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學界對宋朝，有兩個截然不同的評價。
有人說，宋朝積貧積弱。持這一觀點的有錢穆、翦伯贊等，他們認為，宋朝對外積弱不振，內部積貧難療，十分菜雞。
另外一些學者，如陳寅恪，卻評價宋代為“造極之世”，那是一個經濟總量占當時世界一大半的富庶之國，造就了大陸文化的黃金時代。
這個商業發達、空前繁榮而又被動挨打的王朝，將其財富密碼書寫于東京夢華、武林舊事的宋詞風流之中。
▲宋·張擇端《清明易簡圖》（局部）
在一次科舉放榜的名單上，宋仁宗看到了柳永（柳三變）的名字，說：“此人風前月下，好去淺斟低唱，何要浮名？”于是把柳永的名字劃掉了，后來聽別人舉薦此人，宋仁宗也毫不客氣地說：“且去填詞。”
此前，柳永所作的《鶴沖天》詞有一句：“忍把浮名，換了淺斟低唱，”
正是這一句，惹惱了宋仁宗。
出身仕宦之家的柳永只好“奉旨填詞”，當了一段時間的專業詞人，成為大宋流行樂壇的一哥，他的作品流傳甚廣，很受歌妓喜愛，被時人稱贊為，“凡有井水處，皆能歌柳詞”，
詞，本是文人雅士自娛自樂的產物，一開始并不被當做正經文學來看待，
宋代商業文化的發展，給予了宋詞得天獨厚的生長環境，使之從士大夫的府中宴樂，走向市井的聲色娛樂，在瓦子（瓦舍）、酒樓、茶坊、勾欄的輕歌曼舞之中傳播四方。
柳永生活的北宋，城市化已經達到世界頂尖水平，路、府、州、縣各級行政建制中的各類型城市，最多時數量達3000多個，比當時的西歐城市加起來還多。
正是在宋仁宗貶斥柳永的這一時期，宋朝開始實行“坊市合一”，
宋代以前，城市中的坊與市，即居民區和集市區是分開的，晚上到點就不許商人營業，這嚴重阻礙了社會經濟的發展。宋代坊市合一后，宵禁得到緩解，夜市集市日漸繁華，城市居民總算有了夜生活，恰似陸游在詩中寫的，“近坊燈火如晝明，十里東風吹市聲，遠坊寂寂門盡閉，只有煙月無人行”。
▲唐代長安城市布局，圖源/攝圖網
一位不知名的宋代詞人在流寓江南后，創作了這首《鷓鴣天》，描繪的正是北宋元宵佳節的不眠夜：
真個親曾見太平，元宵且說景龍燈，四方同奏升平曲，天下都無嘆息聲。
長月好，定天晴，人人五夜到天明。如今一把傷心淚，猶恨江南過此生。
到宋神宗熙寧十年（1077年），政府對商稅進行統計，全年商稅年入萬貫的城市，有204座，其中，開封府達到年商稅40萬貫以上。
在北宋的權力中心開封府，各種行當自由發展，至少有160多行，酒店、香鋪、妓館、小食店、雜貨鋪、金銀鋪等各色商鋪館舍，分布于汴水虹橋兩岸，各行各業的廚子、作匠、小販、妓女、閑漢等，每天都在上演真人版的《清明上河圖》。
目前已知，宋代汴京最盛時人口已達150萬左右，是當時的世界第一大城市，據《東京夢華錄》記載，汴京“舉目則青樓畫閣，繡戶珠簾，雕車競駐于天街，寶馬爭弛于御路，金翠耀目，羅綺飄香，新聲巧笑于柳陌花衢，按管調弦于茶坊酒肆”，
因此，盡管柳永仕途上不得意，飽受羈旅之苦，直到暮年才混了個小官，卻能發揮一技之長，在青樓酒肆里得到風塵女子的關懷。
據《醉翁談錄》記載，柳永每到一處，歌妓皆愛惜其詞名，請他為自己作詞，得到柳永的作品后，歌妓的聲價瞬間漲了十倍，她們也將所得財物的一部分用于資助落魄的柳永，
宋代士大夫以聽歌看舞、攜妓狎歡作為娛樂項目，而宋詞正是在歌妓的美妙嗓音中得以傳播，有的大臣還愿意娶幾個歌妓為妾，作詞給她們在酒席上演唱，當做一種業余愛好，
才子佳人，淺斟低唱，他們都是這場盛世狂歡中當之無愧的主角。
有一個故事，說宋代詞人葉夢得登進士第后，調任到地方管理治安，受到上司青睞，職位類似于縣級公安局長，
一天，葉夢得與同僚出游，在江邊遇到一艘滿載美女的彩船，知道對方是風塵女子，本想回避，但船靠岸后，煙雨迷蒙之間，走下十幾個衣著華麗的歌妓，她們問一旁的小吏：“葉學士安在？妾身可否有幸拜見？”
葉夢得不得已出來相見，眾歌妓大為驚喜，說：“早已聽聞葉學士名聲傳遍江表，妾等為真州的歌妓，本來隸屬樂籍，靠在酒宴演唱為生。最近郡守不允許官員私自聚會，故而我們只好沿江而下，能在此見到葉學士實在是天賜的幸運，”
聽聞歌妓們的遭遇，葉夢得深感同情，況且對方還自稱是自己的小迷妹，于是就留她們下來，舉辦了一場酒宴，并親自作詞，寫了一首《賀新郎·睡起流鶯語》，請歌妓演唱：
睡起流鶯語。掩青苔、房櫳向晚，亂紅無數。吹盡殘花無人見，惟有垂楊自舞。漸暖靄、初回輕暑，寶扇重尋明月影，暗塵侵、尚有乘鸞女。驚舊恨，遽如許，
江南夢斷橫江渚。浪黏天、葡萄漲綠，半空煙雨。無限樓前滄波意，誰采萍花寄取，但悵望、蘭舟容與，萬里云帆何時到，送孤鴻、目斷千山阻。誰為我，唱金縷。
我們現在能欣賞到宋詞，很大一部分要歸功于當時的歌妓，她們是兩宋城市化發展中的職業藝人，也是一個時代的歌者，
這些憑借聲色才藝吸引文人的美人，將宋詞傳播到了每一處井水街巷，正如蘇東坡在《減字木蘭花·慶姬》所寫：
天真雅麗。容態溫柔心性慧，響亮歌喉，遏住行云翠不收。
妙詞佳曲。囀出新聲能斷續。重客多情，滿勸金卮玉手擎。
然而，歌妓的日子并非一直都風光無限，
無論是官妓、家妓還是私妓，她們都是被迫誤入風塵，沒有人身自由，命運不在自己掌控之中，也不一定能與文人雅士互為知音，更多的是遭到殘酷虐待，
據記載，南宋權相賈似道，也是一個風流多情的主，養了不少家妓，
一天，賈似道與多位姬妾在湖上倚樓眺望，遠遠見兩個身著道裝、輕搖羽扇的少年乘小舟游湖登岸，
其中一個家妓感慨道：“美哉二少年！”
賈似道對她說：“你如果喜歡他們，我讓他們來納聘。”美人笑而不語，隨后被賈似道命令退下，
沒過多久，仆人捧著一個盒子來到眾人面前，賈似道冷酷地說：“剛才已為某姬受聘，”打開一看，竟然是那個家妓的首級，在場眾人不寒而栗。賈似道因為她有可能不忠于自己，就痛下殺手。
類似的故事散見于各種宋代史料之中，比如呂士隆為宣州知州時，有虐待狂傾向，他經常找各種理由鞭笞官妓，對她們施虐。官妓不堪受辱，四散而逃，
為大宋歌唱的風塵女子，大都沒能改善生活，反而遭受更多的剝削，與其他百姓一同陷入了帝國的“中等收入陷阱”。
▲宋《蠶織圖》
宋朝，可說是誕生于追求享樂的思想潮流中，
在北宋初年“杯酒釋兵權”的大戲中，宋太祖趙匡胤舉起酒杯，對老同志石守信等人說：“人生如白駒過隙，追求富貴的人，不過是想多聚金錢，使子孫后代免于貧乏而已，你們不如放棄兵權，多積攢金帛良田，為子孫立長遠產業；同時多買些歌妓，日夜飲酒相歡，以終天年，”
此后，趙匡胤以和平方式解除了手下大將的兵權，
隨著城市經濟繁榮，有宋一代，上至皇帝貴族，下至市井百姓，都追求更高的生活質量，甚至迷醉于奢侈享樂之中，
此即《宋史》記載的，“居室服用以壯麗相夸，珠璣金玉以奇巧相勝，不獨貴近，比比紛紛，日益滋甚。”
皇帝有時以“撒幣”為樂。
雍熙年間，宋太宗趙光義登上講武臺閱兵，有武藝超群者，就獎賞其布帛，后來登瓊林苑，與大臣飲酒，宋太宗又擲錢幣于樓下，讓路過的人爭搶，有錢就是任性。后來的宋徽宗也有類似這樣撒幣的愛好。
官員有時以泡妞為樂，
宋庠、宋祁兄弟倆是宋仁宗時的同榜進士。據說當年宋祁的名次原本在哥哥宋庠之前，但太后劉娥以為“以弟先兄”有違禮制，便擢宋庠為狀元，將宋祁改為第十名。
這哥倆后來都成為北宋的名臣，但宋祁有個不良愛好，就是出于寒窗苦讀多年的補償心理，追求享樂，尤其是迷戀歌妓。
有一年上元夜，身居高位的宋庠仍到書院讀《周易》，聽聞其弟宋祁打著燈籠，擁抱著歌妓醉飲達旦，第二天，宋庠派親信傳話給宋祁，說：“聞昨夜燒燈夜宴，窮極奢侈，不知記得某年上元同在某州州學內吃齏煮飯時否？”
齏，指搗碎的姜、蒜、韭菜等，可見宋氏兄弟讀書時的辛酸，
宋祁卻笑了，對傳話的人說，你去告訴我哥，不知他是否還記得，我們當年同吃齏煮飯苦讀是為了什么？
富商有時以買官為小目標，
宋真宗年間，有一年山東遭遇災荒，由于官員謊報災情，導致天災險些演變成人禍，使受災群眾陷入倒懸之急，
登州富商鄭河聽說此事，大手一揮，給朝廷捐了糧食五千六百石，沒別的要求，就是想幫弟弟鄭巽要個官職，宋真宗本不想答應，大臣卻勸他給富豪樹立個榜樣，好讓他們都愿意贊助朝廷，于是就給鄭巽補了個官，
到了北宋末年，賣官鬻爵的現象就更嚴重了，
商業貿易的發達，促使經商者嗜錢如命，甚至不惜造假。某位無名氏所寫的《行香子》，就描寫了欺騙顧客、賣假酒的奸商，堪稱大宋版“315”打假：
物價廉平，一道會、賣個三升。打開瓶後，滑辣光馨，教君霎時飲，霎時醉，霎時醒。
聽得淵明。說與劉伶，這一瓶、約迭三斤，君還不信，把秤來秤。有一斤酒，一斤水，一斤瓶，
以上說的都是富人生活，那大宋老百姓的日子過得如何？
▲宋·蘇漢臣《貨郎圖》
據統計，宋朝統治下的人口在北宋后期最盛時已經過億，宋朝耕地面積更是超過了唐朝，將耕地面積換算成當代數字，宋朝的耕地最多時為511萬頃，唐朝為485萬頃。這是在宋朝疆域比唐朝小得多的情況下取得的成就，
隨著人口激增，宋朝統治者最早在汴京進行了戶籍改革，以完全租佃地主土地的農民為“客戶”，而“主戶”按照占地和財產多寡分為五等，并實行自由放任的土地政策，放任土地自由買賣。
種種舉措促進了城市人口比例的提高，在宋朝的一些城市，城市人口多達20%以上，由此形成了市民階級，
大批手工業者、商人、小業主構成宋朝的中產階級，宋末詞人蔣捷有一首《昭君怨·賣花人》，就是他日常所見小商小販的生活：
擔子挑春雖小，白白紅紅都好。賣過巷東家。巷西家。
簾外一聲聲叫，簾里鴉鬟入報，問道買梅花，買桃花。
宋代皇室貴族、富商巨賈的奢靡生活，豪車美女、金石書畫一樣不少。平民百姓與底層官吏的生活卻更加腳踏實地，甚至僅能勉強糊口而已。
當時的貧富差距達到了十倍、百倍，甚至是更大的差距。就連一向樂觀的蘇軾，都有過如此感慨：“其一大富，千金日費，其一甚貧，百錢而已，”
據史料記載，北宋時期的底層官吏，每月工資只有一二貫，多不過三五貫，
聚集在城市中的，更多是普通市民。宋代打工人月工資也在三貫左右，如“負薪入市得百錢”、“賣魚日不滿百錢”、“傭不習書……力能以所工，日致百錢”，這些打工人每天都只能賺一百文錢，像富人那樣一日千金的小目標，永遠都無法實現，在大都市養活一家老小更是不容易。
即便是自己創業，有些小老板的生意也僅夠糊口而已，如宋徽宗時期，江東饒州市民魯四公，在東京開了一家小食品店，靠煮豬羊血售賣，養活妻兒老小，每日所得不過二百錢，卻安貧守分。
還有世代賣面的許大郎一家，雖然有京城戶口，“然僅能自贍”，
還有一名滄州婦人，因“幼年母病臥床，家無父兄，日賣果于市，得贏錢數十以養母，”這說明賣水果的收入，一天為數十文錢，
很多人年少時學過的那首《蠶婦》，寫的是養蠶賣絲為生的普通婦女，其中有一句：“遍身羅綺者，不是養蠶人，”
像蠶婦一樣的勞動人民，即使養一輩子蠶，也難以穿上蠶絲織成的羅綺，
繁華的大宋，陷入“中等收入陷阱”，也敲響了盛世的警鐘。張擇端的那幅《清明上河圖》，據說也有以畫曲諫的說法。
權貴卻還不滿足，宋徽宗為了在京城建造“壽山艮岳”，派爪牙搜刮天下名花奇石，加重對百姓的剝削，北宋滅亡前夕，為反抗剝削揭竿而起的方臘起義，吹響了亡國的前奏，隨后被宋軍精銳平定。
不久后，在1127年的靖康之變中，金兵鐵騎南下汴京，攻滅北宋，艮岳奇石不是被毀，就是被運往金朝的燕京，徽、欽二帝當了俘虜，不少京城權貴跟著他們在被俘北上的途中，遭受前所未有的侮辱，
東京夢華，至此湮滅，
▲宋·張擇端《清明上河圖》（局部）
南宋建立后，經過幾番輾轉，定都于臨安（杭州），從此，“暖風熏得游人醉，直把杭州作汴州。”
歷經晚唐五代以來的中原離亂，經濟重心進一步南移，宋代的南方經濟已實現對北方的全面逆襲。
杭州城，這個參差十萬人家的三吳都會，代表南方大城市的繁華富麗，如有“張三影”之稱的北宋詞人張先，在《破陣樂·錢塘》所寫：
四堂互映，雙門并麗，龍閣開府，郡美東南第一，望故苑、樓臺霏霧。
垂柳池塘，流泉巷陌，吳歌處處。近黃昏，漸更宜良夜，簇簇繁星燈燭，長衢如晝，暝色韶光，幾許粉面，飛甍朱戶。
和煦，雁齒橋紅，裙腰草綠，云際寺、林下路，酒熟梨花賓客醉，但覺滿山簫鼓，
盡朋游、同民樂，芳菲有主，自此歸從泥詔，去指沙堤，南屏水石，西湖風月，好作千騎行春，畫圖寫取。
政治、經濟中心的東遷南移，是一個漫長的過程，唐代安史之亂后，北方大受破壞，被譽為“天府之國”的關中在朝政混亂與環境惡化之中走向衰落，
中晚唐時，關中長期依賴于東邊的運河與江南的糧食財富求生存，
唐德宗貞元二年（786年），甚至發生了由于江南漕運來不及運送，禁軍缺糧而險些暴動的事件，幸好有大臣及時運了三萬斛米到關中，唐德宗這才轉憂為喜，拉著太子的手說：“米已至陜，吾父子得生矣！”
為了縮短物資運送的距離，中晚唐的皇帝常往來于西都長安與東都洛陽之間，到了五代十國時，中原政權進一步東移至臨近運河的開封，
五代十國時期，北方政權如走馬燈，你方唱罷我登場之時，南方政權都在專心搞錢，
比如占據嶺南的南漢，就“廣聚南海珠璣，西通黔蜀，得其珍玩”，利盡南海，與四方通商，像極了今日的經濟特區，吳越、南唐、前后蜀、閩、楚，都處于當時的富庶之地，除了租賦收入外，皆取資于商利，憑借經濟興盛，據地以自雄，
宋太祖定都汴梁后，本想遷都回長安或洛陽，這一做法被皇弟趙光義與群臣反對，不得已繼續留在開封，
但是，趙匡胤對于繁華的北方城市開封，心里也沒底，曾經感嘆道：“不出百年，天下民力殫矣！”
趙匡胤應該知道，隨著經濟重心向東南轉移，南方崛起的經濟才是國家的未來，
▲宋·張擇端《金明池爭標圖》
對此，北宋學者李覲直言道：“當今天下，根本在于江淮。”
李覲發現，杭州、蘇州、京口（鎮江）、揚州、金陵（南京）等江南市鎮，不僅將南方的物資財富源源不斷地運往北方，同時也為北方輸入了江南的人文習俗，而當時北方在物質文化上對南方幾乎沒有什么回饋，所謂“不聞有一物由北來者”。
因此，南方人愈發講究，大多數北方人反而變得節儉，
宋代有一則關于飲食文化的故事，發生于江西人黃庭堅與河北人劉摯之間。
每次黃庭堅請客吃飯，都會想盡方法，讓廚師多準備幾樣山珍海味。劉摯卻性情純樸，常對黃庭堅說：“來日吃蒸餅。”蒸餅，類似于饅頭，黃庭堅不喜歡劉摯的簡儉，日子久了，二人漸行漸遠，后來竟然成為政敵。
宋詞的發展，也反映了南方經濟文化對北方的碾壓。
據唐圭璋先生統計，兩宋300余年，有八成以上的詞人來自南方，除了北宋都城開封之外，杭州、蘇州、揚州、成都、南京等南方城市留下了詞人活躍的足跡，
北宋僧人仲殊先后寓居蘇、杭，與蘇軾往來甚厚，年輕時考過科舉，也曾寄宿于秦淮河畔，他寫金陵的都市風光，有這首《訴衷情·建康》：
鐘山影里看樓臺，江煙晚翠開，六朝舊時明月，清夜滿秦淮，
寂寞處，兩潮回，黯愁懷，汀花雨細，水樹風閑，又是秋來，
靖康之變后，金兵多次飲馬長江，鐵蹄踏碎了揚州夢，對于這座東南大都會飽受戰亂的悲劇，南宋詞人姜夔有一闕代表作《揚州慢·淮左名都》，感慨揚州的前后變化：
淮左名都，竹西佳處，解鞍少駐初程。過春風十里，盡薺麥青青，自胡馬窺江去后，廢池喬木，猶厭言兵。漸黃昏，清角吹寒，都在空城，
杜郎俊賞，算而今重到須驚。縱豆蔻詞工，青樓夢好，難賦深情，二十四橋仍在，波心蕩、冷月無聲。念橋邊紅藥，年年知為誰生？
北宋的柳永不僅游歷江南，還曾為西南的天府之國成都寫了首《一寸金》：
井絡天開，劍嶺云橫控西夏，地勝異、錦里風流，蠶市繁華，簇簇歌臺舞榭，雅俗多游賞，輕裘俊、靚妝艷冶，當春晝，摸石江邊，浣花溪畔景如畫，
夢應三刀，橋名萬里，中和政多暇，仗漢節、攬轡澄清。高掩武侯勛業，文翁風化，臺鼎須賢久，方鎮靜、又思命駕。空遺愛，兩蜀三川，異日成嘉話，
熱鬧繁華的巴蜀，在北宋時期開始流行世界上最早使用的紙幣“交子”，其誕生于民間，推動者是當時的名臣張詠。
早在當縣令時，張詠就以剛正不阿著稱，
有一次，一個管理官庫的小吏偷了一個銅錢，被張詠下令杖打。小吏不服氣，說：“我今天才拿了一枚銅錢，何至于杖打我呢？你敢揍我，那敢殺我嗎？”
張詠當機立斷，作出判決：“一日一錢，千日千錢，繩鋸木斷，水滴石穿，”當場將犯罪小吏處死。
后來，張詠兩次到益州為官，治蜀頗有政績。他對交子鋪進行規范化治理，將這個行業交給當地16個有聲譽的富商大戶經營，提高了交子的信用度，使其真正成為一種流通貨幣。
因此，有人將張詠稱為“紙幣之父”，
《宋朝事實》記載，宋代商品交易頻繁，上街買賣有時需要攜帶好幾十斤的錢幣，一串串、一袋袋的錢，手提肩扛、馬馱車載，實在極不方便，做生意好像在健身擼鐵，心好累，
交子通過發行紙幣，代替銅錢流通，為人們的生活提供了便利，從此，“貨出軍儲推賑濟，轉行交子頌輕便”，
到了南宋，交子進一步升級，發展為會子，并深刻影響后世與周邊國家。
宋代紙幣的發明，一方面也可彌補白銀與銅錢的外流。說起宋代經濟，絕對離不開四通八達的海外貿易。
▲南宋會子
宋遼澶淵之盟后，雙方在邊境的雄州、霸州、廣信軍等地形成對峙，同時設置榷場，進行貿易，
遼對宋出口牛、馬、羊和皮毛，換取北宋的茶葉、瓷器、香藥等。有一段時期，北宋每年從榷場中獲利超過40萬緡，用來支付繳納遼朝的歲幣綽綽有余。
有宋一代，宋遼夏金，還有吐蕃、大理等，形成一個脈絡貫通的經濟圈，蔚為整體，絕難分離，有考古現象可以證明，兩宋鑄造的大量銅錢，在當時也是遼夏金各區域的通用貨幣，
宋人的商業視野遠遠不止陸上貿易，還有廣闊的海洋，
北宋初年，不太會打仗的宋太宗，派遣內侍八人下海，攜帶敕書、金帛，分四路往南海各國，招攬蕃商，對來華進行大宗貿易的外商予以獎賞。
到了南宋初年，宋高宗抗金也不太行，卻重視海外貿易，他說：“市舶之利最厚，若措置合宜，所得動以百萬計，其不勝取之于民？朕所以留意于此，庶幾可以少寬民力爾，”意思是，通過海上貿易賺錢，比向農民伸手收稅強得多，還可以讓老百姓更加富裕，
這么肥的油水，當然要撈。
▲《清明上河圖》中，正在忙碌的船工。
宋代造船業發達，南方商人競相造船，訓練水手，已經能造載重500噸以上的大船，
宋朝重視海上貿易，與宋通商的國家有南太平洋、中東、非洲、歐洲的50多國，從東到西，有東南亞諸國，過馬六甲，到印度洋，是阿拉伯半島上的國家，除此之外，還有非洲東岸諸國，再加上東方的老鄰居高麗和日本等。
朝廷于泉州、廣州、杭州、明州（今寧波）等港口城市設立市舶司，優待外國商人，在專門的僑民區（蕃坊）提供住房和飲食，其中一些蕃商子弟還可為官。
值得一提的是，宋朝不斷調整關稅，對貨物的抽解，從北宋的1/10降到了南宋的1/15，甚至是1/25，關稅不斷降低，宋朝市舶司的收入卻越來越高，從北宋初年占全國歲入的2%-3%，到南宋初年已經占財政收入的1/5，
各國的金銀、珊瑚、玳瑁、犀角、珍珠、瑪瑙、香料等貨物源源不斷地運來宋朝，換取宋人的瓷器、絲綢、茶葉等商品，甚至是火藥等先進科技。占城稻等海外優良品種也在此時由海外引進大陸，并分給各地耕種，大大提高了土地利用率，
海外商品走進了詞人的生活中，如辛棄疾的老友陳亮所作《采桑子》，其中的“蒲桃綠”，就是通過海外貿易傳入的名酒：
桃花已作東風笑，小蕊嫣然。春色暄妍。緩步煙霞到洞天，
一杯滿瀉蒲桃綠，且共留連，醉倒花前，也占紅香影里眠。
與積貧積弱的傳統印象不同，有史料表明，直到南宋滅亡那一天，大宋朝廷都不差錢。
景炎元年（1276年），元兵攻陷臨安，宋恭帝的兩個兄弟趙昰、趙昺，在大臣的護送下開始了流亡生涯，二王出逃時帶有大量金寶，每到一處，還有地方官、富商獻上錢糧賦稅，如潮州商人馬南寶、文昌縣令陳惟中、官宦子弟伍起隆等人，都在宋室傾頹時為二王送過錢糧。
因此，南宋流亡政府在臨安失陷后，還養得起剩下的17萬正規軍，
但在泉州，二王吃了閉門羹，
當時，阿拉伯人是南海航線的主導，一些老外定居下來，成為大宋的子民。宋元之際，泉州是大陸第一大對外貿易港口，當地的阿拉伯后裔蒲壽庚富甲一方，獨霸泉州市舶司關稅30年。
宋臣張世杰護送二王南下泉州，想憑借其城中數量可觀的物資作為立足之地，因此向蒲壽庚索要軍糧，蒲壽庚卻有反叛之心，拒絕了張世杰的要求，還在與宋軍爭奪物資、發生沖突后，怒殺南宋宗室與士大夫多人。之后，蒲壽庚向元朝開城投降，
張世杰等人只好護送趙昰、趙昺入粵，最后轉移到潮州，小皇帝趙昰在不斷逃亡中驚懼而死。
1279年，宋元崖山海戰前夕，護衛宋帝趙昺的軍隊缺乏糧食，但他們還有大量金銀。
張世杰派心腹上岸購買糧草，想繼續率領眾船迎敵。但是，張世杰派去的人大都卷錢跑路，沒幾個帶著糧草回來。
張世杰不禁嘆道：“若棄之而去，后來何以用人？”
最后，元將張弘范步步緊逼，宋軍斷糧后被迫以海水解渴，但海水過于咸苦，宋軍每喝一口即嘔泄不止。
兩軍交戰，宋軍大敗，宰相陸秀夫背著小皇帝趙昺跳海，用黃金系腰間，君臣一同自沉而死。
此時，還有大量財物在船上，大臣們不愿使其被元軍奪取，紛紛傾倒海中，此戰，百官、軍民殉國者數以萬計，海上浮尸無數。
宋朝江山日危，大都是因為朝政、軍事腐朽無能，而非財力匱乏。自始至終，不差錢的宋朝都沒能將其財力、物力轉化為現實的戰斗力，
▲宋·李公麟《五馬圖》
前文提到通過海外貿易傳入西方的火藥，在一路西傳后炸碎了歐洲的封建城堡，而將火藥成功運用到火器上的“黑色革命”，卻是源自于孱弱的大宋。遺憾的是，宋朝沒有建立起強大的軍隊，
錢塘江邊的杭州，在元代仍是馬可波羅口中“世界上最美麗華貴的天城”。
但在南宋遺民張炎的眼中，早已物是人非，這位南宋貴胄，前半生錦衣玉食，后半生顛沛流離，江南都會的華麗再也與他無關。他在《高陽臺·西湖春感》中寫道：
接葉巢鶯，平波卷絮，斷橋斜日歸船。能幾番游？看花又是明年。東風且伴薔薇住，到薔薇、春已堪憐。更凄然，萬綠西泠，一抹荒煙。
當年燕子知何處？但苔深韋曲，草暗斜川，見說新愁，如今也到鷗邊，無心再續笙歌夢，掩重門、淺醉閑眠。莫開簾。怕見飛花，怕聽啼鵑。
宋朝，最終辜負了一個時代的繁華。
那也許是最好的時代，也是最壞的時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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