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據一些專家的說法，否認科學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種當代現象，尤其是氣候變化否認者和疫苗懷疑論者的言論甚囂塵上。然而，伽利略的故事會向我們揭示否認科學者的淵源可以追溯到多久遠。
數年的天文觀測和數學計算使伽利略相信，地球并不是宇宙的中心，而是圍繞著太陽這個更大的天體在旋轉，但是，如天體物理學家馬利奧·里維奧（Mario Livio）在他的著作《伽利略和科學否認者》（Galileo and the Science Deniers）中所寫，由于保守的天主教領導堅定不移地支持“地心說”，當伽利略大范圍地分享他的發現之際，他已被宗教的怒火包圍，
教廷并沒有修改當時的宇宙地圖以納入伽利略的發現，反而將他的理論視作異端邪說并禁止他的著作出版。伽利略因為一直堅持自己對宇宙的熱忱而身處桎梏，生命的最后歲月都是在軟禁中度過。
《伽利略和科學否認者》馬利奧·里維奧（Mario Livio）
Simon＆Schuster
將近400年后，否認主義者的遺產在某些方面仍被完全保留，那些發表關于氣候變化或者轉基因農作物安全性的科學家，遭到了和伽利略一樣來自否認主義者的反對，此外，否認主義也萌生了一些明顯的現代特征：正如艾倫·列維諾維茲（Alan Levinovitz）在他的著作《自然：對“天然至善”的崇信如何帶來了不良風氣、法律不公和科學缺陷》（Natural：How Faith in Nature’s Goodness Leads to Harmful Fads, Unjust Laws, and Flawed Science）中所指出的那樣，有時我們會無意中淪為否認者的幫兇，那些連自己都沒有意識到自己所持有的信念亦讓我們成為受害者。
列維諾維茲強烈地反對一個普遍假設，即自然的事物理應比非自然的事物更好。人們會不假思索地認為有機食品會更健康，在癌癥的治療上，更是有許多人選擇“自然”或“替代”療法*，而不是已被科學證明有效的化學療法，同時，無藥分娩也被一些社會群體視作黃金準則，盡管其對母親和嬰兒的健康是否有益處，科學界還尚未有定論，
*譯者注
自然療法或替代療法是指未經科學證實的治療手段，典型的例子是芳香療法（Aromatherapy，篤信者認為使用萃取于自然界的芳香精油能改善他們的健康狀態）或自然醫學（Naturopathy，即基于人體內的精神信念和與生俱來的自愈能力來對抗疾病的一種治療方式）。
列維諾維茲是詹姆斯·麥迪遜大學部的宗教學教授，他在書中寫到：“總有人說‘自然的’就是好的，但是這種聯系不必要也不可信。”他網羅了一系列來自現實生活的例子，還生動地講述了關于自然力量的古代神話。他展示出我們對“自然”的偏愛是如此普遍以至于我們常常意識不到這種偏見，或者拒絕承認與偏見相矛盾的科學的合理性。
《自然：對“天然至善”的崇信如何帶來了不良風氣、法律不公和科學缺陷》艾倫·列維諾維茲（Alan Levinovit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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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acon Press
基于這個視角，對科學的否認開始看起來像是所謂常識造成的阻礙。在伽利略的時代，人們相信他們所居住的星球位于整個宇宙中心是絕對明智的常識，如今，似乎同樣符合常理的是篤信純天然產品要永遠勝過人工產品。另外，這種“明智”還體現在對植物漢堡中“大豆血紅蛋白”的質疑，理由僅僅因為這種成分是無法從自然中獲得的轉基因產物，在這些例子中，我們所以為的常識其實都是虛假的。
在比較過去與現在的反科學偏見后，里維奧和列維諾維茨向我們展示，幾個世紀以來，否認主義者的基本方法并沒有太大變化，這些人策劃爭執，誘導我們使用二元對立的思維：非正確即錯誤，非贊揚即咒罵，非純潔即骯臟。食物若非是純天然的瓊漿玉液，就一定是經過加工的人造垃圾。這與天主教會吹捧自己為最高權威，同時把伽利略貶為永不得超生的叛教者的手段如出一轍，
在否認主義者的世界中，列維諾維茲寫道，“簡單和同質性總是高于復雜性、多樣性和變化，分明的律條和慣常就是普遍真理，而想要試圖反駁簡直就是大不敬，”
列維諾維茲指出，正是崇尚自然、反對科學這種爭論的說辭夸大了這種“我們對抗他們”的信念。例如像弗蘭肯食品*（Frankenfood，通常用來指稱轉基因作物）這樣的名稱，將整個轉基因食品工業構想成一種怪異的、偏離事物規律的存在。他還寫道，在某些圈子里，像“非自然”這樣的詞匯幾乎已經成為“有道德瑕疵”的同義詞，這種非黑即白的花言巧語不僅很有迷惑性，更讓否認主義者們因為仿佛占據道德高點而感到欣喜若狂。
*譯者注
弗蘭肯食物（Frankenfood）是轉基因作物的別名，該術語是科學家保羅·劉易斯（Paul Lewis）由Franken和food合成創造的一個新詞，其中Franken取自瑪麗·雪萊（Mary Shelley）小說中的科學怪人（Frankenstein）。在小說中，科學家弗蘭肯斯坦用不同尸體的部位制造出一個怪物，
– Matt Chinworth –
這種崇尚自然的偏見和教會對伽利略的征討一樣，都反映出人更喜歡將新資訊歸入已經存在的框架中。我們寧可小修小補已有的框架以使其重新奏效，也不愿放棄或者改變它，其中一些經過修補的框架變得比其他更危險：比如，選擇益處不明朗的純天然食物，后果就遠不如否認人造氣候危機的存在嚴重。
此外，面對矛盾的證據，許多人還是更傾向于堅持自己原本的信念，已有研究表明，事實和現實都不大可能動搖多數人先前的觀點，這不論放在今天還是放在文藝復興末期都同樣適用，正如同今天的某些極端分子仍堅持否認covid19病毒的危險性，
在里維奧書中最引人注目的章節之一，他帶我們走進一個1616年召開的神學討論組，這個小組正在裁定太陽是否是宇宙的中心的問題，伽利略敏銳的觀點絲毫沒有動搖他們的想法，那些神學家寫道：“這個命題在哲學層面上愚蠢且荒謬，它如此離經叛道，因為它在很多地方與《圣經》的意旨相矛盾，”紅衣主教貝拉米諾（Bellarmino）警告伽利略，如果他不宣布放棄自己的日心說觀點，他將可能受到監禁，
伽利略的發現威脅到了教會花費數百年搭起的上層建筑。為了反駁伽利略，批評者們喜歡引用來自《詩篇》（Psalm）93篇的一段話：“世界得以堅定，永不動搖（The world also is established that it cannot be moved，圣經新譯本（CNVS））。”
伽利略拒絕屈服，在他1632年的著作《關于托勒密和哥白尼兩大世界體系的對話》（Dialogue Concerning the Two Chief World Systems）中，他將烏爾巴諾八世的觀點公布于眾：伽利略復述了烏爾巴諾宣稱沒有人能夠破解宇宙運行奧秘的說辭，同時，里維奧會心地指出，伽利略實際上把這些話借一個名為辛普利西奧（Simplicio）的荒唐角色之口說出。這樣的輕蔑使得烏爾巴諾再也無法原諒。他替伽利略懺悔：“希望上帝能夠寬恕伽利萊閣下，以及他的胡言亂語，”
在1633年審判將要結束之時，伽利略被迫宣告放棄一切有關地球圍繞太陽旋轉的觀念，“我要放棄、詛咒并憎恨上述的異端邪說”，并且他發誓再也不會發表“任何類似的有嫌疑的想法”，然而，傳說當他離開法庭時，他曾喃喃自語道“E pur si muove”*，
*譯者注
E pur si muove 意為 And yet it moves，指地球確實在動。
里維奧觀察到的是，在面臨對科學的否定時，人們把“And yet it moves”作為一句戰斗的口號：它似乎在提醒我們，無論我們的預設或偏見有多么根深蒂固，事實總是恒定的。但在如今，一個政治理論學家約翰·基恩（John Keane）稱之的“后真相”的時代，對可靠來源的定義已幾乎失去了共識，就連恒真概念之存在也從人們的視野中消失了。
– Matt Chinworth –
而列維諾維茲自己在寫作《自然》（Natural）的過程也恰好展現了，即使是對于反否認主義者來說，將事實放在首位也是何等的困難。當他開展研究時，他像是打靶一樣對崇信自然的實例展開猛烈的攻擊，還對自己方法的嚴謹性充滿了信心。“當對抗一種錯誤的信仰時，我就已下定決心，對面一定是全盤錯誤的。”他反思道。
然而他后來也承認，在諸如體育的領域，對自然的偏愛是合乎邏輯的，它的內核本就是對人類身體潛力的贊頌，他也同意一位專家的論點：如果有機食品所使用的農藥比傳統農藥對農員的危害更小，那么購買有機食品也是可以理解的，在書的結尾，他發現自己處在一個更加微妙的位置，“頌揚人性和自然，”他總結道，需要“有勇氣去擁抱悖論”，他極力想要戳破自然神話的追求，然而這種追求本身變成了一種教條主義，
當列維諾維茲想明白這些，他就意識到了一些重要的東西，當否認者們拿起武器，他們很容易就被武器本身所引領：用科學來構建一個一目了然的案例，然后用庭證指認兇手的決絕來打擊對方。
但是正如伽利略所知，亦如列維諾維茲最終的妥協那樣，由于科學那永無止盡的宏偉追求，它拒絕任何有絕對主義之嫌的結論。里維奧寫道：“科學能夠保證的，是不斷地自我校正，因為隨著實驗和觀察的證據不斷累積，新的理論觀點就出現了，”
在對那些經不起推敲的陳詞濫調的懷疑中，這些書證明了科學的力量在于其靈活性，它愿意為重復、修正和創新留出空間。科學不是完美的工具，但任何追求真理的學科皆是如此，然而，正如伽利略所指出的那樣，真理永恒（it moves），
作者：Elizabeth Svoboda | 封面：Matt Chinworth
譯者：物離 | 審校：二十世紀梨
編輯：楊銀燭 | 排版：北方
原文：
https:http://undark.org/2020/05/22/book-review-galileo-natur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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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斷自我否定是科學精神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