譯者：icosohedral原文：https://永世/散文/為-漢娜-阿倫特-極權主義-根植于孤獨
在非極權的世界里，是孤獨讓人們走向極權統治。過去那種位于社會邊緣的體驗，通常是老年人的體驗，現在卻成了我們日常的體驗。
—— hannah arendt 《極權主義的起源》
“請定期給我回信，否則我會死在這里，”這不是漢娜.阿倫特信中通常的開頭，但在1955年春天，她發現自己身處一片”荒野”。當時，她在加州大學部伯克利分校擔任訪問學者，她不喜歡那里的學術氛圍和缺乏幽默感的同事。當時，麥卡錫主義的陰云籠罩著社會生活的方方面面。她被告知，她的研究所課程將有30名學生，但多達120人出席。她討厭這種生活：“我受不了一周5天都在公眾面前，換句話說，我不能永遠離開公眾的視線，我覺得我得四處走走才能找到自己。”在這一生中，她唯一找到的綠洲是一位從碼頭工人轉行的哲學家埃里克霍夫，但阿倫特對此并不確定：她告訴她的朋友雅思貝爾，霍夫是“這個國家能提供的最好的東西”；她告訴丈夫海因里希布魯赫，霍夫“很有魅力，但不聰明，”
阿倫特對孤獨并不陌生。很久以前，她敏銳地意識到自己與眾不同，像一個局外人，一個被社會拋棄的人，所以她更喜歡一個人，七歲時父親就去世了；上學的時候她幾乎用盡一切理由請病假，只為了待在家里；國會縱火案后，她的第一任丈夫把她一個人留在了柏林；她沒有固定的地方生活了將近20年，但正如阿倫特所說，孤獨是人類生活的一部分，每個人都會在人生的某個時刻感到孤獨。
關于孤獨的討論通常分為兩個陣營：過度回憶記憶，或者開一些合理的處方把孤獨當成需要治愈的東西。前者執著于孤獨，后者想一起拋棄他們，這兩種傾向都不可避免地讓讀者覺得有些冷，因為孤獨的感覺很難交流。當我們談論孤獨時，我們把人類最深刻的體驗變成了思考的對象和理性的話題。語言無法捕捉孤獨，因為盡管我們經歷不同，孤獨卻是普遍的；每個人都會感到孤獨，但孤獨的體驗是不一樣的。
“孤獨”是英語中的一個新詞。曾經出現在莎士比亞的悲劇《哈姆雷特》里。在該劇第三幕的第一場，普羅尼爾斯說服了歐菲莉亞：“你把這本書拿去讀。他看到你這么努力，也不會奇怪你為什么一個人在這里，”(普羅尼爾斯讓歐菲莉亞讀普通祈禱書，這樣別人就不會因為她一個人而感到驚訝，一個人在這里，意味著不和別人在一起，沒有什么感覺。)
在16世紀，“孤獨”經常被用于布道，牧師利用孤獨來嚇唬信徒，勸他們遠離犯罪。人們被要求想象自己被遺棄在荒涼的地方，比如地獄或墓地，進入17世紀后，這個詞仍然很少使用，1674年，英國博物學家約翰雷(john ray)將“孤獨”列入一個不常使用的詞匯列表，并將其定義為某個地方或某個人“遠離鄰居”的情況。一個世紀過去了，這個詞的使用范圍并沒有多大變化。在《約翰遜字典(1755)》中，塞繆爾約翰遜簡單地將形容詞“孤獨”描述為“孤獨的狐貍”或一個荒涼的地方(“孤獨的巖石”)，——類似于莎士比亞在《哈姆雷特》中的用法，
到了19世紀，孤獨作為一種超過一定門檻的動作被延伸出來，或者去了一個遠離城鎮的地方，這仍然與感情無關，“孤獨”作為一個形容詞，通常被描述為對不存在的恐懼，讓人想到絕對的孤立，與世界的隔絕，上帝的愛。看來這個定義似乎很合理，《圣經》第《創世紀》章，上帝創造亞當之后，他對這個生物的第一個否定的說法是：“那個人獨居不好，我就讓他做配偶幫助他。”
在19世紀的現代化浪潮中，孤獨逐漸失去了與宗教的聯系，開始與世俗的異化聯系在一起。隨著1800年工業革命的到來，這個詞的使用開始增多，直到90年代才穩定下來。隨著21世紀的到來，它的使用又開始增加，孤獨可以在赫爾曼梅爾維爾的《書記員巴特爾比：華爾街的故事》、愛德華霍普的寫實繪畫和艾略特的詩歌《荒原》中找到。
然而，阿倫特在20世紀中期以不同的方式看待孤獨，對她來說，孤獨既是一種行為，也是一種體驗，在20世紀50年代麥卡錫主義的壓力下，她試圖寫一本關于馬克思的書，她想到了孤獨，開始思考孤獨與意識形態和恐懼的關系，阿倫特認為，在極權社會中，孤獨的體驗已經改變：
在非極權的世界里，孤獨讓人走向極權統治，以前一般都是老人體驗，現在變成了我們日常的體驗。
掌權的極權主義者找到了將偶然的孤獨轉化為永久存在狀態的方法，極權政權利用孤立和恐懼，為孤獨創造條件，并通過意識形態宣傳促進人們的孤獨，
去伯克利教書之前，阿倫特發表了一篇關于《意識形態與恐怖》的文章，在文章中，她詳細討論了孤獨、寂寞和寂寞。這篇文章，連同她《極權主義的起源》，就是她在伯克利的經歷。
克利開設的課程的基礎，課程“極權主義”被分為四個部分：政治機構的衰弱，民眾的興起，帝國主義，以及基于意識形態的政黨的出現，在開課演講中，通過反思現代政治與其理論間的可疑關系，阿倫特為課程構筑了基本框架。她談到現代一種廣泛的，意圖拋棄理論的趨勢，作為替代，它們更加偏愛意見與意識形態。“許多人，”她說，“認為他們可以一并拋棄所有的理論，當然，他們希望保留住自己的，并以他們的闡述，將其作為普世真理。”
阿倫特在此引用的“意識形態”一詞，是一種將思考從行動中分離的渴望——這個詞語來自法語“idéologie”，被創造于法國大革命期間，但直到馬克思和恩格斯合著的《德意志意識形態》以及卡爾·曼海姆的《意識形態與烏托邦》出版后才開始流行起來，
在1958年，《極權主義的起源》修訂版新增了“意識形態與恐怖”章節，
《極權主義的起源》被分為三個部分：反猶主義、帝國主義和極權主義。在阿倫特寫下這本書時，歐洲正籠罩在希特勒和斯大林的陰云下，文本內容隨時代不斷變化，在1951年的初稿里，阿倫特認為，即使極權主義的政權消失，它的要素仍會在世界中殘存，她寫道，“即使極權主義政權已經垮臺，它的解決方案也會存留，這是一些強烈的誘惑，每當我們難以緩解政治、社會或是經濟矛盾時，這種誘惑就會隨之出現，”當阿倫特在1958年為本書加上“意識形態與恐怖”一章時，作品的曲調發生了變化。極權主義有許多要素，但在孤獨之中，她發現了有關極權主義政府的本質以及它與恐怖的相通，
為什么是孤獨呢？對此，阿倫特的回答是：因為孤獨在根本上切斷了我們與他人之間的聯系，她將孤獨定義為一種被一切世界與人類關系隔絕的荒蕪感受，孤獨一詞在阿倫特的母語中寫作“Verlassenheit ”——被拋棄的狀態，或者說拋棄感。“孤獨，”她說，“是一個人最徹底、最絕望的體驗”，因為在孤獨中，我們失去了作為一個人類對自身行動能力的意識。當我們處于孤獨狀態，也就失去了體驗其他事物的能力；在孤獨中，我們無法創造新的開始，
為了展示孤獨為何是極權主義的關鍵，以及為何它與恐怖有著共同土壤，阿倫特區分了孤立、孤獨和孤寂。她認為孤立對創造活動來說是必要的，即使只是閱讀一本書，也需要一定程度的孤立，一個人必須時不時的有意從外部世界中脫身，為獨處留出一些個人空間，但是，即使他獨處，也應當保留有回到世界中的能力：
孤立與孤獨不一樣。我可以是孤立的——處于我無法行動的情景，因為誰也不會與我共同行動——但是不孤獨；我也可以是孤獨的——處于我作為一個人而感到自己被所有的人類同伴遺棄的情景——但是不孤立，
極權主義利用孤立來剝奪人類的相互陪伴，使世界中的行動不再可能，同時它也摧毀了個人獨處的空間，孤立被極權主義用作枷鎖，束縛了人類的行為與思考，并促使每個人在其自身的孤立中反對他人，甚至反對自身，世界成為一片荒野，經驗與思考不復存在，
極權主義運動利用意識形態來孤立個人，孤立是指“讓個人保持孤獨，或是將其從他人中分離開。”在“意識形態與恐怖”的第一部分，阿倫特把意識形態分解為各個基本成分，借此說明這一切是如何逐步完成的：
意識形態從日常經驗中分離出來，并排除了新的經驗的可能性；
意識形態被用作對歷史走向的控制與預測；
意識形態無法解釋事物是什么，而只說它們會變成什么；
意識形態脫離現實，純粹依靠思想的邏輯；
意識形態主張在世界的表觀背后，隱匿有一種“更加真實的現實”；
我們思考世界的方式能夠影響我們與他人、與自身的關系。通過為每一事件和經驗注入某種隱秘的含義，意識形態一旦掌權，它們就能夠強制改變現實以符合它們的主張，這就意味著個人不再能夠信任自身于世界中的經驗，相反，個人被教導不要相信自身或是其他人，而總應該遵循意識形態的步伐，只有它才是完全正確的，
為了能讓個體輕易的接受意識形態，首先就需要摧毀他們與自身和他人的關系，讓他們變得多疑，變得憤世嫉俗，于是他們就不再能夠依賴自身的判斷，
正如恐怖(即使在極權之前還僅僅是暴政形式)破壞了人與人之間的一切關系，邏輯思維的自我強制破壞了和現實的一切關系。當人們與同伴們失去接觸，也和周圍的現實失去接觸時，極權恐怖的準備工作就完成了；因為在失去這些接觸的同時，人們也失去了經驗和思想的能力，極權主義統治的理想主體不是忠誠的納粹或忠誠的共產黨人，而是民眾——對于他們來說，事實與虛構(即經驗的真實)之間的區別，真與偽(即思想的標準)之間的區別已不復存在，
從意識形態中孕育出的，有組織的孤獨帶來了暴政思想，進而摧毀了個體區分事實與虛構的能力——也即作出判斷的能力，在孤獨中，個人無法再與自身交談，因為他的思考能力早已屈服。意識形態的思考方式使我們從日常經驗中脫離，想象力被束縛，多元遭到排斥，我們相互之間不再能夠建立有意義的聯系，而一旦這種思考方式生根發芽，經驗與現實就不再能夠左右思想，反之，經驗只能順從思想，順從其中的意識形態，這也是為什么阿倫特在談論孤獨時，她談論的不僅僅是一種體驗，更是一種思維方式，當思想從現實分離，當日常世界被脅迫式的、基于邏輯斷言的暴政所取代，孤獨降臨了，
我們獲得經驗，然后思考，而當我們不再能從外部世界獲得新的經驗，我們也就失去了指引我們思考的標準。當一個人屈從于意識形態思維，他也就失去內心的自由，正是這種對邏輯推斷的屈服，“每一個個體在他獨自的孤立狀態中反對一切他人”，繼而為暴政作出了準備，自由的思想被意識形態的單一潮流所取代。
在日記中，阿倫特問道：“有沒有一種思維方式是不專制的呢？”在這個疑問后面，她緊接著寫道，其中的關鍵是對思想潮流的抵制，那么，思想潮流又憑借什么來裹挾個體？阿倫特認為，讓人們趨向意識形態的是一種內在的，對自我矛盾的恐懼。這也是為什么思考這個行為本身就是極其危險的——因為思考有能力將我們對世界的所有信念和觀點連根拔起，思考可以動搖我們的信仰、信念和自我認識，思考可以將我們所珍愛的、依賴的、視為理所應當的日常信念全部抹去，思考使我們不再完整，
但生活是混亂的，人存在于世，充滿了混沌與不確定性，所以我們才需要安定與意義，我們需要根基，這時，意識形態出現了，它就如《奧德賽》中海妖，不斷誘惑著我們，然而，如同屈從于海妖的歌聲，那些屈從于意識形態思維的人不得不從日常經驗中脫離，他們無法再在思考中直面自身，因為意識形態使他們安定，思考卻可能破壞這種安定。簡單來說：遵循意識形態的人可以思考，卻無法思考自身，正是這種思考能力的剝奪，讓他們失去了自我的陪伴，讓他們不再能夠從經驗中獲取意義，讓他們感到孤獨。
阿倫特關于孤獨與極權主義的觀點不是那么容易能被接受的，因為這其中牽扯了一種趨向孤獨的，與極權主義相關的日常體驗：假如你對現實不滿，假如你尋求善的，并總是希冀更好的，假如你不愿面對世界本身的樣子，那么你就會更容易受到意識形態的誘惑，更容易陷入有組織的孤獨中，
當阿倫特寫信給丈夫，談到“不愿一周五天暴露在公眾視野內”，認為自己“必須四處走走，去找回自己，”她不是在抱怨他人的關注，而是因為持續在公眾視野之內讓自我陪伴變得不再可能，她找不到一個可以進行必要的自我反思的私人空間，面對他人，阿倫特無法達到孤寂，
這是一個有關孤獨的悖論，孤寂要求獨處，而孤獨卻在和其他人一起時才直觀地顯示出來，我們需要依靠公共世界來確認自身，卻只能在孤寂中思考，這正是阿倫特在失去個人空間時被剝奪的東西，“孤獨令人無法忍受的原因是，失去了可以在孤寂中實現的自我…”
在孤寂中，個人和他的自我共處，和自我對話，在孤寂中，個人并未失去與世界的聯系，因為世界之經驗在他的思考中顯現，阿倫特曾引用西塞羅的話：“無所事事的人最活躍，獨處的人最不孤獨，”這就是被意識形態和專制的思維所剝奪的——與自我相處，思考自我的能力，這就是有組織的孤獨的根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