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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侯靜、李雨欣（北京師范大學部社會學院）
來源：本文原載《大陸青年研究》2020年第8期
原標題《傳統與現代的張力： 個體化理論視角下高知單身女性群體的特征》
一、“高知低婚”的都市女性
近年來，“第四次單身浪潮”悄然來襲，城市中大量的大齡單身女性不斷涌現。其中，高學歷的單身女性群體也得到研究者的探討和研究，擇偶梯度理論和人口普查數據都表明，“女性更希望嫁給比自己學歷和社會階層地位稍高的男性；而男性則更傾向于選擇學歷與社會階層地位比自己稍低的女性”。
在這樣的結構下剩余的便是社會階層兩端的人口，即處于社會金字塔中下層的男性和上層的高知女性，盡管高知單身女性有著較高的收入和社會地位，但她們依然被迫和“剩女”這樣帶有貶義的詞語畫上了等號。有大量的媒體報道消費“剩女”，對大齡高知女性的婚戀研究也認為，高學歷女性普遍婚戀較難，陷入了“高知低婚”的尷尬局面，同時，“高等教育性別比例逆轉”又使得越來越多的女性擁有較高的學歷和收入。教育部2015年的統計數據顯示，全國女碩士研究所已經比男碩士研究所多出近7萬人，本科生中女性也比男性多出97萬多人，這不同于以往男性受高等教育人數遠遠高于女性的情況，教育性別比例已經出現逆轉。
綜上所述，一方面，高知女性的“高學歷”成為其進入婚姻的阻礙，盡管全國的初婚年齡都在推遲，但高知女性初婚年齡的推遲更是非常顯著，另一方面高等教育的進一步擴張又帶來更多的單身女性。
本研究所指的高知單身女性是指擁有碩士研究所及以上學歷，且年齡在27歲及以上，未婚無孩并沒有穩定戀人關系的女性，本研究的訪談對象的基本資訊如表1所示，
二、高知單身女性的特征：
為自己而活
教育是高知單身女性群體形成的重要因素，同時，個體化特征在高知單身女性群體中也得以充分體現。對于高知單身女性來說，教育無疑是通往更高處的階梯，她們的職業發展、生活現狀和婚戀特征等方面對此也有相應的體現。第一，高知單身女性在職業追求和發展中表現出“進取的自我”;第二，高知單身女性在消費方式、居住條件等物質生活方面非常重視“欲望的滿足”;第三，高知單身女性在社會交往和業余生活方面，表現出了獨立、被動的特點; 第四，在工作和家庭的平衡中，高知單身女性在可以為家庭做出妥協和犧牲的同時，表示絕不會放棄自己的工作，以確保自己在家庭中的話語權和安全感。
（一）職業目標的追求: 向上的階梯
由于高校擴招的影響，女性受高等教育的比例顯著增長，女性在教育領域的優勢逐漸顯現，她們在學校當中的勤奮和進取的作風一直延續到工作以后，高知單身女性在讀書階段就是一個努力學習、勤奮上進的好學生，工作后也是有事業心、專注投入、積極上進、對自己要求比較高的群體，
首先，高知單身女性通常不安于現狀，不滿足已取得的工作成績，當她們達到一定職業目標后，就會選擇放棄現有穩定的工作，追求自己喜歡的更高的職業目標。她們在工作上投入大量時間及精力，盡其所能把工作做得盡善盡美，希冀在工作上盡可能體現其個人價值，不甘落后于人，
“我自己本身也是比較拼的人，比較有事業心。每個階段都得有一個新的目標和新的事情來刺激我，要不然如果一直是一潭死水，沒有什么改變，我會很難過，”(B4)
其次，高知單身女性在選擇職業時更多地傾向于考慮自己的個人興趣，如果發現所做的工作與自己的興趣不相符時，她們會通過考研考博等方式不斷追求和實現自己感興趣的職業目標，并且，她們也不會選擇薪水較高但自己不喜歡的工作，會犧牲經濟利益而以自己的職業興趣為主選擇工作。
“其實對將來會有很多的憂慮，會害怕，但是現在依舊會做出這樣的選擇，會更多地傾向于自己的興趣，比如說我現在不會選高的薪水，而是選擇這家很小的公益機構，”(B10)
因此，高知單身女性通常經歷了多次工作的轉換，或者工作之后再考研考博這樣不斷向上進取的過程。她們很清楚自己想要的是什么，并愿意付出努力去追求和實現自己的職業目標。高知單身女性因為自身的高學歷，更希望在工作中證明自己的價值和能力，她們在工作中拼命努力取得成績，以證明自己的學歷與能力相匹配，從而在工作中找到自信，
“剛工作的時候我什么都不會，但是我會潛心研究，慢慢我掌握了規律。比如寫文章，我就會讀大量的書籍，去做文案培訓，很快我的寫作就有很大的提升，而且我寫的東西就真的賣掉了，我看到了自己的成績，我的自信就從工作中慢慢找到了。”(B2)
可以說，教育一方面給了高知單身女性們能夠支撐起自己物質生活的能力，另一方面也給了她們不斷審視自己、女性意識覺醒的機會，這在女性個體化進程中是非常重要的前提條件，高知單身女性在職業發展中，更多地遵循個體的內在興趣，做自己想做和喜歡做的工作，充分體現了高知單身女性在職業追求中“不斷進取的自我”和“為自己而活”的個體化意識，
（二）注重生活品質: 自我欲望的滿足
閻云翔提出的大陸個體化進程中的“欲望的自我”，在高知單身女性群體中表現為她們更看重生活的品質、品味，她們認為即使單身，也要讓自己的生活過得舒服，體驗物質生活的滿足感，她們更想為自己而活。高知單身女性的物質生活主要體現在消費方式和居住狀態。本研究中的高知單身女性年均收入在十幾萬左右，這在北京、上海等一線城市基本處于中等收入水平。在此收入水平基礎上，高知單身女性依然盡力滿足自我的欲望，高知單身女性很直接地表達自己對物質生活的追求和欲望，有時即使經濟拮據，她們也要保證自己的生活質量，讓自己過得舒服。
“對我來說有時候覺得自己這一天挺累的，挺不容易的，我要吃頓好的，我這個東西該補了，衣服該買了，覺得該買的基本都不會少，基本還是保持著有品質的生活，”(B10) “現在對生活的品質要求更高了，有了經濟能力覺得可以讓你過上很舒服的生活，比如做那個指甲，我這么大熱天就不去人家店里做的，我會叫一個上門服務，多方便。”(A3)
在北京這樣房價很高的大城市，以高知單身女性的收入水平還難以獨立購買住房，她們通常與他人合租兩居室或單獨租住一居室，平均房租3000元左右，她們在居住條件上不會將就，住處也離工作單位比較近，盡最大可能確保自己居住環境的舒適。
“我第一個盡量買最好的就是吃的東西，我認為人的健康是最重要的，第二個就是我住宿的環境，我要盡我自己最大的可能去確保我住的地方是最舒服的，”(B7) “我一個人租房住，一個月房租大概3000元，我相親時見過一個男生，第一次見面就說我怎么一個人住那么貴的房子，說自己怎么跟房東砍價，讓自己的房租只有1200-1300元，難道我跟你結婚后就要跟你住那種很差的房子，那是我不能接受的，”(B8)
高知單身女性也希望有自己的住房，也希望通過婚姻來提高自己的生活質量，能有另一半與自己承擔住房等生活的壓力。但如果婚姻不能提高自己的生活質量，甚至讓她們的生活質量有所下降，那是她們不愿意接受和選擇的，
（三）社交生活和業余生活：獨立與被動的底色
高等教育的經歷為高知單身女性提供了強大的精神能量，使她們有了不斷改善自我和實現自我的途徑，同時，獨立自主性也愈發明顯。她們更清楚自己要什么，關于自我的決定總是做得異常堅決，
“比如我考大學部，大學部之后工作，工作以后要考研，后來又找工作，全部都是我自己決定的，甚至基本上都沒有征求過別人意見，”(B5) “我一般決定都是自己做，決定好了再通知別人，有時會讓男方有一種控制不住的感覺。當時辭職辭得還挺決絕的，包括后來我出國的時候，我只是跟當時的男朋友講了一下。”(B7)
教育經歷促使高知單身女性更加清楚地認識自我，也更加看重自我，在私人領域中的“個體意識”急速增加。有的高知單身女性可能過著“低社交的宅生活”，但她們也會享受一個人獨處的時光，看書、看劇、做飯，或者一個人去爬山、滑雪、旅游、運動等做自己感興趣的事情，而還有一些高知單身女性會跟朋友一起吃飯、喝下午茶、K歌、看展覽、聽講座等，總之，高知單身女性獨立生活的能力很強，把自己的生活安排得松弛有度，業余生活并不單調。
“我一個人騎行過青海湖，繞青海湖整個騎了一圈，360公里，騎了三天，”(B5)
由此可見，高知單身女性不論是自我發展還是業余生活方面都凸顯出“獨立的自我”的特點，然而，高知單身女性在社會交往中總體上也表現出被動的特點，她們通常不會主動擴展自己的社交圈，有的高知單身女性社交圈甚至有些狹窄，只限于周圍的同學、同事，或者固定與少數幾個朋友交往，不太容易快速地與陌生人發展友誼或愛情等親密關系，特別是她們比較害怕或抗拒與異性快速進入親密關系，她們在異性面前更多地表現出被動、退縮，甚至局促不安，容易給異性造成一種高冷的誤解。這也導致了高知單身女性在婚戀上難以找到合適的伴侶。
“我師姐就說我，人家男孩覺得你太冷了，那個男孩每天都主動找你哈拉，看你那不冷不熱的語氣，你也不主動找人家聊哈拉，但是我不知道怎么跟人家主動，這事兒后來就不了了之。我性格本身就很被動，包括我跟我的朋友們相處，大都是他們主動跟我聯系。”(A4) “我從來不會跟男生主動哈拉，從小到大在男生面前都不自然，跟男生說話都是別人說一句，我說一句，從來不會主動跟男生說話。”(B1)
(“一個人吃海底撈，服務員會在對面放娃娃”迎合了單身男女需求，一度成為打卡活動)
（四）傳統女性和個體化傾向的交織
家庭與事業的平衡是職業女性面臨的一個經典難題，一方面，高知單身女性同意傳統女性的角色定位，可以接受“男主外、女主內”的家庭分工，也愿意多承擔家務和照顧孩子等，而且如果有孩子后，她們表示愿意為了孩子在工作上做出一些妥協和犧牲，比如有可能做一些相對輕松的、可以照顧家庭的工作。然而，高知單身女性更多地希望男性也能一起參與家務勞動，尤其在教育孩子上，她們希望夫妻雙方共同承擔教育孩子的責任，不太接受目前一些家庭出現的“喪偶式育兒”，認為這樣不利于孩子的健康成長，另一方面，不同于傳統女性的主要角色是在家庭，高知單身女性希望自己最起碼要保持一個可以營生的工作，她們都表示絕不會為了家庭而放棄自己的事業，她們認為工作在保證了自己經濟獨立的同時，也保證了自己在家庭中的話語權，
“我肯定覺得事業家庭是要兼顧的，但是讓我放棄工作應該是不可能的，我也不會為了升職犧牲家人，我的底線是當所有人離開我了，我還有一個營生的手段，”(B2) “也許你放棄工作你老公不介意，但你婆婆會覺得你跟吃白食一樣。你有工作的話你底氣足，家里有事情有發言權，得自己爭取有個保障，要不然家里事情都是任人擺布，”(B1) “我堅決不會為了家庭放棄自己的工作，我覺得女人一定要經濟獨立的，即使收入沒有那么高，但也要有收入，表明我不是在家吃軟飯的，”(B10)
高知單身女性認為獨立的經濟能力很重要，她們不愿意為了家庭放棄工作是因為事業對于女性來說既是營生的手段，也是保證家庭中話語權的重要因素，更是自我實現的途徑，因此當家庭與事業出現沖突時，不放棄自己的事業是她們的底線，由此可見，在事業和家庭平衡過程中，高知單身女性既體現了傳統女性角色對家庭的付出，但同時交織著個體化過程中女性追求事業、平等和尊重的現代特色。
三、高知單身女性的婚戀：
高處不勝寒
（一）底線思維：寧缺毋濫
與克里南伯格在《單身社會》中所描述的美國單身社會不謀而合，雖然大陸的單身女性主動選擇 “不婚”的是極少數，對于親密關系都保持著最起碼的開放態度，但同時也牢牢地捍衛著一條底線—絕不“因為寂寞而將就”，甚至做好了一個人的準備。
“我不會妥協啊，我現在已經做好兩手準備了，如果遇到了當然好，沒有我也不將就，我寧可一個人待著，咱們也不委屈自己，”(B2)
不容忽視的是，越來越多的高知單身女性能夠承擔起自己單身的生活，堅持要遇到“最合適”的那個人，渴望有一份真摯的感情，她們有足夠的經濟能力和堅強的精神世界來支撐起“不因寂寞而將就”的原則，絕不妥協退讓，哪怕退而求其次過著單身的生活，進一步來說，高知單身女性群體不僅在主觀上有“為自己負責”的愿望，也逐漸有了“為自己負責”的能力。她們在婚戀上更知道自己想要的是什么，并且要為自己而活，不愿意妥協。
（二）婚姻動力不足:作為“非必需品”的婚姻
有幾位高知單身女性在訪談中不約而同地用“錦上添花”來形容婚姻對于自己的意義，所謂“有了當然更好，沒有也沒關系”。她們認為婚姻不是生活的必需品，對于婚姻的動力不足是這些高知女性單身的又一重要原因。高知單身女性在擁有了“還不錯”的社會地位、物質生活以及體現自身價值的工作以后，對待戀愛和婚姻的出發點是“它能讓我生活得更好嗎?”她們更需要的是婚姻中的支持感和陪伴的親密感，而不僅僅是物質上的提升。
“結不結婚對我來說沒有本質的變化，它不一定就變好，所以我也沒有特別大的動力來做這個事，婚姻這件事情在生活中沒有對我特別重要，”(B5)
對于高知單身女性而言，在雙方都有相當的經濟實力的情況下，對于婚姻的情感功能更加注重，即雙方在情感上的支持和陪伴，主觀個體化中的“欲望的自我”也凸顯出來，相比婚姻的物質生存方面的功能，高知單身女性更注重婚姻的情感功能，隨著高知單身女性自我滿足的能力越來越高，婚姻變成了一種“非必需品”，她們進入婚姻的內在動力逐漸減弱，她們認為沒有婚姻也可以活下去，甚至活得還不錯，
(三)“hold住”: 特殊的男女平等關系
高知單身女性強調和重視兩性關系的平等，平等主要體現在雙方能夠互相尊重對方的想法和生活習慣以及私人空間等，能夠共同商議溝通。高知單身女性不同于傳統女性在婚姻或愛情中對男性的物質和精神上的過度依賴，她們擁有了體現自身價值和提供物質基礎的工作之后，更加追求平等的關系，強調對方能夠尊重自己，然而，這種平等關系還帶有一定的傳統性別角色的特點，即高知單身女性往往也希望男性能夠“hold住”自己，“hold住”所體現的兩性關系的傳統性在于，男生仍然處于一個相對主導的位置，女性希望男生能夠掌控、駕馭自己，或者說“降得住”女性，同時也需要對男性的崇拜感。但和傳統的兩性關系區別在于，現在的男女兩性關系并非完全的男強女弱，男性可以稍微強一點或者和女性差不多，但男性的各方面條件比女性好太多反而是高知單身女性所不能接受的，
“男生和女生匹配起來，男生比女生略強一點點可能是一種社會共識，如果說他跟我是差不多的，我覺得完全OK，或者稍微比我差那么一點點，我也覺得OK也沒關系，上下浮動不要太大。”(B8)
換言之，“hold住”體現的是雙方在身高、性格、氣場、學歷、職業、家庭背景等各方面的旗鼓相當，是一種可以上下波動的平等，由于受到男性在職場和社會地位中的優勢以及傳統男權的影響，在高知女性的理想兩性關系中，仍然更傾向于雙方在各方面差不多的情況下男性能稍微比自己強一點，然而，高知單身女性更強調兩性關系中男女平等正說明現代的婚姻和家庭出現了個體化的特征，它的理想圖景和現實的實踐都受到個體化的深刻影響，同時也在逐步擺脫父權制的束縛，
四、高知單身女性的困境及其原因：
去傳統化帶來的沖擊
本研究的16名訪談對象都是工作和生活在北京的高知單身女性，大部分都是通過教育、工作的途徑只身來到北京生活，有的人甚至有多次在不同城市生活工作的經歷，與家里的聯系有所弱化，傳統的女性角色在這里開始松綁，個體化的“脫嵌”或“去傳統化”悄然展開，每一個個體的外在形式的約束日趨弱化，外在約束的弱化并非只帶來自由，從另一個角度來說，她們也失去了支持和庇護，
（一）更高的流動性
這種流動性是教育、職業、城市化的發展等領域的交互作用所帶來的，最突出的表現就是地域的流動性，高知女性的長期教育經歷本身就很容易產生地域流動性，本科、碩士研究所甚至博士生在讀期間的出國出境交換，以及工作地點的變換等使她們與家庭的距離越來越遠，脫離了原有的社會關系網路，這造成了人和人之間一種“經驗上的隔閡”，這種“不確定性”和“經驗的隔閡”令她們總處于一種“飄”的狀態，在感情上也難以有一段穩定的戀情。
“我也有那種曖昧的朋友以上、戀人未滿的關系，但是到了那一步后就止住了，我覺得多數是因為我上躥下跳，比如我在上海的一次(曖昧關系)，后來因為我要去美國，后來在美國也有一次，但是當時我要回國，就又斷掉了。”(B8)
（二）更強的競爭性
北京這樣的一線城市人才濟濟、競爭激烈，由于就業市場中依然存在的性別不平等，高知女性所面臨的競爭和壓力要遠多于男性，這種激烈的競爭導致她們不得不持續地提升自己的學歷和工作能力，去學習新的技能來充實自己，她們經常忙于狀態的切換之中，無暇顧及其他。她們也希望平衡工作和生活，但為了應對大城市激烈的競爭壓力，無奈錯過了戀愛的機緣，
“我一周三分之二的時間都在工作上，經常加班，最忙的時候幾乎每周六都在加班。我們住的社區是青年公寓，經常聚餐，那次搬來一個男生是單身，做飯超好吃，他們叫我，還給我介紹這個男生，因為只有我倆是單身，那次大家當著我倆面都說你倆可以在一起，但是因為我經常加班，后來也不了了之，等過完年回來，發現人家有對象了。”(B6)
這種競爭意識其實來源于她們本身的風險意識，個體化的社會將風險平攤在每個人的身上，“對抗風險”成了她們最需要耗費時間和精力的事情，對于個人的投入越多，自身的資源積累越多，對抗風險的能力也就越強，她們更多的時間和精力需要投入到學習、工作等低風險事物中，不斷積累自身的資源來應對競爭性的社會，而且她們感受到大城市競爭的壓力和殘酷，感嘆一個人在這里拼搏的孤單和艱難，由于北京的高房價和消費水平，相比于她們之前在小城市的生活質量相差很多，同時工作上的競爭壓力也讓她們感覺很吃力和不適應，她們不得已用盡所有精力來應對競爭壓力和風險社會的冷漠。
原子化的社會具體表征為在社會變遷過程當中，個人之間聯系的弱化，以及個人與公共世界的疏離，競爭激烈的社會生活使個體之間失去信任，加之地域流動性的影響，看似不斷有新的朋友和同事出現，關系的深度卻并沒有加深，在工作中需要合作的她們，在生活中則“一個人就要像一支隊伍”。她們雖然可能與周圍人進行著交往，但內心還是與他人保持著距離，體會到內心的孤獨感，
“現在單位同事之間還會刻意保持一些距離，同學一般也就是吃個飯，而且現在這樣的關系，只要一找你那絕對就是有事兒，上次一個挺久不見的師兄要來找我吃飯，我就知道肯定有事兒，結果見了面，果然問我有沒有幼稚園的名額，”(A1)
這種“刻意保持”的距離就像是在每一個人的身外套了一個透明的殼，外面的人走不進，里面的人出不來，有學者認為，這種原子化正是現代性對人類社會紐帶的消解和破壞所導致的，伴隨著現代化和城市化的進程，個人之間、群體之間社會聯系薄弱、社會紐帶松弛，“農業時代那種充滿溫情和集體意識的共同體將不可避免地走向解體，而代之以陌生人為主體的現代城市社會”，對于諸多闊別家鄉只身一人來到北京的高知單身女性來說，家庭與親屬關系的淡化加劇了原子化社會帶來的孤獨感，這也正是個體化社會帶來的陣痛。
綜上所述，高知單身女性在北京大城市生活的流動性、競爭性和原子化使她們表現出“去傳統化”的特征，她們在脫離了傳統家庭、社會、性別角色的束縛的同時，也弱化了原有的社會關系網路對她們的支持和庇護，因此，為了應對個體化社會的風險和競爭壓力，高知單身女性群體在職業追求上表現出“進取的自我”、在生活狀態和婚戀觀上表現出“獨立的自我”和“欲望的自我”等具有主觀個體化特征的自我建構，因此，高知單身女性的“去傳統化”、“進取的自我”“獨立的自我”和“欲望的自我”共同構建了高知單身女性的群像，顯現出該群體在現代社會中的個體化特征，
(責任編輯：郭寧_NBJS1165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