗亭市樓，垂簾外蔽，士民憑高下瞰，莫為嚴憚。邏司街使，恬不呵止，威令弛闕，玩習為常”。

針對這一情況，參知政事宋庠曾經在康定元年奏請朝廷，參照“前代儀注及鹵簿令”，訂立“乘輿常時出入之儀”，以“具嚴法禁，上以示尊極，下以防未然”。仁宗采納了宋庠的建議， “詔太常禮院與兩制詳定”禮儀，制訂出來的儀禮禁止民間士庶在皇帝巡行時“乘高下瞰” “夾道喧呼馳走”，但這套禮儀不久又“浸弛”了，

慶歷六年的校獵，也出現儀仗不整的問題 ：“乘輿之出，往返甚勞，一日之間，殆馳百里，而又兵衛不肅，警蹕不嚴，從官不及侍行，有司不暇供億，逮于暮夜，始入都門，此豈非士不習其事，官不詳其儀而致然歟！”但仁宗應該玩得非常興奮，要不然也不會至暮夜方回城。

當晚仁宗在殿中休息時，卻發生了一件小小的意外 ：一只雉鳥不知何故“殞于殿中”，臺諫官認為這是不祥之兆，紛紛勸諫仁宗停止校獵。仁宗原本還想再出獵一次，但御史何郯堅決反對 ：“古者天子具四時之田，所以講威武而勤遠略，不圖事游戲而玩細娛，載之策書，具有典法。前日伏聞法駕將獵近郊，中外之人，聽者頗惑。良以去歲車駕已嘗出畋，群臣抗言，隨即停罷，忽茲再舉，未諭圣心，伏以陛下繼統以來，動遵法度，不喜弋獵，不數豫游，恭儉之風足邁前古，而今之舉事，固必有因，豈陛下以宇內有年，方隅無事，故于農隙以講武經，欲為都邑游觀之盛乎，抑有獻議者，謂田獵之事，具有禮文，行之以時，蓋舉墜典，則向者諫止之言不足顧乎？”言外之意，如果仁宗還要出獵，便是不顧諫言了，

除了個別迎合帝意的人（ 比如賈昌朝 ），當時的士大夫都對仁宗的校獵憂心忡忡，他們之所以反對皇帝出獵，安全考慮是一個原因，用何郯的話來說，“西北二隅，變故難測，豈無奸偽雜于稠人廣眾之中。由是而言，益可深慮，”還有一個原因：在宋朝士大夫的觀念中，君主當清靜無為，接受禮法的規訓，不張揚個性，不放任好惡，“不圖事游戲而玩細娛”，

仁宗只能下詔，“罷出獵”。

下一年，即慶歷七年（1047）冬至，仁宗還有機會駕臨東京郊外，因為慶歷七年又是天子親郊的大禮年。然而，就在冬至祭天當日，一件震動朝野的大事發生了：河北貝州爆發兵變，宣毅軍小校王則占據貝州城造反，

(責任編輯：楊璐_NQ657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