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塔院子弟去青海221廠尋訪父輩足跡，在原子城紀念館里的紀念墻前合影，紀念墻上刻著的6500位核工業創業者的名字，已經模糊難辨。圖/受訪者提供
塔院5號樓的故事
本刊記者/鮑安琪
“搞核子彈，就是反復試驗，試驗回來了分析，分析了再試驗，你只要不怕困難，一次比一次成功，完全成功了，核子彈就出來了，”
原核工業部副部長刁筠壽反復強調著這一點，《大陸新聞周刊》記者面前的這位老人，今年105歲，坐在輪椅上，眼睛已看不見，聽力也有困難，他作為“九院”黨委第二書記，參加了青海221基地和四川902基地的創業建設，可謂碩果僅存的核工業元老級人物之一，但或許由于工作性質，名字卻幾乎不為公眾所知，
即便他們的孩子，也是要到多年以后，才逐漸了解父輩的工作，了解到自己從小生活的“塔院”，是個“驚雷出自無聲處”之地，
而其中的塔院5號樓，更是出了王淦昌、程開甲、鄧稼先、朱光亞、周光召、于敏6位“兩彈一星”元勛。
金色時期
塔院位于海淀區花園路北端，當年這里因人煙稀少、又離蘇聯答應提供的核子彈樣品（后來并未提供）預定卸貨的西直門火車站不遠而被選中。作為辦公區的花園路3號院，和作為生活區的塔院1號院，于1958年下半年同時開工建設。
塔院1號院是一座布局規整的長方形院落，因其南邊有一座建于明朝的七層八角磚塔而得名，塔院里建起了8棟單元住宅樓，兩棟樓一排，共4排，從北至南為1-8號樓。
先蓋起來的1至4號樓的外墻都是黃色的，周圍老百姓不知道這里是什么單位的宿舍，習慣稱這里為“黃樓”，黃樓有大陽臺和獨立衛生間，因為是按蘇聯圖紙修的，甚至還有浴缸。
1962年左右，又建起了5號樓，5號樓是塔院中裝修檔次最高的，地面鋪實木地板，衛生間里有抽水馬桶，這棟樓本來是要給蘇聯專家住的，因蘇聯撕毀協議、撤走專家，這棟樓就主要分配給院領導和專家居住。
刁筠壽家住5號樓1單元301室，對面的302是副院長馬祥家，樓下的201住著第一副院長吳際霖，202是副院長郭英會家。101住的是副院長兼理論部黨委書記彭非，對面是理論部第一副主任周光召，理論部副主任何桂蓮住401，對面是兩航起義的骨干、從香港回來的李啟廉，程開甲、朱光亞、俞大光等住在二單元，鄧稼先、秦元勛、龍文光等住三單元，
吳際霖的女婿唐信青告訴《大陸新聞周刊》，塔院建成后，甚至一直到80年代，住5號樓都是某種身份的象征，其中，最東邊的一單元位置最好，總共四層的樓房中，二樓又被認為是最佳樓層。
住在二樓的吳際霖和郭英會都是九院元老，1957年，中央決定在二機部成立專門研制核武器的機構，即核武器局，對外稱“九局”，不久后又在九局下面成立了一個核武器研究所，對外稱“九所”，籌建時，最初只有三個人——局長兼所長李覺將軍、分管科研的吳際霖和分管行政的郭英會，白手起家，
1964年3月，實為三位一體的九局、九所和青海221更名為二機部第九研究設計院，李覺任院長兼黨委第一書記，刁筠壽任第二書記。后來機構和名稱雖屢經變化，“九院”卻成為一直沿用下來的習稱，
塔院就像一個小社會，有自己子弟國小和幼稚園。當時北京已有五一、六一、七一、八一、十一國小，因此塔院子弟校就叫九一國小和九一幼稚園，正好機關也叫九所，
九一國小是一座T形的紅色磚混三層樓。那時的大陸小都是木頭黑板、電燈泡，這里卻是當時少見的玻璃黑板，日光燈明如白晝。1960年蘇聯專家撤走后，很多大學部畢業的俄文翻譯工作量驟減，有幾位就調來子弟校當老師，刁力的班導就是位俄文翻譯，班上才三十幾個人，程開甲和朱光亞的女兒都在這個班上。
塔院很奇特。家家戶戶幾乎都是母親帶著幾個孩子生活，父親多半都在青海。外邊人對這個帶有神秘色彩的院子充滿好奇，有人戲稱為“寡婦院”。副院長彭非的女兒彭康康（后隨母姓改名為李康）記得，院子里的每個孩子脖子上都掛著鑰匙，而這個鑰匙能打開數家的門！忘了帶鑰匙就找別家孩子幫忙，只要試幾把，就一定能打開，
在很多塔院孩子的回憶中，關于60年代上半期的記憶都是金色的。那時候的天氣比現在冷，冬天總是下大雪，春天不化。北土城有很多大樹，像個森林。周圍被農田包圍，夏日蛙鳴此起彼伏，間雜著蛐蛐和蟈蟈的叫聲，院墻外的大片玉米地被風吹得嘩嘩作響，偶見農家的炊煙裊裊，
九院的工作人員都是從各地來的頂尖人員，九院人拿著鄧小平簽發的命令去全國各地，需要什么人，就調什么人，食堂的師傅于阿根曾是錦江飯店的大廚、一級勞動模范。除了科研人員，還有很多高級技工，周志興的父親是八級電焊工，被調進九院后，全家都獲得了北京戶口，還在塔院分到了一套兩居室的住宅。
足球是塔院的傳統運動，5號樓的孩子們足球踢得最好，各樓聯隊不是他們的對手，在外面約球也無敗績。戰績如此顯赫，主要是因為球隊主力——李啟廉的雙胞胎兒子李惟淼、李惟霄兄弟，兄弟倆后來踢進了北京隊，
塔院里的孩子還興下圍棋，而且興和大人下，刁銳聽說樓上的何桂蓮叔叔圍棋下得好，就上門去請教，每次都是大敗而歸。小伙伴谷曉云常找鄧稼先下棋，推薦他也去。一天，他敲門去挑戰，鄧稼先為人寬厚，來者不拒。下過幾盤，互有勝負。他記得，鄧稼先不管輸贏，都是笑呵呵的，
塔院很多孩子都有和鄧稼先下圍棋的記憶，有人回憶，1976年唐山大地震時，大家都到院里的九一幼稚園去躲地震，鄧稼先在過道上就擺下戰場，一手拿煙一手拿著一杯茶，笑迎所有對手，贏了棋之后他會開心地笑著看對手，透著一種舍我其誰的神態，
刁銳的母親是理論部支部書記，家里常有理論部的年輕人來，與她談工作、談心，也說家里的困難、婚姻戀愛的困惑等等。刁銳說，當時的黨務工作就是這樣的。
九院理論部是真正的藏龍臥虎之地，時任二機部部長劉杰曾說，核武器的龍頭在二機部，二機部的龍頭在九院，九院的龍頭在理論部，
理論部有著名的“八大主任”。主任鄧稼先，副主任周光召、黃祖洽、秦元勛、周毓麟、江澤培、何桂蓮、于敏，知識分子想法比較多，科學大家們各有各的專業和理論，每個人的個性也都很強，爭論起問題來甚至會臉紅脖子粗，但是在工作方案確定之后會放棄自己的見解，齊心協力完成任務。
刁銳說，當時核子彈攻關強調集體的力量，叫“多路探索”。“你證明了一條路是錯誤的，也是成績，因為就避免了別人再走這條路。現在做科研，這種情況就很難出現，有人會說你沒干活沒干成，但是在當年，這種失敗的探索也叫成績，”
在九院人心中，在氫彈理論攻關中做出重大貢獻的黃祖洽就是這樣一位了不起的探索者，雖然后來他沒有被授予兩彈元勛稱號，但九院人都無比敬重他。
“文革”歲月
世外桃源般的塔院生活結束在1966年，
“文革”開始后，仿佛一夜之間，一切都變了，在塔院生活、工作了一輩子的許金鴿記得，有一天，小賣部外面貼出一張通告，上面是塔院有地主資本家成分的住戶的名單，她的阿公阿么也在其中，她的阿公受不了紅衛兵的凌辱，割喉自殺未遂，被遣返回老家。他們姐弟三人被父母接到青海221基地，離開了塔院，
彭康康記得，對門的周光召家被抄了，她的玩伴周瑩一個人在大門敞開的亂七八糟的家里哭，樓上的吳際霖家也是一片狼藉。他的母親自殺身亡，妻子受刺激太大，精神變得不正常，彭康康經常看到院里的小孩欺負她。吳家和彭家都被趕出了5號樓，趕到西平房居住，
1968年，九院從二機部劃歸國防科委，整建制進入軍隊系列，大院開始軍事化管理，每天早晨6點、下午2點、晚上10點，會響徹起床、上班和熄燈的軍號聲。
1969年，塔院的人家大多去了河南駐馬店上蔡縣的五七干校，或是四川新建的902基地。院里變得空蕩蕩的，塔院之“塔”也在這一年被拆了，因為塔院生產大隊要蓋豬圈，沒有磚頭。
整個塔院的人都在搬家，一輛小卡車在塔院轉來轉去收廢品，收的全是書，陳昌浩編的厚厚幾百頁、大開本的《俄華辭典》，五毛錢一本。
刁家兄弟都去插隊，年底回京幫母親收拾東西去五七干校，臨行前去看望舅舅彭非，彭非抗戰時期參加山西新軍“抗敵決死隊”，被認為有歷史問題，受到隔離審查，后來染病高燒不退，才被放回家，已是肺癌晚期。舅舅囑咐他們，要好好工作，聽黨的話跟黨走。到干校的第二天，就傳來他去世的消息。
理論部副主任黃祖洽和秦元勛都被發配去了干校，大陸第一顆人造衛星發射成功時，秦元勛活躍地向村里的鄉親講解人造衛星的知識，他的大兒子秦朝斌還用數只二踢腳炮仗做了一個“三級火箭”，在水塘邊進行發射演示。秦元勛說，自己也會設計人造衛星。
當時，黃祖洽的兒子黃碩聽了心想，這個人真會說大話，人造衛星是國家的高端技術，我們干校的這些普通人怎么能比呢？多年后他才知道，這些人還真不是普通人。直到“文革”快結束，他才從母親那得知，“搞物理”的父親是搞核子彈、氫彈研究的，秦元勛叔叔是數學奇才，
1972年，黃祖洽結束了干校生活，先去了四川，后回京，搬進了塔院6號樓，與人合住一套單元，1975年，鄧小平主持工作后落實知識分子政策，黃家搬到了5號樓1單元三樓，
王淦昌原來住科學院的專家樓，去四川工作再回北京后，原來在科學院的房子沒有了，搬到塔院5號樓。后來當了二機部副部長后，又搬去了木樨地22號樓，22號樓的院子很小，他每天早鍛煉圍著院墻走，一天被一個騎腳踏車的人撞倒，腿斷了，臥床不起，本來身體不錯的他，沒多久就去世了。“貢獻如此大的一位老科學家，最后遭到這樣的意外，真是非常令人悲傷，”刁銳說。
1976年，吳際霖病危，女婿唐信青從外地趕回塔院。
唐信青1961年從北京航空學院自動控制系畢業，分配到九所“五室”做自動化控制工作。青海221廠建好后，他隨九局和九所（除理論部外）遷去了青海，他每周都會去廠圖書館，久而久之，與吳際霖長女、在圖書館管理內部資料的吳昌久相熟，1966年結婚，婚后好景不長，1969年，221廠進入“二趙”（軍管組長趙啟民、副組長趙登程）軍管時期，吳際霖、彭非、袁冠卿等廠領導和俞大光、陳學曾等專家都被關押審查，唐信青也被關了一年。1972年9月，吳際霖獲準回京治病。
唐信青向《大陸新聞周刊》回憶，從他結婚到吳際霖去世，10年里家人總不在一處，全家人從未在一起吃過一次年飯，因此他與吳際霖相處的時間并不多。吳際霖去世后，他留在了北京，由于九所安排不了那么多人的工作，他去了二機部核武器情報室工作，他記著岳父臨終前的囑托，一直跟妻子和兩個孩子住在塔院，照顧有病的岳母，
當時，吳家已從201搬到對門的202，和郭英會家對調。唐信青聽妻子說，這是因為吳際霖的母親在家里自殺，家人不能再承受刺激。
不久，郭英會調到國防科工委，搬離了塔院，鄧稼先一家從三單元301搬了過來，住進這套房子，
1979年4月，九院為吳際霖、彭非和袁冠卿舉行了平反昭雪大會。
袁冠卿也是九院建院早期的副院長，“文革”中受到迫害和關押，1973年含冤去世，袁冠卿去世后，老領導李覺告訴他家人，其實5號樓建好后，專門給袁冠卿留了一套，被他謝絕了，說還是留給專家和科技人員住吧，袁家一直住在2號樓，
最后的老住戶
80年代初，于敏家搬到了5號樓3單元201。這套房子原來合住的兩家被調到了塔院別的樓里，房子分給了他家。
1965年初，為突破氫彈理論，黃祖洽任組長、于敏任副組長的原子能研究所“輕核理論組”31人調入九院。由此，赫赫有名的“八大主任”齊聚理論部，不過，那時5號樓已住滿了，黃祖洽和于敏都沒能住進去。
于敏家剛搬進塔院時，住在7號樓，與另一家合住。1969年于敏和家人去了四川902基地，70年代初回北京后，搬到3號樓。這是一套兩居室，帶一個很小的客廳，六十多平方米，
于辛小時候對父親工作的印象，就是家里常常來人。開始他總想湊上去聽，父親就把他趕出去，但院里孩子也沒什么人跟他玩，他只能在樓外待著，所以他小時候特別不喜歡家里來人。
于辛印象最深的是鄧稼先伯伯，覺得他特別和藹可親，“他的壓力很大，他的特點是學術水平很高，又很民主，因此能把所有人的積極性都調動起來，這不是一般人能做到的，”于辛告訴《大陸新聞周刊》，
塔院子弟何為曾回憶，“文革”時他正上國小二年級，老師經常給他們講階級斗爭的故事。一次上樓找小朋友玩，路過于敏家，看到于敏和鄧稼先兩位叔叔正在樓道里嘀嘀咕咕，看到他立刻警覺地往樓下走。等他下樓回家時，兩個人還站在總是烏煙瘴氣塵土飛揚的垃圾道跟前嘀嘀咕咕，他就從樓門洞里悄悄監視他們，可惜很快被發現了，嚇得撒腿就跑了，
“文革”后，九院的領導層開始離散，
1968年副院長郭永懷飛機失事殉職，1972年副院長彭桓武調任中科院高能物理所副所長，1978年王淦昌調任二機部副部長兼原子能所所長，
八大主任里面，鄧稼先調到院里當院長，周光召調到中科院，黃祖洽調到北師大，秦元勛、江澤培也先后離開。原先八大主任里四個搞物理的，四個搞數學的，留下來的只有于敏、周毓麟、何桂蓮三人，搞物理的只有于敏一人，
“很多能干的人都離開了理論部，‘上面的人’也走了，那時候社會上說‘搞核子彈的不如賣茶雞蛋的’，這是真事，”于辛說，
改革開放初期，四川九院的八級工自己做電扇搞創收，這些電扇運行起來一點聲音都沒有，不像市場上賣的電扇轉起來嗡嗡響。
80年代，于敏本也有機會走。那時錢三強去中科院了，跟他談了幾次，希望他去，但于敏考慮到還要做新一代核武器，在國家利益和個人興趣之間，他再一次選擇了留下，
“二趙”時期，炸藥冷試驗出了問題，軍管人員懷疑有人搞破壞，鄧稼先和于敏都進了“學習班”，軍管組告訴于敏，你只要承認這不是技術問題就行，其他話不用說；后來又退一步說，不用承認，你只要不說話就算過關。
“當時那個環境下他能頂著壓力，還敢跟軍管會拍桌子。他說，你們就是把我抓起來，我也決不能同意你們的意見，因為你們的意見不符合科學規律，是不行的，他說如果他當時承認了，他很好過關，也沒有他任何事，但是經不起歷史的檢驗。
塔院里人越來越多，住宅越來越緊張，小賣部、副食店所在的平房都拆了，蓋起了樓。總之能拆的都拆了，能蓋上樓的地方都蓋上，于辛小時候跟小伙伴踢球的九一國小足球場，蓋起了兩座高高的塔樓。大概從90年代中期開始，塔院從人員比較單一的單位職工宿舍，慢慢變成大雜院，
老住戶逐漸搬離塔院，搬到了萬柳地區。2000年以后，于敏家也搬了過去，算走得最晚的住戶之一了，
2012年，于辛的母親去世了，于敏以前經常出差，家庭的擔子大都落在母親一個人身上。“父親一直很內疚，由于工作忙、壓力大，他覺得虧欠了我母親。” 于辛看著父親那種傷心勁兒，擔心他一個人難以生活，就帶著一家人搬了過去。朝夕相處，他開始更深入地了解父親。以前不明白的一些事，也慢慢懂了。
在于辛的印象中，如果沒有人打擾的話，父親可以看書看一天，從早上起來一直坐到晚上，他從年輕時養成的保密習慣一直沒有改變，隨手寫個什么東西，或者算一算，完了之后這張紙就撕碎了。
于敏愛看京劇，一直訂《大陸京劇》雜志，從1992年雜志創刊一直訂到去世，他以前也會去戲院看戲，和鄧稼先、何祚庥等幾個人到戲院門口等退票，每個人都有等票秘訣，基本都能等到，他年輕時還愛打橋牌，有個叔叔曾告訴于辛，你爸爸打橋牌很厲害，他知道每一張牌是哪輪出的、誰出的，
于敏不愿意去寫點什么或留下些什么，因為他一直強調，核武器是一個千千萬萬人的事業，必須要精誠團結，密切合作，如果不能做到完整準確，那就不如不寫，
于敏一直在從事國防科技工作，給相關部門當顧問。有個叔叔告訴于辛，有些人當顧問是顧而不問，你爸爸是“顧而問之”，
于敏到晚年最遺憾的一件事，就是他一生沒做什么原創的東西出來，從于敏的性格來說，他一直想搞基礎理論研究，并不喜歡搞應用研究，但國家需要，只能責無旁貸，當年錢三強找他談話的時候是說氫彈干出來就可以走，他沒想到一干就是五十多年，
2019年1月，于敏去世，于辛沒有回到塔院。
唐信青依然住在5號樓202。一到秋冬季，他的老伴的腦梗就發作得厲害，住進了老年醫院，他就一個人生活，他對面的201，鄧稼先夫人也依然住在那里。92歲的她也是獨自生活，每天送奶員會把她訂的牛奶送到家門口，
塔院房子的外墻都新刷上了黃色涂料，成為名副其實的“黃樓”，只有5號樓依然保持著原來的磚紅色外觀。樓房顯得殘破了，電線縱橫，防護欄凌亂。只有201的陽臺沒封，全然不設防地敞開著，當年鄧稼先上班騎的腳踏車，還在陽臺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