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起“餓死事小，失節事大”，我們常會聯想到宋朝時的程朱理學。他們強調女子的貞操觀，認為貞節要比性命重要，強調從一而終。
然而，根據歷史記載，無論是出身高貴的宗室女，比如真宗劉皇后先嫁錫匠龔美，后改嫁真宗趙恒；還是士大夫階層的婦女，比如范仲淹之母、李清照的改嫁；亦或是勞動階層的普通婦女，都或多或少存在著再嫁的現象，而且稀松平常，
那么問題來了，宋朝時期程朱理學呼吁“餓死事小，失節事大”，在這種情況下，宋朝婦女再嫁竟然也是“平常事兒”，這又是什么原因導致的呢？
01 生活所迫，再嫁謀生
婦女再嫁，主要是分成離婚再嫁和守寡再嫁兩種。一般來說，結婚時一件重要的人生大事，不到萬不得已，沒人會隨便離著婚玩的，更何況男子三妻四妾成常態，可以多納妾，但不愿多休妻，而對于社會地位較低的女子來說，更不會輕易離婚，所以，還是守寡再嫁的情況較為普遍。
對于絕大多數的底層勞動婦女來說，如果丈夫死亡，那么勢必是要再嫁的。兩宋時期，大土地所有制的興盛與發展，導致許多無地少地的底層人民失去生活依靠，隨著土地兼并越來越嚴重，大多數勞動人民都從原本“一畝三分地”的主人轉變為為地主“打工”的佃農，并且，宋朝實行的是“不立田制”的土地政策，婦女是不給授田的。
在封建時期，“你耕田來我織布”這種“男主外，女主內”的生活模式是常態，男子可以說是支撐家庭生計的主要勞動力，所以“丈夫是天”的說法在當時很站得住腳，丈夫一旦去世，婦女就會失去依靠，除了極少數性格、能力都很超群的女子可以依靠自己來維持生計、撫養孩子、伺候公婆，絕大多數守寡婦女為了生存，都會選擇再嫁，
02 貞節觀念淡薄，再嫁被世人認可
大家都知道，宋朝是封建社會經濟發展的巔峰時期，這時候商品經濟發達，物質的轉變折射到思想上，就催生出了“重利輕義”，
這種思想反映到婚姻問題上，就是婦女對貞節觀這個概念的認識發生了轉變，不只是婦女本身，就連當時的許多官僚、詩人等，也多從現實出發，認為寡婦沒有必要守寡。
就像宋朝《夷堅志補》卷十四中《解詢娶婦》記載的：靖康建炎之際，解詢和妻子走散了。后來解詢在去做官的路上另娶了一位妻子，在重陽節掌燈的時候，解詢思念起原來的妻子。他的新妻子知道后，為他準備出行的工具去尋找舊妻，并說：“我與俱行，倘君夫人固存，自當改嫁，而分囊聚之半；萬一捐館，當為偕老。”從這件事就可以看出，新妻本身對改嫁這回事沒有什么抵觸，也不覺得再嫁就是不光彩的。
這就涉及到整體的社會價值觀了，因為大家都沒有將婦女的貞節看得很重，所以在當時人們的思想里，再嫁就是一件很平常的事兒，無關貞節，也不會對名譽、地位等其他方面造成不好的影響。
更重要的是，提出“女守貞、男滅欲”和“餓死事小，失節事大”的程朱理學，那時候才剛剛誕生，并未成為主流思想，也并沒有對宋朝產生多大的影響。正如《宋史》所言:“道學盛于宋，宋弗究于用，甚至有歷禁焉。”
正所謂“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筑”，宋朝時期商品經濟發展愈加繁榮，而這導致重利輕義的思想逐漸誕生甚至普及，再者，“餓死事小，失節事大”的程朱理學雖然誕生于這個時期，但此時還并未成為主導地位的指導思想，二者原因一綜合，從精神層面導致婦女從一而終的“貞潔”意識相對淡薄，再嫁的現象就很常見了，
當然，即便是有一些對亡夫忠貞不渝、選擇守寡不嫁，也是正常的，不會被送“貞節牌坊”，也不會被表彰為道德楷模。
03 朝廷支持，給予法律保護
另外，宋朝婦女再嫁這一現象能夠得到普及，從根本上是離不開統治者的思想和支持的，尤其是在法律上，宋朝皇帝給婦女再嫁提供了極好的保護。
對待宗室女子再嫁，宋朝有明確的法律規定，比如北宋初年，規定宗室女子喪夫但無子，不允許改嫁他人。但到了宋英宗嘉祐四年，汝南郡王召趙允認為這種情況是不合理的，請求改革，之后情況就開始轉變。于是，英宗治平年間，明確規定“宗室女再嫁者，祖、父有二代任殿直若州縣官以上，即許為婚姻”，雖然說對宗室女再嫁加了限制條件，相比原來情況是有所改變的。到了宋神宗年間，宗室女再嫁的條件進一步得到放松，“宗室袒免以上女與夫離而再嫁，其后夫已有官者，轉一官”，甚至鼓勵官吏求娶再嫁的宗室女。
同時，對普通女子再嫁的情況，宋朝統治者也是給予極大的支持和優待。例如，宋真宗大中祥符七年明確規定:“不逞之民娶妻，給取其財而亡，妻不能自給者，自今即許改適。”對于普通平民已婚女子來說，如果因喪夫而守寡，婦女如果沒有辦法依靠自己生活，是允許直接改嫁的。到了南宋時又進一步規定，如果丈夫外出三年不回家，也是可以再嫁的，
其實縱觀宋朝保護寡婦再嫁的政策詔令，可以看出是一步步放松條件限制，盡可能地保護寡婦的權益的，
04 重男輕女思想下，男女比例失調
此外，還有一個不可忽略的社會原因，那就是重男輕女思想導致的性別比例失調，由于社會地位上的男尊女卑，很多底層家庭的女嬰一出生，就被活活溺死，
宋朝時期，福建附近地區溺殺幼嬰的情況非常盛行。陳淵在《默堂先生文集》中曾記載：“若女則不待三，往往臨蓐，貯水既溺之，謂之洗兒。”尤其是江南東路的兩浙地區，雖然經濟非常發達，但殺嬰之風并不亞于福建地區。
此外，根據《宋會要輯稿》刑法記載，浙東路“街、嚴之間，田野之民，每憂口眾為累，及
生其子，率多不舉”，在棄殺幼嬰中，女嬰占據大幅比例，出現這種現象，也是不難想象的，正如“岳鄂間田野小人，尤諱養女”、“生男眾所喜，生女眾所丑”等現實情況所反映的，男孩子撫養大可以充當勞動力，可以考取功名，可以傳宗接代，而女孩卻只能早早嫁人，淪為生育工具，社會地位極低。
假如每一戶人家都不想養女兒，社會風氣和思想又讓他們想法趨同，不被歡迎的女嬰一誕生，就被活活溺死，久而久之，男女比例失調也是遲早要面臨的問題。尤其在“殺嬰之風”盛行的那些地區，男女比例失調是尤為嚴重的。比如福建路，時間長了就出現“村落間至無婦可娶，買于他州”的現象，買賣婦女又成了一種被迫衍生的新形勢，假如買賣不到，就容易鋌而走險，更不利于社會安定。因此，寡婦再嫁也能很大程度上解決這方面的問題。
綜上來看，宋朝婦女再嫁這種現象成為“平常事兒”，絕不是一兩個因素就能直接導致的，往往是多重因素綜合起來，才導致出現這種現象，而這種現象與當時的經濟、政治、社會等各方面的發展又相輔相成，
作者：我方團隊月落星沉
參考資料：初春英《宋朝婦女再嫁研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