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復活”青銅神樹：三星堆跨越90年的考古接力

青銅神樹——它贏得了人們足夠久的目光，和一個好聽的名字。枝條彎彎地上揚或下垂，立著昂頭的鳥，一條龍只剩半個身子，頭朝下地懸在樹干旁，

青銅神樹上昂頭的鳥。圖源三星堆博物館官方微博

文 | 新京報記者 彭沖 實習生 謝婧雯

編輯 | 劉倩 校對 | 李立軍

►本文約5762字閱讀11分鐘

銹跡是無法被忽視的，美也一樣。

青銅神樹——它贏得了人們足夠久的目光，和一個好聽的名字，枝條彎彎地上揚或下垂，立著昂頭的鳥。一條龍只剩半個身子，頭朝下地懸在樹干旁，

它曾被打斷成上百片、被火燒、被虔誠的人們掩埋，尋它的人換了一批又一批，終于，它被發現、被一絲不茍地呵護、被小心地修補。

人們用六七年的時間才還原出一副殘缺的肢體，它重心不穩，靠著三根細繩索的牽引，傲然站在博物館一圈燈光的中央，

現在，這條龍的尾巴或許有機會找到了，不久前，在三星堆，也就是神樹躺了三千多年的地方，人們又有了新的發現：六個祭祀坑，金面具，銅人頂尊……

它們離當年神樹被埋藏的位置并不遠，有人期待，能挖到神樹的殘片，盡管，另一種可能是，消失的那條龍尾或許早就擺進了歷史深處，再難被找到，

青銅神樹，圖源三星堆博物館官方微博

神樹初現

三星堆博物館青銅館頂層的展廳，一塊展板上標記著三星堆遺址考古大事紀要。暗色的背景里，能辨認出不少戴著手套、在田地里揮舞長柄镢頭的人，也有人俯下身，仔細觀察。

一條坐標軸橫著生長出來，它始于1929年，三星堆遺址真武村燕家院子發現玉石器坑，出土玉石器三四百件；最后一個坐標落于2019年12月，一、二號祭祀坑旁發現三號坑。

2021年3月20日，“考古大陸”重大項目工作進展會在四川省成都市召開，通報了四川廣漢三星堆遺址重要考古發現與研究成果，會上公布，2019年11月至2020年5月新發現6座三星堆文化“祭祀坑”。

展板上那條坐標軸將再次被延長，而人們期待著再次發現青銅神樹的殘片，

作為三星堆博物館的鎮館之寶之一，這棵殘高3.96米的青銅神樹，也是迄今為止世界上發現的最大的商代青銅器。它的碎片被發現于1986年的廣漢，三星堆的二號祭祀坑。

青銅神樹的發現是個偶然。

1984年，在成都召開的第一次“全國考古發掘工作會議”上，四川省考古隊長趙殿增將近年來三星堆的發掘作了專題匯報，時任大陸考古學會理事長蘇秉琦說，“這才是巴蜀文化。”從此，三星堆考古成了大陸考古學體系的有機部分。

1984年至1985年，考古隊對三星堆遺址群進行了全面調查，大體摸清了12平方公里的遺址分布范圍，并建立了考古工作站，陳德安、陳顯丹（人們稱為“二陳”）成了領隊。

1986年3月，三星堆遺址發掘開工典禮，受訪者供圖

1986年初，四川大學部的林向教授找到趙殿增，想要把考古學生的實習地點安排在三星堆，趙殿增正為人手不足發愁，又和林向有過良好的合作經歷，一拍即合。3 月，林向作為領隊帶著84級考古班來到三星堆，這次挖掘有2名老師、2名助教和20多位同學參加，圍繞三星堆兩側、分三個區，“是當時三星堆有史以來最大規模的一次發掘，”林向說。

據趙殿增介紹，6月結束時，發掘面積達1350多平方米，發現房址、灰坑等數百個遺跡，出土了數萬件文物標本，

但他們和后來震驚世人的一、二號祭祀坑擦肩而過。

1986年7月18日，廣漢當地磚廠工人在取土做磚坯時，無意中挖到了三星堆一號坑的一個角，出土了一些玉器和石器，隨后，考古隊組織了正式發掘，一號祭祀坑正式與世人見面，

僅僅一個月后，1986年8月14日，磚廠工人楊永成在取土時、挖到了一個青銅頭像的耳朵，楊永成告訴新京報記者，當時他感覺是個文物，就向考古隊匯報，

至此，二號祭祀坑重見天日。三千多年來，青銅神樹一直被埋藏在里面。

二號祭祀坑出土青銅大立人的場景，圖源三星堆博物館官方微博

2019年12月20日,紀念三星堆發現90周年大會在四川廣漢舉行。曾作為實習學生參與1986年挖掘的朱章義（現任成都金沙遺址博物館館長）和霍巍（現任四川大學部歷史文化學院院長）又來到這個熟悉的地方，憶起當年。

那時，朱章義什么也挖不到，看到不遠處的同學一直在出土陶片，他很著急，霍巍便說，“要不你也去那挖一挖？”

事實上，兩人說話的地方，距離一、二號祭祀坑不過幾米遠。“要是你當年跟我說‘繼續在這挖挖吧’，說不定那次我們就發現（一、二號坑）了呢。”朱章義打趣道，

重塑神樹

實際上，青銅神樹出土時是一二百片破碎的青銅，沒人知道這些將組成什么。

“全是碎片，和泥土混在一起，”今年74歲文物修復師楊曉鄔仍能回憶起30多年前的場景，他介紹，古人把精美的祭品敲斷、火燒，然后埋進土坑，交付給神靈。而幾千年后，這成了給文物修復師們出的難題，

楊曉鄔和修復的青銅頭像，受訪者供圖

從1974年開始修復文物起，楊曉鄔見過太多青銅器，但面前的這堆碎片還是讓他皺眉，“沒有出土過類似的，也沒什么資料可查，這怎么修？”他只能依稀辨認出一些圓桿和彎道，

將較粗的圓桿放在一起，再把剩下的拼對，楊曉鄔大概能感覺到，這是樹的形象。因為器物體型太大，修復室容不下，就在室外搭棚進行拼接，這個過程在專業術語中叫“預合”，

修復青銅器，要根據碎片上的斷茬口進行拼對，腐蝕不厲害、銅質較好的，可以用“錫焊”——這是從宋代就有的青銅器修復焊接方式；錫焊不了的，就粘接，再把多余的膠打磨平整，再做舊、做色，

太陽器、眼形器、銅尊、銅罍被一個個修復好。那座青銅大立人出土的時候，攔腰斷成了兩截，方形底座也癟了進去，楊曉鄔把凹進去的部分一點點敲出來，這很考驗技術，一不小心就會破壞文物，銹蝕嚴重的底座撐不起立人的重量，他就在里面加了個銅座。

一尊尊青銅頭像也現了真容，有的戴著一層金面罩，時間讓銅頭和金面之間生出一些氧化物和泥土，楊曉鄔仔細清掉，“把銅頭修起來，再把金面還原上去，”金色映著青灰，那是一張剛毅而肅然的臉，

而那棵青銅樹，從根部開始“預合”，歷時六七年，在楊曉鄔等多位文物修復師的巧手下，大體恢復了其本來面貌，重新變得靈動起來。

楊曉鄔在修復青銅神樹，受訪者供圖

這個被命名為1號神樹的鎮館之寶，被安放在三星堆博物館綜合館最后一個展廳中央，代表著古青銅器制作的巔峰，

朱亞蓉對神樹的感情很復雜，這是最能美進她心坎的器物，也是最讓她掛心的展品。

作為三星堆博物館現任副館長，早在1996年博物館尚在籌建時，朱亞蓉便來了這里，她還記得布展時給神樹裝玻璃柜的艱難，“樹很大，將近4米高，展柜將近6米高，玻璃特別長，十幾個人才把一塊玻璃拉上去，”

圓形的底座上，分成三段、套接而成的圓桿狀樹身向上延伸，生出九根彎彎的枝條，或上揚或下垂，向上的枝上立著一只昂頭的鳥，一條龍只剩半個身子，頭朝下地懸在樹干旁側，尾部缺失，

這是一棵仍然殘缺的青銅樹，

青銅神樹殘缺的龍尾。圖源三星堆博物館官方微博

殘缺的龍尾

現在，殘缺的龍尾或許有機會找到了，不久前，三星堆一、二號祭祀坑附近，人們又有了新的發現：六個祭祀坑，已出土黃金面具、頂尊銅人、象牙等重要文物500余件，

機會始現于2年前，2019年12月2日14時13分，正在開會的冉宏林坐不住了，

他收到同事發來的一張圖片：灰黃的土里露出一條窄窄的青綠色。

“出現銅器。坑內，”對方簡短地說，

不久前，2019年3月，《古蜀文明保護傳承工程實施方案》公布，提到要對三星堆遺址開展新一輪的有針對性的考古工作。從那之后，三星堆考古工作站在遺址布了探方，發現兩大祭祀坑33年后，開展了新一輪勘探工作，初步探到了方型坑的跡象。

冉宏林是三星堆考古工作站副站長，“哪里出土的？就是那個坑？”他消息回得很快。

那個坑，后來被確認為三號祭祀坑。

“搞清楚先，不要聲張……今年不得發掘，明年才能系統發掘。下一步就要回填，打圍，升級安保體系，待明年搭大棚，大家伙兒們慢慢發掘，”冉宏林壓著內心的激動囑咐著同事。

2021年1月，三號坑的工作艙建好，這是一個高科技的小房子，可以調節現場環境的濕度和溫度，讓器物出土后也能保持良好的狀態，每個祭祀坑都配了工作艙。這一次，不僅四川大學部的學生來到了這里，北京大學部、上海大學部都來了隊伍，四川省考古院聯合大陸33家單位開啟了新祭祀坑的發掘工作，

“1986年發掘兩個坑是搶救性發掘。已經挖到東西了，就搶救回來、記錄清楚、保護好就行了。”趙殿增告訴新京報記者，那時，人們對于坑周邊區域的狀況并不清楚，“現在才挖，我覺得是個最好的機會，當時挖掘條件和研究條件都差，那時候挖就更亂了，”

上海大學部文學院講師徐斐宏作為三號坑的發掘負責人，帶領學生下坑發掘，

開始先挖填土，“表層是比較黏的黏土，再下面有沙土”，發掘人員拿著手鏟、镢頭，一天八小時工作，每天下坑前都要從頭到腳穿上一整套防護服，防止“污染”器物，“坐在上面做記錄、做一些文案工作的話還行，因為有空調。但是如果下坑干體力工作的話，那還是很熱的，”

來現場3個月，徐斐宏明顯感覺到，這次考古在技術和理念上的進步，“從系統的理念上來說，發掘和文物保護、科技考古取樣同步進行，很細致，提前配備了一個很完善的發掘系統，對我來說是一段獨特的工作經歷。”

三號祭祀坑器物。圖源三星堆博物館官方微信

到3月16日，坑里的填土層被挖完，更多的器物顯露出來，目前，這個長約5.5米，寬約2.5米的三號祭祀坑，已出土了約109件青銅器、127根象牙和8件玉石器，其中包括器型罕見的“銅人頂尊”——這口尊在肩部四周裝飾有4條飛龍，沿尊口游動而下，銅人雙手呈拱手狀，頭部和尊的底座連接在了一起。

人們總是對這類造型奇特夸張的青銅器印象深刻，三星堆考古工作站前站長陳德安認為，這或許使大眾對古蜀文明的理解產生了一定偏差，“不能說這是外星文明，那是開玩笑，異想天開的娛樂和學術研究要分開。”

“這次新出土的文物是對古蜀文明直接的資料補充，包括它的物質文化和宗教信仰，”徐斐宏認為，這也再一次證實了中華文化的多元一體，“因為古蜀文明和中原有不一樣的地方，但其實還是在中原影響下出現的文明，最后，在秦漢的時候，它被吸收、變成了中原的一部分，”

目前，徐斐宏等考古挖掘人員正在配合文物保護中心進行器物提取，

接力修復

2021年3月21日下午，3號祭祀坑旁，楊平有點緊張。

他是三星堆博物館的一名修復師，那天，楊平跟著師傅郭漢中來到挖掘現場，準備提取青銅大口尊。他害怕自己出紕漏，一旁的攝像機也讓人發毛。

趴上吊架操作臺，一點點下落進水分充盈的坑，看到那口被泥土包裹、有些殘破的銅尊離自己越來越近，楊平突然踏實了，他按照爛熟于心的操作流程，依次把保濕材料、塑膠薄膜和3D列印出來的硅膠保護套仔細地貼上去，心里想著，“要像拓片一樣貼實”，

上來后，那股緊張感又跟著涌了上來——“剛才我是不是沒貼好？”

為了保證文物的安全，這次考古中，提取這一環節交給比考古人員更懂文物保護的修復師進行。提取完成后，并不急著進行修復，而是要先將相關資訊和資料詳細地登記好。

楊平在修復文物。新京報記者 彭沖 攝

青銅神樹并沒有這么好的運氣，人們無法知道它當年到底碎成了多少片。

“當時條件沒這么好，買個膠卷都很難，也沒做過記錄，不像現在，修任何東西，重量、尺寸、照片、斷茬口等，資料都是清楚的。”郭漢中說道。二號坑被發現后，白天圍觀的群眾太多，為了安全，考古工作者在夜里把坑里出土的器物送進庫房。

但郭漢中很幸運，一、二號祭祀坑里的器物，讓他從學徒工成長為修復大師。

1984年，四川省考古隊來到三星堆遺址，就住在周邊村子的郭漢中家里，這個年輕人想要找份工作，便在考古工地上打起了“零工”——協助隊員做地層考古，“兩塊錢一天”，也是這個機會，讓他認識了當時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的修復大師楊曉鄔，跟著學起文物修復，還成了楊曉鄔掛在嘴邊的“最得意的徒弟”。

后來，楊曉鄔在大學部里開設了“文物鑒定與修復”專業，楊平是他的學生之一，也是班里的班代，

楊平喜歡歷史，在大學部里上課的時候，沒有真正的文物可修，楊曉鄔只能“買一批碗，打碎，讓學生進行模擬修復。”

2012年大學部畢業后，楊平師從郭漢中，郭漢中告訴新京報記者，“搞傳統修復基本上都是師徒制的，一代一代傳下來，因為修復涉及面太寬廣了，各種各樣的技能都要會一點，”

楊平也發現，實際操作和大學部里的理論學習“還是有很大出入的”，修文物是“因物而異”。在郭漢中眼里，和老一輩人比起來，這代年輕人的理論知識雖然強，但動手能力差了些，“還是得從頭做起，在實踐中鍛煉，”

郭漢中對自己要求高，“技術永遠也學不完”。他最重視的是“可逆”的原則，意思是在修復中采取的措施都是可以被還原、被拆除的，文物可以回到原始狀態，重新被修復，“使用的材料和手段，盡量不要對文物造成二次傷害。現在焊接都是‘采點’，盡量保留斷茬口，如果有問題還可以拆掉，斷茬口還在，原來會把斷茬口全部打磨成45度角，”

這些年，郭漢中見證著文物修復技術的變化，新科技的融入固然帶來了一些技術手段的進步，但在這個行業中，修復師的經驗至關重要，

“我們粘出來的縫隙，總是沒有師傅處理得好，還有那些變形嚴重的青銅器，可能師傅一兩天就能把問題解決，我們要多花幾倍時間，”在楊平眼里，這是一個永遠不會出師的行業，

對于新出土的文物，楊平有期待，“能參與修復是最好的”，但他并不著急，“跟著師傅，好好看、好好學。匠人只考慮匠人的事情，作為一個修復師，只能說努力把自己的手藝練得更好，經驗積累得更多，”

而楊曉鄔有著另一種期盼，

他保留著一個相冊，里面是三星堆文物修復前后的對比照片，那些器物像是他的“孩子”，他能清晰地記起每個孩子“受傷”的位置和重生的過程。

楊曉鄔保留的相冊，里面有青銅器物修復前后的對比圖。新京報記者 彭沖 攝

“1986年出土的那些，90%都修完了，沒修完的是因為有的殘片還沒找到，這次三號坑到八號坑，或許和此前一、二號坑有關系，有些器具的殘片可能在接下來的挖掘里找到，這都說不好。”他希望找到1號神樹的殘片。

那棵神樹本該更高一些，而且是對稱的。但因為殘缺，現在重心偏向一邊，楊曉鄔在神樹頂端加固了繩索，當被問到，如果找到了殘片，他是否還要參與修復時，楊曉鄔想都沒想，便脫口而出“要修”。

他望著樹旁那條殘龍的手掌，“那是我的心血，沒有修完整，總覺得有些遺憾。”

楊曉鄔欣慰的是，汶川地震時，廣漢震感強烈，他在監控視訊里看到，青銅神樹左搖右晃，“完全跳了起來，都沒有壞。”

三星堆博物館內的青銅神樹，圖源三星堆博物館官方微信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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