兩個美國？最富有的男性比最貧窮的能多活15年……

9年前，在紐約下城的華爾街金融區，參加“占領華爾街”運動的示威者表示：“在美國，1%的富人擁有著99%的財富。我們99%的人為國家納稅，卻沒有人真正代表我們。華盛頓的政客都在為這1%的人服務。”

2011年10月11日，“占領華爾街”運動抗議者在紐約富人區游行示

最富有的人不僅坐擁巨額財富，還掌握著財富長效保值和快速增值的“通關密碼”，這在美國并不稀奇，遠有“咆哮的二十年代”，近有“占領華爾街”運動，眼下還有“不平等斗士”桑德斯高呼“痛恨百萬、億萬富翁”，年輕的眾議員亞歷山德里婭·奧卡西奧-科爾特斯斷言“每個富豪都是一次政策失誤”，

然而近年來，美國的貧富差距從少量巨富力壓多數平民的“金字塔”結構，升級為高、低收入階層均面臨內部再分化，居于中產的“安逸階層”加速萎縮的“雙鉆石”結構。

更糟糕的是，川普政府主張的“市場福利制度”持續加劇勞資失衡和貧富懸殊，不平等早已不局限于物質報償，而是放大為一種長期的、廣泛的、能夠自我維系的內生性社會秩序。

文 | 王聰悅 大陸社科院美國研究所助理研究員

本文轉載自微信公眾號“環球”（ID：GlobalMagazine），首發于2020年11月11日，原標題為《“1%”和“99%”，差距有多大》，原文刊于《環球》2020年第23期，

1%與99%：兩版“美國夢”

大蕭條時期，歷史學家詹姆斯·亞當斯結合美國作為移民國家、族裔拼盤、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巧妙結合的特點，首創“美國夢”一詞，強調在這里英雄不問出處，任何人只要果敢、堅毅、勤奮、善于思考，都能平等獲得向上流動的機會，該信念鼓舞百姓熬過了人心惶惶的經濟衰退期，更成為幾代美國人凝聚共識、引以為傲的關鍵。

“美國夢”的“雞血效應”至今仍讓許多美國人堅信，自己只是暫處窘境的“預富階層”。但隨著1%和99%之間的落差蔓延至社會各個角落，甚至打造出天壤之別的“兩個美國”，人們不得不自我解嘲：“之所以叫‘美國夢’，就是因為清醒的時候你不會相信它！”

精英與草根層面的兩版“美國夢”，堪稱1%與99%的最初版本，美國的基尼系數從1967年的0.397攀升至2019年的0.48，系50年來峰值，最貧困的20%人口的財富總額從2009年年初的3.8萬億美元，縮水至2019年年中的2.9萬億美元，

2020年哈里斯在線民調顯示，近25%的美國人沒有應急存款，38%的人如果不去當鋪或舉債，連500美元現金都拿不出，意外損失、疾病、教育、住房均會令他們的處境雪上加霜。

當下這種差距非但無法縮小，還因種種原因損耗了“回彈能力”，

一是高收入區段內部再分化，進入美國收入前1%的“新門檻”已抬高到年收入高于50萬美元，而早在2017年美國國家稅務局的統計就顯示，前0.001%的巨富階層年收入門檻達到前0.1%的26倍，前1%的123倍，前10%的437倍，富人對財富蛋糕的激烈瓜分進一步壓縮了中產和貧困人口的財富增長空間，同時也意味著對社會起到激勵作用的良性分層不復存在，由財產、權利和名望確定的社會地位體系越來越難以被撬動。

二是民眾對美國社會流動性的悲觀預期遠高于現實，該趨勢不單抑制了一些家庭給子女提供教育、職業投資的欲望，也固化了特權暴利的刻板印象，進一步削弱百姓對社會公平、制度進步的潛在信心，

白人與“非白人”的兩版“美國夢”，則展示了美國非拉丁裔白人與其他族裔的種族財富鴻溝。2016年數據顯示，黑人和拉丁裔家庭的財富中位數分別為1.76萬美元和2.07萬美元，而非拉丁裔白人家庭該數值高達14.36萬美元。統計過程中，亞裔的財富中位數與本土白人最為接近，但鑒于亞裔群體內部貧富差距高于本土白人家庭，最富有者擁有財富量是最貧窮者的168倍（本土白人為121.3倍），因此生活優渥只是小概率事件，亞裔總體上同其他少數族裔一樣，仍在99%之列。

黑人與白人之間的貧富差距尤為突出，2008年金融危機之前，黑人的財富中位數接近白人的14%，10年后，盡管黑人的財富增長速度快于白人，但中位數仍不到白人的10%。這既可回溯到長期存在的勞動力市場歧視、抵押貸款歧視、稅收優惠儲蓄歧視等導致非洲裔美國人獲得穩定工作職位、高工資和退休福利的機會很少，也與該群體在經濟、政治等領域代表性嚴重不足，群體訴求缺乏有效傳達和發泄渠道不無關聯。

性別收入差距依然相當明顯，盡管目前女性在全美勞動力梯隊中確實占據“半邊天”，但在高收入群體中依然占比很小。在收入前10%人口中，女性占27%；前1%中，女性只占不到17%；而在最富有的0.1%中，她們只占11%，《財富》500強公司中，女性CEO僅占5%，2016年的平均收入為1310萬美元，而領取聯邦最低工資的勞動者中，女性比例高達63%，

粗略估算，美國女性收入在各行各業都低于男性。諸如幼教育兒、餐飲服務等女性主導行業在美國的工資梯隊中長期處于低端。薪酬差距最大的是管理職位，2016年男性的平均薪酬為8.8萬美元，而女性僅為5.5萬美元，差距最小的是建筑業，但女性只占該行業工人的9%，

如果再將族裔維度疊加考量，則會發現最大的性別收入差距出現在本土白人和亞裔中，這并不意味著拉丁裔和黑人女性在克服歧視方面取得了長足進步，只是因為這些群體男性的平均薪酬實在太低而已。

2019年12月18日，在紐約時報廣場，一名打扮成“自由女神像”的街頭表演者在雪中等待生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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郵政編碼中的人生密碼

自二戰結束至今，普通民眾對“美國夢”的典型設想幾乎沒變，不外乎經濟安全、自購住房、家庭美滿、良好教育、職業穩定、為下一代提供更多機會和回報、享受舒適的退休生活等。

然而當21世紀步入第二個十年后，他們沮喪地發現生活并不像《阿甘正傳》里說的那樣，“像一盒帶來驚喜的朱古力”，相反，那個渴盼已久的“美國夢”正從各個側面異化為“新瓶裝舊酒”式的不平等。

美國的“中部塌陷”在經濟文化落后和貧富差距拉大的雙重壓力下愈加顯著。

大體而言，60%的富裕州位于東海岸的中大西洋和東北部地區以及西部沿海地帶，這與越來越多的富裕家庭定居沿海城市，而收入較低的家庭要么長期居住、要么被迫遷移到中部腹地或南部州有關。

據Bildzoom網站統計，搬到舊金山的人比搬離舊金山的人年平均多掙近1.3萬美元；那些搬到底特律或匹茲堡等生活成本較低的內陸城市的人，年收入則最多要少5000美元，且需承擔就業市場疲軟、投資有限、生活資源不足等風險，與此同時，根據2018年的“美國社區調查”，不平等程度惡化的不僅包括財富高度集聚的沿海州如加利福尼亞州、得克薩斯州和弗吉尼亞州，還涉及位于中心地帶的阿拉巴馬州、阿肯色州、堪薩斯州、內布拉斯加州、新罕布希爾州和新墨西哥州，

鑒于階層、種族分化形勢日趨嚴峻，居民背景多元的“雜居”社區已成往事，美國的郵政編碼如今也揭示著貧富差距的“社會基因”。郵政編碼這看似簡單的五位數，不單眼映著家庭或個人的受教育程度、就業前景和收入水平，且隨著階層固化壁壘森嚴，連子女的“人生密碼”也一并蘊含其中。

美國擇校界的“大眾點評網”Niche網站會定期公布最宜居的郵政編碼、最佳公立學區郵政編碼排名，一些組織還會評出監禁率、犯罪率、貧困率最高和最危險的郵政編碼名單。前者通常匯聚了白人精英和中產，社區配套良好，熟人關系穩定優質，安全宜居。后者則多處于低收入者聚居的市內貧民區，毒品、斗毆、命案、黑幫暴力比比皆是，教育和就業似乎只是種種亂局的插曲，

為了給子女選擇更好的成長環境，“孟母三遷”的故事在美國不時上演，一些境遇不佳的家庭甚至冒著“進局子”的風險，試圖在孩子的入學申請中謊報對應優等社區的郵政編碼和住址，

哈佛大學部“機遇地圖冊”項目顯示，新生代富豪輩出的100個社區絕大多數位于東岸、北部地區和舊金山這些本就財富集中的地方，同時繼續受窮的100個社區也沒能脫離中部和南部的“貧困詛咒”，當居所能夠決定未來時，美國毫無疑問已經陷入了貧窮“自動復制”的噩夢。

2015年12月19日，在舊金山格萊德教堂內，志愿者在整理圣誕禮物，準備派發給低收入家庭兒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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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字時代鴻溝更寬了

收入和財富的高度不平等也帶來了巨大的數字鴻溝。作為互聯網誕生地和人工智能領跑者，美國的地區網路基礎設施建設和應用水平參差不齊，皮尤研究中心2019年的報告顯示，年收入低于3萬美元的家庭中，44%的成年人沒有寬頻，而2015年的數據表明，35%的低收入家庭的學齡子女接觸不到網路，這甚至影響到了他們的家庭作業表現，故而有學者把橫亙于貧富階層卻廣泛影響生活細枝末節的數字鴻溝戲稱為“家庭作業斷層”。

究其原因，一方面貧困州大多自然條件不佳、基建基礎薄弱，另一方面依照資本的邏輯，因人口密度偏低、收入水平不高，大型網路供應商均擔心在這些地方開展業務難以回本或“賺頭”過低，即便聯邦通信委員會啟動了多個助力困難地區寬頻普及的項目和撥款，但前期數字鴻溝給貧困人口帶來的缺憾是很難快速彌補的，

隨著技術革新和福利制度調整，全美人口總體健康水平有所改善，但健康不平等卻始終未見好轉，健康不平等表現在不同群體的壽命、慢性病患病率、能否接觸到快捷優質的醫療服務、精神健康狀況等多個層面。

2017年，16.1%的拉丁裔、10.6%的黑人、7.3%的亞裔沒有購買醫療保險，本土白人該比例僅為5.9%，從慢性病防治來看，13.8%的黑人和10%的拉丁裔健康狀況不佳，本土白人該比例為8.3%。而亞裔罹患肺結核這種“貧困病”的幾率是本土白人的35倍，更糟糕的是，醫療領域潛規則的存在，使得本土白人在獲得處方藥、享受較好的醫療條件方面具備隱形福利，進一步破壞了衛生公平“以邊緣為中心”的核心原則。

實際上，美國的健康不平等存在于更為廣泛的維度中，社會經濟地位、年齡、地理位置、語言、性別、殘障情況、公民身份、性別認同和性取向都是導致差異的關鍵變量。

據統計，美國社會中最令人不安的一個事實是，最富有的男性比最貧窮的男性平均壽命長15年，女性長10年。covid19肺炎疫情的暴發進一步凸顯了該矛盾，那些因貧脫保的黑人、拉丁裔、印第安人，還有本就缺醫少藥的農村地區、大型移民社區、殘障人士、流浪者、監獄等均淪為重災區，

2019年6月15日，人們在紐約舉行的“爵士時代草坪派對”上跳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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桑巴特“挽歌”到桑德斯“旋風”

20世紀初，德國經濟學家與社會學家桑巴特提出了經典命題“為什么美國沒有社會主義”，并在其同名著作中將答案歸結為四點：

一是美國工人彼時被整合和融入資本主義制度之中，對其懷有善意；二是美國政府強大的公民整合能力達到了“民主消除激進”的效果；三是兩黨聯手、配合無間，第三政黨毫無置喙空間；四是工人處于“超級物質環境”，對資本的恐懼和憤怒已被其所提供的物質利好全然撫平，

雖然貧富差距始終存在，但那個時候的美國貴在“耕者有其田，居者有其屋”，民有恒產故有恒心。縱使結果不平等，但機會的相對平等已然傳遞給民眾奮斗的勇氣和底氣。

時至今日，隨著美國本土制造業空心化，中下層藍領很難重拾昔日的自信；政府精英與草根嚴重脫節導致公信力嚴重受損，無所不在的商業文化亦強調消費高于公民價值，民主制度的衰敗之景使得種種激進主義思潮取代溫和共識；兩黨極化程度前所未有，議題裁奪早已超越了服務公共利益的底線，陷入“逢你必反”的怪圈；以失業救濟金、食品券、退休金、平價醫保等為核心的社會安全網也在川普任內遭到有意無意的削弱，

由此可見，桑巴特的經典剖析在現實震蕩下，已化作一曲有關“美好舊時光”的挽歌。而個中激情被高呼用“民主社會主義”拯救美國的“桑德斯旋風”取代。

雖然競選總統屢屢敗北，但桑德斯的崛起卻恰到好處地迎合了民眾厭惡日益嚴重的不平等、渴望根本政治變革的憤懣。

正因如此，2020年的總統大選，如何應對“1%與99%”是川普和拜登都無法規避的問題，只不過前者以1%的視角回望99%，各項政策難免帶有向本土白人、工商業大資本和軍工復合體側傾的痕跡；而后者直面一個被疫情、失業、種族沖突、勞資矛盾同時撕裂的美國社會，難保不回到絕對“政治正確”引發的矯枉過正之中，

對于那些棲居美國各地的99%來說，就算他們每個人身上都可能缺乏某些美德，但加在一起，卻擁有所有美德與智慧，于情于理，未來都應該屬于他們，

未來是屬于年輕人的。一代人出生、成長、奮斗、老去，把接力棒傳給已經成長起來的下一代，周而復始，正因為代際更替，人類社會才能夠生生不息。

總統是美國唯一一個通過全國性選舉產生的公共職位，同時又是美國的國家元首和政府首腦，因此美國社會的代際更替在總統選舉中的體現程度具有標志性的意義。

1960年，時年43歲的肯尼迪當選，成為美國歷史上最年輕的總統，1992年克林頓當選時年僅46歲，而2008年歐巴馬當選總統時也才47歲。他們風華正茂，激情洋溢，從他們身上，美國年輕人找到了自信，看到了希望，套用一句大陸俗語來形容曾經的美國，那正是：后浪推前浪，新人勝舊人，

然而，面對2016年以來的兩黨總統候選人和競選人，很多美國年輕人可能滿臉疑惑：“未來還屬于我們后浪嗎？”

10月22日，美國總統川普（左）與民主黨總統候選人拜登參加最后一場總統候選人電視辯論，新華社記者 劉杰 攝

文 | 謝韜

本文轉載自微信公眾號“環球”（ID: GlobeMagazine），選自2020年11月11日出版的《環球》雜志 第23期。

前浪的逆襲

在2016年美國總統選舉中，70歲的川普和68歲的希拉蕊分獲共和黨和民主黨總統候選人，成為1896年以來兩黨年齡最大和第三大的總統候選人。川普最終獲勝，成為美國歷史上最年長的總統，

2020年總統選舉的初選階段，民主黨4位人氣最旺的競選人年齡都超過了70歲：桑德斯和前紐約市市長布隆伯格78歲，拜登77歲，馬薩諸塞州參議員沃倫70歲，4位“70后”同臺競爭總統候選人提名，在美國200多年歷史上絕無僅有，

按照正常的代際更替，接替歐巴馬的民主黨總統候選人應該比他更年輕才是，并且為了吸引年輕人的選票，民主黨長期以來的候選人都比較年輕。然而，在2016和2020年總統選舉中，民主黨連續兩次的候選人不僅都比歐巴馬年齡大，而且一個比一個大。參選的拜登，已經77歲高齡。

這種不正常的逆向代際更替，其結果就是“老人政治”，

在美國總統選舉歷史上，前浪逆襲后浪并非沒有先例，比如1980年當選的里根就比當時的在任總統卡特年長2歲，2000年當選的小布希比離任總統克林頓年長1個多月，但總統選舉中民主黨的候選人連續兩屆大大年長于上任總統，卻是前所未有的情況。

美國國家統計局的數據顯示，2018年美國人口的中位年齡是38.2歲，其中18~44歲的人口占比為36.5%，45~64歲占比為26.4%，65歲以上的占12%。因此可以肯定，僅憑老年人的選票而沒有年輕人的支持，川普是不可能當選的，希拉蕊或者拜登也不可能獲得提名。

年輕選民支持年老的總統競選人也并非沒有先例，1980年總統選舉結束后，一家民調機構的選舉分析表明，30歲以下選民支持里根和卡特的比例分別為57%和43%，1984年總統選舉出口民調則顯示，25歲以下選民對里根的支持率高達61%。

2016年總統選舉中，希拉蕊和川普在30歲以下選民中的支持率分別為58%和28%，在30~49歲選民中的支持率分別為51%和41%，

4年后，一個曾祖輩的民主黨人又點燃了年輕人的政治激情，他就是78歲的桑德斯，在民主黨黨內初選中，他的粉絲以45歲以下的中青年為主，2月初新罕布希爾州初選的出口民調顯示，他在18~29歲選民中的支持率為47%，

不過，這并非桑德斯第一次獲得年輕人的追捧。2016年民主黨黨內初選，他就在年輕選民中掀起了狂熱的“桑德斯旋風”，差點擊敗希拉蕊獲得總統候選人提名，有分析顯示，與希拉蕊相比，他在30歲以下選民中的支持率高達71%，在這個年輕群體中獲得的票數（150多萬）遠遠超過希拉蕊和川普所得選票的總和（120多萬）。

3月3日，在美國埃塞克斯章克申，聯邦參議員桑德斯發表講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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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浪追逐的思想

快80歲的老人，還能勝任總統職位嗎？在一次福克斯電視臺組織的選民見面會上，桑德斯針對有關他年齡的質疑如此回應：“最重要的不是競選人年齡多大，而是他信奉什么，”

美國大三學生、“大學部生支持伯尼”組織的創始人撰寫了一篇評論，為桑德斯的年齡辯護，標題是：“年輕人關注的是候選人的思想，而不是年齡”。與桑德斯的上述講話，巧妙呼應，

那么桑德斯的思想是什么，以至于如此多的年輕人對他不離不棄？

桑德斯自稱是一個民主社會主義者，并且大量事例證明，他不是為了籠絡選民而鼓吹民主社會主義的投機主義者，而是從大學部時代開始就一直堅信和踐行民主社會主義，包括加入多個左派激進組織，

2019年6月在華盛頓特區的一次競選演說中，桑德斯對自己信奉的民主社會主義進行了詳細闡述。他說：“在21世紀的第二個十年，我們必須肩負起羅斯福新政的未竟事業并為其實現而奮斗，我們必須認識到在21世紀的美國——這個有史以來最富裕的國家——經濟權利就是人權。這就是我主張的民主社會主義。”

更具體地說，桑德斯最吸引眼球同時也最具爭議的政策主張包括免費托兒所、免費公立大學部、全民醫保、價格合理的公共住房、提高社保、全民就業、大幅增加超高收入群體的個人所得稅和遺產稅等。

桑德斯追求的，與大陸古語所說的“老有所養、幼有所教、貧有所依、難有所助、鰥寡孤獨廢疾者皆有所養”，較為相近，用他自己的話來說，這就是“21世紀的經濟權利法案”。

然而，美國主流價值觀——尤其體現在《獨立宣言》和《權利法案》——強調的是政治權利而不是經濟權利。美國人常掛在嘴邊的“同一條起跑線”，也往往指的是政治平等而不是經濟平等。這也是美國政府到今天也沒有加入聯合國《經濟、社會及文化權利國際公約》的主要原因。

有分析人士指出，桑德斯的民主社會主義是要從根本上顛覆美國的主流價值觀，并對美國的社會財富分配進行重大改革，不得不說，桑德斯版的“21世紀羅斯福新政”非常激進。然而，正是這些激進主張為即將進入耄耋之年的桑德斯贏得了大批年輕支持者。

美國年輕人被桑德斯宣揚的民主社會主義吸引，并非他們天生就有類似傾向。前文已提到，以保守聞名的里根也曾吸引大批年輕追隨者。這些年輕人之所以支持桑德斯，是因為他們已深陷結構性因素造成的經濟困境，并強烈期望通過政府干預來擺脫這個困境，

2月1日，在美國艾奧瓦州錫達拉皮茲，美國民主黨競選人、印第安納州南本德市前市長布蒂吉格在競選活動上講話。新華社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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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浪弱勢的社會根源

布隆伯格新聞社發布的一項研究顯示，新近畢業美國大學部生的失業率高于全國平均失業率，這是20年來的首次。而且，在新近畢業大學部生中，超過40%所在崗位不需要本科學歷，并且每8人中就有1人的崗位年薪不超過2.5萬美元。

該項研究還顯示，與30年前相比，排名后50%的新近大學部畢業生的中位收入減少了約10%。一方面，美國大學部教育的費用在急劇增長，以至于很多畢業生負債累累；另一方面，本科文憑的含金量卻在迅速降低。有數據顯示，在今后10年中美國就業崗位增加最多的兩個職業將是老人護理助手和個人護理助手，而這兩個職業的平均年薪只有2.4萬美元。

一位評論人士在分析了各種經濟數據之后這樣寫道：“你先給一群人承諾，只要按照規矩行事，他們就會有經濟安全，然后你給他們提供了4年批判性思維訓練——還有世界一流的圖書館——但他們畢業時你不僅不能兌現當初的承諾，還給他們戴上沉重的債務枷鎖，這就是培養革命先鋒隊的秘方。”

本應該意氣風發、勇往直前的后浪，卻被剪斷了夢想的翅膀。

這就引出了另一個重要問題：美國年輕人強烈支持桑德斯所宣揚的民主社會主義，但為什么沒有出現一個他們自己年齡段的桑德斯？

2020年民主黨初選中確實有一位非常年輕的競選人，他就是年僅38歲的皮特·布蒂吉格，不過他在思想上一點都不激進，并且他在30歲以下選民中的支持率只有可憐的3%，

美國或許有成千上萬名民主社會主義的擁躉，但幾乎無一能做到像年老的桑德斯那樣具備豐富的政治經歷、享有全國性的知名度，且能籌集到龐大的競選資金。

換言之，美國總統選舉似乎正在經歷階層固化：政治資源越來越集中到少數人手中，而這些人要么來自政治世家（如希拉蕊）、要么是從政多年（如桑德斯）、要么是億萬富翁（如布隆伯格）、要么是媒體達人（如川普），

如果真是這樣，今天的美國就不會出現奔涌的后浪，而未來的美國將屬于前浪，這將是美國民主的悲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