俠客島：互聯網反壟斷，這事干得好

近日，互聯網領域反壟斷動作頻出。

11月6日，國家市場監管總局、中央網信辦、國家稅務總局三部門約請27家代表性互聯網平臺（包括阿里、騰訊、京東、百度、字節跳動、拼多多、美團、微博、攜程、滴滴等）召開規范線上經濟秩序行政指導會；11月10日，市場監管總局面向公眾發布《關于平臺經濟領域的反壟斷指南(征求意見稿)》。

對消費者來說，這件事意義可不小。

市場監管總局有關公告（圖源：大陸政府網）

一

幾年前，HBO拍了一部電視劇《硅谷》，劇中，互聯網界的“后起之秀”有兩種命運：要么主動“賣身”給“大廠”，要么被后者鯨吞，看似虛構的劇情，背后是近年來亞馬遜、臉書、谷歌、蘋果等巨頭的現實故事。今年，這4家巨頭因涉嫌壟斷被美國國會傳喚，參與聽證，

數月前，《華爾街日報》發布報道稱，亞馬遜曾利用平臺第三方賣家銷售數據開發自家產品，再與第三方賣家競爭，例如2016年，亞馬遜旗下風投機構投資生產家用視訊設備的Nucleus；8個月后，亞馬遜推出幾乎一模一樣的產品，致使Nucleus銷量大幅下滑。

某亞馬遜平臺第三方商家說：“我們將亞馬遜稱作‘海洛因’，它讓你上癮，最終讓你墜入深淵，”

至于另一家巨頭臉書，據標普國際統計，在過去15年收購了90余家“萌芽中的競爭對手”，《華爾街日報》稱，臉書內部專門設有相關“警示系統”，一旦認為市場上某小型公司已構成“威脅”，要么將公司購入囊中，要么“復制”其拳頭產品，利用規模和地位優勢將其徹底摧毀。

國際巨頭的做法，在大陸也有模仿。隨著互聯網行業迅猛發展，許多消費者和商家都對一些平臺企業的“大數據殺熟”、逼迫性“二選一”、獲取消費者數據并形成數據壟斷等有了切身體會，甚至因地位不平等、維權成本過高而“敢怒不敢言”。

在此次市場監管總局的征求意見稿中，就有大量針對市場上互聯網壟斷行為的約束性規定，

此外，目前《反壟斷法》對VIE架構性企業的申報和審查缺乏依據，也易使監管出現空隙。所謂VIE架構，即母公司注冊地在海外、運營主體在大陸，以協議方式實現企業整體控制的公司運營架構，大型互聯網企業普遍采用這一架構。

同濟大學部法學院知識產權與競爭法研究中心研究員劉旭統計，2012年至2019年間發生的46起互聯網經營者集中案，經營者無一進行過事前申報，無一被公開立案調查懲處，

這種苗頭讓人擔心，互聯網領域有諸多投資、合并，但整合之勢已愈發明顯，幾大巨頭有明顯話事權，且在相似賽道展開對壘。他們強大的先發優勢使后入場的中小企業不得不搞起“站隊”式競爭，

目前在大陸互聯網領域，幾乎所有頭部垂直類公司均接受了幾大互聯網巨頭的投資。長此以往，不僅容易導致市場環境惡化、遏制后發創新力量，也會侵害消費者和社會公共利益。

如國家市場監管總局所說，推出《反壟斷指南》的目的就是為“預防和制止互聯網平臺經濟領域壟斷行為，促進平臺經濟持續健康發展”。

亞馬遜、臉書、谷歌、蘋果因涉嫌壟斷被美國國會傳喚。圖源：美媒

二

互聯網領域的壟斷與反壟斷，對普通人的生活有諸多影響，

近年來，互聯網巨頭紛紛打造出枝葉繁茂的平臺體系，用戶在某一平臺的數據時常被姊妹平臺們“共享”。問題是，這種做法是否合理？用戶的數據隱私是否遭到侵犯？

此外，大數據變“殺生”為“殺熟”也越來越常見，平臺借助大數據收集消費者資訊，分析其消費偏好、收入水平，一套算法整下來，老客消費成本竟然高于新客。您若沒多留個心眼、比較一番，還真難發現。

再說遠點，科技巨頭可以收集資訊，也能推送資訊，通過算法與模型，科技企業能實現精準投放，投來的資訊可能是廣告，可能是無厘頭話題，同樣可能是充斥政治觀點甚至影響政治局面的資訊。

如今，幾乎沒有什么角落被互聯網巨頭的觸角遺漏。電商、外賣、金融、出行、本地生活、市政……大量數據掌握在平臺手中，在帶來便利、促進經濟的同時，負外部性也逐步顯現：比如個人隱私資訊泄露、黑產鏈條叢生，再如一些平臺因管理和風控不足，致使惡性案件甚至潛在系統性風險頻發。

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創新發展研究部副研究員熊鴻儒表示：“‘大’不是問題，有問題的是‘大’背后的以大欺小、算法合謀甚至平臺內部的治理風險。”

（圖源：網路）

三

自2017年起，全球市值排名前10的企業中，科技巨頭一直包攬7席。隨著這些科技巨頭的邊界和影響力不斷擴張，《反壟斷法》的修訂也被各國立法機構提上日程。

媒體統計，過去4年，全球范圍內有多起針對谷歌、蘋果、臉書、亞馬遜4大科技巨頭的反壟斷調查，其中谷歌涉27起，亞馬遜、蘋果各22起，臉書13起。3周前，美國司法部正式起訴谷歌，這也是2000年“微軟案”以來全球最重大的反壟斷案件。

盡管各國監管的決心和力度都不小，但監管難度仍大。工業時代的反壟斷監管理論已滯后于資訊技術時代的市場發展，

“傳統的反壟斷要義是考慮商業行為是否傷害消費者利益，判斷消費者利益是否受到影響的重要指標是價格。這一邏輯對互聯網公司很難適用，因其提供的產品大多免費（谷歌、臉書對用戶免費，亞馬遜直接壓低了商品價格）。”上海高級金融學院教授陳歆磊分析稱。

在部分案例中，反壟斷反而使某些公司地位強化。2018年，歐盟通過旨在保護用戶隱私的《通用數據保護法》，要求互聯網廣告商必須征得用戶同意才可跟蹤用戶瀏覽行為；由于用戶對谷歌的信任遠大于中小廣告商，谷歌的市場地位因此得到鞏固。

從法律上講，如何認定企業處于“壟斷地位”是一大難題。上海交通大學部凱原法學院教授侯利陽稱，證明一家公司具備市場支配地位、有濫用支配地位行為（并排除合理理由），取證過程困難重重。甚至在反壟斷調查過程中，被調查對象的市場支配地位可能已喪失。

11月10日，博鰲亞洲論壇副理事長周小川表示，科技創新在催生巨大動能的同時，也給社會治理、全球治理帶來巨大挑戰，其中之一體現在“互聯網科技巨頭掌控大量數據和市場份額，形成壟斷，抑制公平競爭”。

任何一個行業都需要規范，在鼓勵其發展和創新的同時加強風險管控，互聯網巨頭在國民經濟發展中的巨大貢獻毫無疑問，但隨著其市場邊際的擴展、溢出效應的增強，如何避免“大樹底下不長草”，如何平衡經濟利益與社會利益，理應引起各方關注。

在此意義上，監管介入的時間和力度也很關鍵，過早介入可能會扼殺創新，過晚介入很可能于事無補，這是考驗監管智慧的時刻，

文/云中歌

編輯/點蒼

(責任編輯：姜文晶_NN32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