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歲立遺囑，是病嗎？

年輕人開始立遺囑了，

3月21日，中華遺囑庫發布了《中華遺囑庫白皮書（2020年度）》。

報告顯示，遺囑人的平均年齡逐年下降，年輕化趨勢愈發明顯。

圖｜2017-2020年中青年立遺囑人群年齡段變化趨勢（來源：《中華遺囑庫白皮書（2020年度）》）

截至去年年底，共有503位“80后”，533位“90后”在中華遺囑庫留存下自己對世界最后的叮囑，最年輕的遺囑人僅17周歲，

去年，covid19疫情最嚴重的2至4月間，中華遺囑庫的咨詢量急速上漲，最高峰，一天有400人次來咨詢辦理事宜，其中21%是醫護工作者。

與此同時，“微信遺囑”也受到歡迎，中華遺囑庫微信小程式一天收到上千份“微信遺囑”，這些文字，66.1%來自30歲以下的年輕人，

圖｜“微信遺囑”保管月份數據（來源：21世紀經濟報道）

他們分配財產，向愛人表白，為家人祈福，總結已經走過的人生，規劃自己余下的生命，

年輕人通過寫遺囑，來復盤自己，審視內心，認識生死，

晚上11點，朱雅妍近乎崩潰地關閉了代碼界面。2020年3月6日，距離她畢業論文終稿的截止日期還有10天，

她的論文題目是《基于新浪微博短文本分類的用戶抑郁狀況預警研究》，利用自然語言處理，篩選微博用戶“走飯”評論區中有自殺傾向的評論，朱雅妍花了整整三周，共標記了1.4萬條評論。

圖｜原PO“走飯”自殺前的最后一條微博

思路陷入瓶頸，她打開EXCEL表格，重新翻看著那些被標記的留言。

“好想吐啊，把悲傷嘔出來，”

“有時候覺得自己時鐘的秒針生了銹，每走一秒都比其他時鐘的時間久。”

朱雅妍想起不久前看的一則視訊：武漢封城后，空蕩蕩的二環高速路上，一頭豬以瘋狂的速度向前奔跑。隨之而來的，還有許多幕，疫情期間，朱雅妍天天刷微博刷到凌晨3、4點，那些畫面，呼喊和送別，幾近將她淹沒。

無論是自己選擇走上絕路，還是天降橫禍，死亡竟如此近在咫尺。在思考自殺預警，關注疫情形勢的同時，朱雅妍忍不住想：如果有一天我匆匆離開，可以給世界留下什么呢？

圖｜“微信遺囑”小程式上的留言（來源：央廣網）

她決定寫一份遺囑，立即行動，她拿出一張紙，聽著歌曲《Let it be》，花了約10分鐘，寫下自己最后的囑托，

第一，分配自己2萬元的存款，第二，希望父母幫忙收好自己從小到大收藏的小物件。國小時的日記本，國小好朋友寫的道歉信，聯考前父母寫的信，一條初戀男友送的手鏈和他的日記本，還有一套典藏版的《灌籃高手》漫畫，朱雅妍相信，“人是由回憶構成的，人是靠回憶活著的”，這些承載著她回憶的小物件，將成為她存在過的證明，

第三條，自愿捐獻還有用的器官，最后，朱雅妍給父母和好朋友留了一段話，很開心和他們成為親人朋友，希望在自己離開以后，他們也可以好好生活，

她把這張紙收在書桌的第一個抽屜里，和其他重要物品放在了一起。

圖｜大一女生立遺囑，將遺產留給朋友（來源：YouMeLive新聞）

在疫情期間寫下遺囑的年輕人不止她一個，21歲的李珊，于3月22日在網站上完成了器官捐獻志愿登記，

李珊在新加坡念心理學專業，去年1月22日，她從新加坡回到重慶，帶著購買的200個口罩和半個箱子的消毒產品，分送給家人和朋友，在家隔離期間，她看了許多醫療紀錄片，一方面，希望了解奮戰在抗疫一線醫護人員的艱辛，一方面，她想更真切地認識死亡，

疫情讓她第一次認真地思考生死，越是危難時期，李珊內心越有一種強烈的欲望：想要在世界上留下一點痕跡。

她的遺囑寫作更像是記日記，李珊會在被她當作遺囑的本子，隨時記錄自己的想法。除了財產，她還想把“自己”留在遺囑里，再通過遺囑，把自己留在世界上，

林有新25歲，是一名實習律師。工作時，他常接觸與遺產繼承有關的事務，絕大多數委托人選擇立一份遺囑，都是出于定紛止爭的目的，林有新常遇見子女爭財產的狀況，覺得“特沒意思”。

林有新決定自己寫一份遺囑。一個加班至深夜的周日，他突然覺得煩躁，于是把所有工作推到一邊，打開一個空白文檔，花了約20分鐘，敲下110個字，

財產分配、遺體捐獻，存款捐贈，以及最重要的，林有新希望繼承人協助刪除清空自己所有的網路社交賬號，

和朱雅妍、李珊的想法不同，他不想在世界上留下任何痕跡，想“走得徹底一點兒”，“并不想讓后來的人通過我扮演的人設，來對一個死人蓋棺定論，”他說。

寫完后，林有新覺得自己從無邊的枷鎖里掙脫了出來。此時，已近凌晨，他關上電腦，從律所回家。

他真誠建議朋友們都坐下來寫一寫遺囑，“有奇效”。

圖｜中青年立遺囑的理由（來源：《中華遺囑庫白皮書（2020年度）》）

遺囑可以把自己整理清楚，兩個層面：一是梳理自己的資產和債務，這對認清自己所處的階層很有幫助；二是梳理自己的情緒，“不配寫進遺囑的人和事都不是事”，

寫完遺囑，林有新明白了自己真正在意，真正留戀的人是誰，他應該去在乎這些人的感受。“而不是其他對我產生負面影響的人，”他說，

林有新把遺囑列印出來，和業務文件一起，放進辦公室柜子的第二層抽屜里。他決定隨時更新這份遺囑，因為沒有什么是一定不變的，不管是他的財產狀況、想法還是遺囑所涉及的人，

朱雅妍在寫好遺囑后的那個晚上，也曾有“短暫的錯覺”，覺得自己活明白了，變豁達了，之后的幾天，她有意識地珍惜時間，珍惜和父母在一起的日子，不過，隨著生活的煩惱接踵而至，她又被逐漸磨平。

朱雅妍意識到自己的變化，于是，決心每年更新遺囑。一是視情況重新分配資產，二是以此來定期提醒自己，要珍惜時間，好好生活，

對于許多年輕人而言，covid19疫情是他們死亡教育的第一課。

至少對李珊來說如此。非常幸運地，她從沒經歷過至親和朋友的去世，對死亡最具象化的記憶還停留在兒時對“喪事”的理解——可以和其他小朋友一起玩，吃流水席。

是疫情讓李珊第一次意識到“生死攸關的緊迫感”，第一次認真思考，要如何面對自己生命的終局，

上一個春天，朱雅妍不僅感同身受著武漢病患的苦痛，還經歷了一位同齡朋友的亡故，3月，她同專業的一位學長因機車事故去世。不久前，這位學長在朋友圈曬出考研初試成績，北京大學部研究所上線，朱雅妍和同學們紛紛祝賀他前途光明。

復試還沒參加，人就沒了。一位大好青年如此殞沒，朱雅妍覺得難以接受，她深刻體悟到：“活著全憑運氣，死亡并不會以你希望的時間和方式降臨，”

圖｜網友對25歲姑娘生日當天立遺囑的看法

林有新同樣悲痛于同齡人的故去。他曾經歷3位至親的病逝，但因為年紀太小，抑或是親人們年事已高，屬于“喜喪”，并未引起過他對死亡的正視，

他刷到B站up主“路旁的葉修”自殺身亡的訊息后，被深深震撼。

林有新從2015年開始關注葉修，一直覺得葉修是他一個素未謀面的好朋友，他的離開，讓林有新開始設想自己的生命會如何結局。

圖｜“路旁的葉修”自殺身亡的訊息在微博公布

他不希望自己在臨終前飽受病痛折磨，最理想的姿態是去偏遠地區法律援助時因公殉職。

“挺浪漫，也挺美的。”他覺得，

死亡，是所有人必須獨自面對的人生課題。遺憾的是，大陸人對“死”諱莫如深，少有正面和直接的探討，

人們不喜歡數字“4”，因為和“死”同音。不少地產開發商將住宅樓的4層架空，避免被忌諱的數字出現在門派號里，更好賣房，

傳統觀念對死亡的如此遮蔽，讓部分年輕人對死亡的認知僅僅來源于電子游戲和影視作品，以至于形成畸形的生死觀，釀成悲劇，

圖｜《dele》劇照

2018年，一位13歲的少年于深夜墜樓身亡，警方查明，跳樓前十分鐘，男孩正在玩吃雞手游。家長把這場意外怪罪在游戲上，“（游戲）里面就是叫小孩跳樓，沒關系的，出點血人又會活過來。”

游戲成癮是一方面，這場悲劇，也暴露了學校和家庭中死亡教育的缺失。

作為一門課程，死亡教育在校園里的普及，才剛剛起步。2000年，廣州大學部胡宜安教授開辦大陸第一門死亡教育課，《生死學》。2018年，它入選了教育部國家精品在線開放課程。

教學內容包括，生死的定義與本質，個體生死（疾病、災難與衰老等），死亡心理（死亡恐懼、畏死體驗、涉死體驗及臨終心理），社會生死（戰爭、貧窮、死刑與墮胎），死亡優化（安樂死、臨終關懷，腦死亡）等，

期間，除了會邀請醫療、殯葬從業者分享經歷以外，寫遺囑，寫墓志銘，都是胡宜安重要的教學方法，盡管，這曾讓他深陷爭議：有位學生的母親堅決反對孩子提前寫遺囑，覺得不吉利，胡宜安試圖讓學生勸服母親，但沒有成功，

“（寫遺囑）是一種內在體驗，這個過程中對自我檢省，需要先過自己這一關，”胡宜安曾說，

圖｜立遺囑的大一女生小紅說：“立遺囑是人生的新起點，以后會更加認真活著”（來源：快看視訊）

林有新也想得很明白，“遺囑并不是一個人行將就木或者選擇自殺之前才能夠去寫的，它僅僅是一張紙，一張梳理自己人身、財產關系的紙。”

他會時時更新，因為在《民法典》實施后，遺囑效力以最后一份為準，

“誰知道以后會發生什么呢，”他說。

作者 | 姚 遠

編輯 | 閏 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