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陸近代的衰落是歷史學上一個有意思的課題，長久以來，“華夏中心”、“華尊夷卑”的觀念深入人心，在各個領域大陸也是遙遙領先，13到14世紀的義大利旅行家馬可波羅，描繪了一個超乎任何歐洲人想象的東方繁華國度，
當時我們的城市譜寫著盛世華章：
超過百萬人口的大城市、通宵達旦的市場、不絕如縷的游人、各種新興的金融機構……
而歐洲當時所謂的“大城市”倫敦、巴黎等，僅僅只有幾萬人口，城市到處充斥著垃圾和骯臟，
就是這樣一個曾經遙遙領先的“天朝上國”，在19世紀卻毫無預兆得淪落為飽受欺凌的“東亞病夫”，短短數百年間究竟經歷的怎樣的變故？
這其中，很多的細節頗值得我們玩味。
工業革命
一、盛世的幻景
清軍自入關以來，一路南下連戰連捷，消滅了南明和農民軍，拿下政權后又收拾了三藩，解決了周邊少數民族問題，一舉穩定了大清的基業，
全社會上上下下，都在全力營造著“盛世”的氛圍，
皇帝形容自己的國家“勢當全盛、府庫充盈”；
大臣們的各種奏章，也無不為國家的繁榮大唱贊歌；
社會上的文人雅士們搬弄出各種“盛世華章”，大受追捧；就連新出的人口，也被稱作“盛世滋丁”。
《戰國策》里有個寓言，叫做“三人成虎”，意思是說的人多了，謠言也會被當作事實，康雍乾之際的清朝，真的就是一片歌舞升平嗎？
在研究古代社會經濟發展狀況時，常常將人口數量作為重要衡量指標之一。由于明末的戰亂，到清世祖順治九年，全國人口僅剩1.2億；
到了“康乾盛世”的清圣祖康熙三十九年，全國人口也僅有1.4億；
一直到清高宗乾隆六年，才達到1.5億人口。
古代百姓
很多明清史專家對明朝的人口也進行了推測，何炳棣、葛劍雄、曹樹基，包括英國經濟學家安格斯·麥迪森等，都認為明朝萬歷年間的人口，在1.5到2億人之間。也就是說，康乾盛世的大部分時間里，人口數是少于明代巔峰值的，
從社會經濟狀況來看，康乾盛世也并非宣揚的那般輝煌。即使清朝中期“人口大爆炸”，但依然是“國富民窮”。“清初蜀中三杰”、 “四大著名啟蒙思想家”唐甄就這樣描述康熙四十年時的情形：
清朝立國已經五十余年，卻更加貧困，農業、手工業、市場交易等全都呈現出頹廢的趨勢。
社會貧富分化巨大，窮人只能給富人為奴為妾，中產之家常年賺不到錢，貧困之人遇到災難，就會凍餓死。這樣的慘狀，與“盛世”的定義真是非常不符，
餒
從科技實力上對比，康乾盛世未必好于明朝，明代有專門研制新式火器的機構，并鼓勵創新發明，一時間如《神器譜》、《銃圖》、《恭進神器疏》、《防虜車銃議》等新式技術理論書大為流行，
神機營
明朝創建了世界上第一支“熱兵器”部隊“神機營”，不僅有各式火銃，還裝備了西洋大炮“佛郎機”，明軍巔峰時火器裝備超過60%，有火炮近4萬門，
而清朝為了杜絕民間的反抗，禁止發展火器，對各種新的科學技術也是諱莫如深，開了歷史的倒車，乃至到了清朝末年，左宗棠率軍收復新疆時，半路挖到了明朝的開花炮彈也不禁扼腕嘆息：“若此炮彈不失傳，焉能讓洋人如此囂張！”
所謂“康乾盛世”縱比比不過明朝，橫比歐洲諸國，差距則更加明顯，
18世紀60年代，英國興起了以蒸汽機為代表的第一次工業革命，圈地運動解放了大批勞動力，資本主義的原始積累悄然展開，各項新科技、新技術如雨后春筍般興起。
而同一時期的大清，乾隆皇帝正帶著母上大人、后宮佳麗一起巡游江南，花了國庫的一半以上的銀兩，驚動整個長三角富庶地帶，換來“石頭城一西臨望，千古興亡慨嘆中”的詩句，卻不知外面世界已經天翻地覆，
乾隆
二、通商與覲見
1793年的9月，英國使節馬格爾尼乘坐商船來到北京，見到了年近60的乾隆皇帝。
隊伍中有科學家、有藝術家、醫生等，所攜帶物品的有天文地理儀器、精良的武器，以及車輛、艦船的模型，可以說是一個微縮版的近代英國工業文明“寶庫”，然而這些卻絲毫提不起乾隆皇帝的興趣，
馬格爾尼對于通商的請求，也因為他“拒不下跪”而談崩，那個年代的大清，就像一個垂垂老矣的人，對一切都已經變得索然無味。
早在一百多年前，清朝已經在“開放”與“保守”之間做了選擇，早在順治十八年的1661年），清朝為了防止沿海鄭氏政權，實行了極其嚴厲的“遷界令”，尤其在福建、兩廣沿海，將所有沿海15里以內的居民全部遷走，人為制造了沿海“無人區”，
一直到1684年臺灣設立一府三縣，幾十年間沿海商船盡毀，海洋貿易回到“石器時代”。“閉關鎖國”帶來了無法抹滅的傷痛，清朝無可避免得墮落為一個保守、陳舊、腐化、墮落的國家。
清軍
在文化上同樣如此。正當歐洲文藝復興、思想啟蒙運動如火如荼，各種新思想碰撞出各種火花，清朝卻興起了“文字獄”，對社會上最精英的讀書人階級進行諸多限制，甚至打擊迫害，
科舉上實行八股文，鼓勵社會上的文人拘泥古制、因循守舊，實行病態的社會統治。在這種僵化的機制下，國家雖然號稱“盛世”，卻是老態盡顯，可謂是“百足之蟲，死而不僵”，
一些目睹了所謂“康乾盛世”的英國人也得出這樣的結論：
清朝的工業和科技，和歐洲國家比起來，簡直就是幼稚園水準。
這個國家的士兵普遍缺乏勇氣，戰斗意志薄弱，馬戛爾尼將清帝國形容“一艘破爛不堪的頭等戰艦”，它之所以在一百多年內沒有沉沒，是因為他比周圍的船只個頭更大而已。
戰船
三、榮光的散盡
距離乾隆去世僅僅過了40年，英國人的巨艦就已經架在帝國的門口，發出震耳欲聾的炮聲。
數千英軍幾乎兵不血刃，打得這個“盛世強國”滿地找牙。曾經令清帝國驕傲的騎兵部隊，也在與英法聯軍的對峙中消耗殆盡，這時人們才清醒：所謂的強盛，不過是我們糊弄自己的文字游戲罷了，
當時的有識之士也在尋找突然落后的根源，李鴻章、左宗棠等一批洋務派，提出了“中學為體、西學為用”的口號，認為我們泱泱大國，只不過在技術上稍稍落后，開展所謂“師夷長技以制夷”，仍然力主保留曾經的封建制度。
洋務派們竭盡全力購買西式裝備、編練新式部隊，建立起亞洲第一、世界第九的北洋海軍，然而誰都沒有料到，苦心經營的“強大艦隊”不過是夢幻泡影，在1894年的甲午海戰中，被鄰國日本以不大的損失擊潰。
甲午海戰
這個早于我們幾十年實現“明治維新”的弱邦，現在已然變成了強敵，清朝最后的遮羞布，也被無情地扯下。
這種衰落的悲劇在于，我們仍然沉浸在虛假的繁榮之中，為統治階級歌功頌德，全然不知道外面的世界的進步。
其實這種變化是早有預兆的：明末清初時，一幫海寇跑到了越南北部灣，組建了一支海上部隊，令人匪夷所思的是，這支“雜牌軍”竟然在技術、裝備、數量上，都遠勝于“大清水師”，逼得清庭官軍一度不敢出海緝寇。
這種本應令統治階級警醒的事件，卻被淹沒在歌舞升平的浮華之中，不被任何人提起。
英軍入侵
四、歷史的審視
對于清朝，我們總是五味雜陳，
相較于遙遠的漢唐，我們今天的文化，更多承襲了清代的衣缽，我們的語言、行為、儀式、習俗，不管你承認不承認，都是來自于這個朝代。
曾經我們戲謔說，“唐在日本，明在韓國，清在大陸”，也不無一定道理。
我們對于清朝是極度包容的，盡管入關后給華夏帶來了災難，我們還是在歌頌他、美化他，當年“留頭不留發、留發不留頭”一紙文令，令整個寬衣博帶、翩翩儒雅的漢人，不得已都留著“金錢鼠尾”的發辮：全頭剃光，只留下金錢面積大小的頭發，像老鼠尾巴一樣拖在后面，
如今的“清宮劇”不僅在形象上各種改良，劇情上也是大加鼓吹，構建出一個千年不遇的“盛世奇觀”，
如今很多年輕人，將嬪妃、貝勒、格格、阿哥奉為精神偶像，崇拜著他們的癡情說愛、后宮爭斗，殊不知，這些只不過是整個歷史、整個國家最極不起眼的一隅，多少悲歌慷慨、舍生取義的仁人志士，卻被湮沒在歷史的滾滾洪流中，不被我們今人所知。
國家的興衰是各種因素共同造成的結果，一時的成敗并不能說明什么問題，但是，對于歷史的正視是我們應該嚴肅對待的。
“以史為鏡方能知得失”，倘若我們了解的歷史，都像“清宮劇”或者“抗戰神劇”一樣荒誕不羈，那么所謂樹立正確的人生觀、價值觀，也只能是虛幻的空中樓閣罷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