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對小兄弟逃進了黃河邊茂密的稻田里，他們是從自己的寺院里逃出來的小沙彌。兄弟倆從帝國的東都洛陽出發，前往上游六百多里處的長安。他們聽人說，長安這里還有王侯和軍隊坐鎮。西元618年的大陸容不下愛好和平的佛教僧人，這對兄弟環顧四周，見證了隋朝最后的崩潰，兄弟中的一人，玄奘，對著為自己作傳的人憶述了那個時代：帝城為桀、跖之窠，河、洛為豺狼之穴，衣冠殄喪，法眾銷亡，白骨交衢，煙火斷絕……是時國基草創，兵甲尚興，孫、吳之術斯為急務，孔、釋之道有所未遑。
但這趟險阻重重、讓人筋疲力盡的長安之行卻一無所獲，兄弟倆找不到王侯也遇不上軍隊，于是玄奘和哥哥又往南走了約一千里路，走到位于今日四川省的成都。他們終于在那里松了一口氣，也找到了還堅持著的佛教僧團。“唯蜀中豐靜，故四方僧投之者眾，講座之下常數百人，”玄奘就和自己的兄弟留在寺院里研讀佛典與儀軌，
這個小沙彌玄奘究竟是何許人也？就出身與學養來看，玄奘出身于為皇帝效勞的士人精英階層，他的祖父曾是北齊國子博士，當時在位的皇帝賜給這家人一個中型城鎮的歲入，承平時期，這種家庭背景的子弟理應在帝國的官僚體系里入仕發達才是，但那個時代卻跟承平相去甚遠，在隋朝以前，有三百年的時間沒有王朝能統一大陸。世家大族建立了一個個互相對壘的短命王朝，胡人—來自草原東部的游牧民族—占領、統治了大陸的北半部，而玄奘的家族就住在這里。玄奘的父親決定從國都的亂局里抽身：隋政衰微，遂潛心墳典，州郡頻貢孝廉及司隸辟命，并辭疾不就。
玄奘的父親在他成長時領著他念經讀典。玄奘的哥哥則成了沙彌，他一發現玄奘“堪傳法教”，就帶著玄奘到帝都洛陽自己安單的寺院里，教玄奘基本的佛教教義，十三歲那年，玄奘在這寺里出了家，他就這么讀經、聽講、禪修，直到七年后不得不逃難為止，
到了玄奘生活的年代，佛教已經至少有一千歲了，歷史上真實存在的佛陀，生活在西元前6世紀至西元前5世紀間的印度恒河河谷靠近喜馬拉雅山麓的地方。佛陀看著周遭人的生活，思索著生命，從而開始相信人們想得的卻不可得，而得到的卻又是他們所不愿得的，世間一切無所逃于生老病死，眾生誤以為自己擁有某種不變的本質、某種靈魂，卻料想不到自己是如何隨著時間過去，或是隨著不同的情境而轉變。佛陀將眾生無盡的欲求、沒有任何延續性的自我與免不了的死亡，都視為人世間的現實情境，在超脫語言、信仰、職業及種族的普世宗教經驗里，這樣的剖析是最早的主張。
佛陀找不到哪一種信仰體系，也找不到哪一種超自然的存在能改變這樣的情況。他親身體驗樂道與苦道以克服這個情境，卻發現這兩條路都不能成功，最后，他在今印度比哈爾（Bihar）菩提伽耶的一棵樹下入定，找到了答案。人受苦的原因就是欲望，特別是那種注定會失敗，想去阻止人、我、人我之間甚或是萬物無常變化的欲望。
西元623年，也就是那對弱不禁風的小兄弟抵達成都的五年之后，新起的唐朝在大陸許多地方建立起了堪堪所需的社會秩序。這時，已經正式成為比丘的玄奘違逆了哥哥的意思，離開寺院，重新踏上了尋求口傳教誨的游方之行，玄奘沿長江（金沙江段）而下，前往某間香火鼎盛的寺院待了一季，接著穿過故土河南往北行腳，一路聽人開示、自己講道，也因此得了些名聲，
在佛教中，各比丘都要為自己的修行開悟負責，是否要尋求知識、學習和尋找正道，都要由自己決定，在玄奘的時代，遍布大陸各地的一系列寺院就是用來求道的制度性組織。大陸寺院的住持都是高僧，而寺院的風格、禪修的方法與對佛法的詮釋也都各不相同，游方僧得根據住持出的題，在眾僧與信徒面前參與日常的討論與辨析，一個比丘想要有所成就的話，就必須熟讀經書，懂得如何講出好的論點，還要從適合的故事中找出關鍵，
佛陀入滅后，也就是玄奘出生的一千年前，佛教便已通過海陸貿易路徑，在印度內外穩定傳播。到西元1世紀，佛教已經是貴霜帝國里盛行的宗教，而這個帝國的勢力更是從中亞經巴基斯坦與阿富汗，遍及印度，從阿富汗以東一直到大陸，寺院都是商旅路線上每一個綠洲城鎮中重要的一部分。還有些佛寺蓋在遺世獨立的地方來接待商隊，商隊里的商人則回過頭來捐錢供寺院營運。佛教也沿水路從印度傳到斯里蘭卡，直至東南亞，最終到達大陸沿海地方，早在西元2世紀，文人兼自然科學家張衡就曾記錄過大陸境內的佛教僧人。佛教在漫長的傳布過程中，分裂成好幾套著重于不同經典且相互競爭的體系，07 但即便如此，所有寺院都還是遵循著核心的教誨，視印度為佛教的發源地，接納所有派別的佛教游方僧，許多信佛的文人對上述的游方僧與佛教寺院網路的拓展范圍都有所關注，
近年來一次讓人嘆為觀止的考古發現，反映出玄奘在世時多姿多彩的佛教意象與習俗，1996年，挖土機在距離玄奘的寺院以東約五百公里的青州市，挖出了一個裝有超過四百尊石雕佛像的地窖，多數佛像能上溯到的時代，恰巧就比玄奘所處年代早了幾十年而已，佛像保留的原始色彩鮮艷動人，而佛像風格之多變也令人贊嘆，建立王朝的游牧民族仿佛偏好阿富汗當地以及大陸的商路綠洲里常見的風格。其他的出資者則似乎更喜歡類似當時東南亞所雕刻的佛像那樣的。有些雕像雕的是傳統的印度罩衫，其余則雕上了當時的大陸袍服，所有這些雕像都一度為遍布當地的神龕或寺院所有，顯然是因為舊了、壞了，才會在12世紀的某個時候被儀式性地埋在一塊兒。二十六歲那年，玄奘似乎感覺少了什么。“既遍謁眾師，備餐其說”，他“詳考其義，各擅宗涂。驗之圣典，亦隱顯有異，莫知適從”，10 就一個年輕人而言，這可是對佛教在大陸地區的發展一次甚為精辟的總結，
玄奘“乃誓游西方以問所惑”，要把重要經書從印度—佛教的中心—帶回大陸，玄奘知道自己并非第一個有此訴求的人，而是跟隨類似2世紀前法顯冒險前往印度求道的路走去；這也大大表現出了延續到他那個時代的僧人傳統，在玄奘之后的幾百年間，也有好幾位僧人踏上了同樣的旅途。
此行伊始困難重重。大唐官府因為國家核心地區外橫行的賊人與騷亂而禁止平民往西前進。一看到政府打擊違法出行的跡象，玄奘的兩位同伴就沒了勇氣，掉頭離開返回長安。玄奘則躲過了追捕，獨自前進，趁著夜色而行，常常還能得到佛教僧人和信徒不露痕跡的支持。他雇了一名曾多次西行的向導，這位向導如此形容前頭的險阻：“西路險惡，沙河阻遠，鬼魅熱風，過無免者，徒侶眾多，猶數迷失，況師單獨，如何可行？”
頭一項困難，是西行路上七個相去百里的官府哨站。玄奘心知肚明，官府已經下令捉拿他回國，但他仍然決心繼續前進，他跟自己的向導順利繞過了前四個哨站，但接下來向導就拋棄了他，他也迷失在沙漠里。迷了三天的路之后，沒水沒食物的玄奘想方設法找到了第五個烽候，玄奘被人認了出來，但烽候的校尉是個佛教徒，于是不顧遣送他回寺里的命令，還給了玄奘能繼續旅程的給養，
不出幾天，玄奘便時來運轉，官府對第七個烽候顯然已經沒了控制。就在蘭州以西不到七百里之地，玄奘到達戈壁沙漠南緣商路沿線一個獨立王國里的佛寺。這個王國雖然在政治上是獨立的，但國王 文泰曾經去過唐朝的前朝隋的宮廷，也曾在寺院里聽過佛法的開示， 文泰自己的國家就供養了上百位僧侶，這位國王知道該怎么招待來自中土的佛教高僧，“法師入城，王與侍人前后列燭自出宮，迎法師入后院，坐一重閣寶帳中……（到了早上）遂設食解齋訖，而宮側別有道場，王自引法師居之，遣閹人侍衛”。國王 文泰想把玄奘留在自己的國家當國師，甚至強留他也在所不辭，但這位比丘拒絕了。“法師既被停留，違阻先志，遂誓不食以感其心，于是端坐，水漿不涉于口三日。至第四日，王覺法師氣息漸惙，深生愧懼，乃稽首禮謝云：‘任法師西行，乞垂早食，’”這個非暴力抵抗成功的古老例證，也為玄奘面對國王時的道德力量更添底氣，
根據佛教傳統，傳播佛法能讓人得到不可思議的福報。當時，大半個亞洲的國王、貴族和富商大賈都會定期捐助寺院，為游方僧人提供住所與宣講所需，如佛經、佛鐘與畫像。15 文泰國王決定全額贊助玄奘印度之行。他做好安排，任命四名見習僧為玄奘的隨從，并縫制了三十件僧袍。“以西土多寒，又造面衣、手衣、靴、襪等各數事，黃金一百兩，銀錢三萬，綾及絹等五百匹，充法師往返二十年所用之資，給馬三十匹，手力二十五人。”16 衛隊護送玄奘前往下一個王國，玄奘還拿到了二十四封介紹信，能用在旅途上的其他國家那里。玄奘有了這些隨員相伴左右，在接下來十四年的行旅間，無論所到何處，他都是一位聲名赫赫的法師。
這就是在7世紀的草原上旅行的模樣，長路迢迢，冬寒，缺水，人煙更是稀少；不過，從宮廷到宮廷、從寺院到寺院，以及從綠洲到綠洲的旅行雖然并不容易，可一旦有了權威人士適當的協助，就有可能實現。玄奘的隨員就是這個大商隊的核心，告別 文泰國王還沒幾天，玄奘便難過地發現一小群商人被殘殺后的尸體；這群商人走在主要的商隊之前，獨自往前推進，打算走到下一座都城，在各個王國的邊界之間，除非組織出商隊，不然旅行并不安全，等到大隊人馬抵達國都，玄奘遇到好幾十位僧人，當玄奘在前幾年的亂世里南逃四川時，他們則是從自己的本寺里向西逃難，
玄奘走到了塔克拉瑪干沙漠北邊，山脈綿延，嚴寒險阻，對一個在河南長大的比丘來說，如此風寒肯定也考驗著他的決心，“……冰雪所聚，積而為凌，春夏不解，凝沍汗漫，與云連屬，仰之皚然，莫睹其際，其凌峰摧落橫路側者……加以風雪雜飛，雖復屨重裘不免寒戰……徒侶之中凍死者十有三四，牛馬逾甚，”18 再往西走六百多里遠，走到位于今吉爾吉斯斯坦的伊塞克湖（Issyk Kul）北岸，有個當地王國的國王邀請玄奘來到自己的營地里。這個水源豐沛之地得到一大片山區的挹注，雖然位于多半干旱的草原地帶，卻擁有持續的供水，更有著足以喂養一大群草食動物的青草地。這種地點正是某些草原大國的心臟地帶。玄奘謝世約六百年后的西元1275年，馬可·波羅曾經拜見過偉大的蒙古王忽必烈，而忽必烈就把伊塞克湖置于帝國的中心區域，
這個半游牧的國王雖然和這位漢地佛教比丘信仰不同宗教，但他們對上層文化卻有相同的認知，穿戴、分享絲綢就是社會高層人士顯擺身份、聯絡感情的一種儀式。國王與其下貴族穿著大陸的絲綢，在接見客人用的帳幕里收下了玄奘的通行證，他喜上眉梢，細細讀著玄奘的介紹信，接著，國王還致贈了三十件絲袍，向這位僧人表示敬意，
這幾件用大陸絲綢做的袍服可是貴重得很。早在玄奘抵達伊塞克湖的幾百年以前，絲綢就已經成了大陸中原地區跟長城西北的游牧民族間共通的貨幣了，而絲綢之所以這么重要，則是因為中原定居農業地區與西北游牧民草場在生態上的差異。草原游牧民族養育了中原社會上層與軍隊需求不斷的馬匹，他們的牲口對定居農業而言也同樣重要，中原地區則生產著谷物，而產絲的也只有中原。這四樣物品就是戰爭的主要起因，凱旋的漢人軍隊從敗在他們手下的游牧民族那里搶來牲畜與馬匹，而戰勝的游牧民族也同樣會劫掠中原，帶回谷物和絲綢。中原王朝為了終結游牧民族的劫掠，時不時就嘗試跟他們的領袖和親，這時絲綢跟糧草就成了和親的嫁妝。
但對草原游牧聯盟來說，谷物與絲綢之所以重要，卻是因為它們能將脆弱的結盟關系維系住，谷物讓一群人能聚在一塊兒，熬過困頓、漫長的冬日時光。絲綢的情況則復雜得多。游牧領袖雖然會拿貴重的織品去交換類似鐵這樣的生活必需品，但其主要的用途還是褒獎、掌握追隨者的忠誠。饋贈絲袍的舉動，可是個讓貴族們在強大的領袖底下表現團結的重要儀式，只有從領袖的手上才能拿到“榮袍”，而這也是一個人覲見時的正式服裝。接下來的幾百年間，草原東西的王者都采用這樣的儀式，此儀式也傳遍了整個亞洲。即便是在玄奘和這位半游牧王者這么早的時代，他們倆也都了解絲袍的意義與重要性。多年以后，玄奘從印度回到大陸，當時的皇帝同樣用了華袞為他增添光榮，唐朝皇帝也是這套四海皆準的榮譽體系中的一分子，
接見會上的貴族吃的是肉，喝的是酒，但國王為玄奘特別準備了食物：奶油、蜂蜜、葡萄、大米和糖，白飯和糖雖然出現在國王的這張餐桌上，但草原既不產米也不產糖。米很有可能來自大陸，玄奘正是跟米沿著同一條路來到此處，而在玄奘的時代，只有印度才種植制糖用的甘蔗，且八成是經由開伯爾山隘，接著往北越過阿富汗，然后沿商隊行進路線東向而來。
關于國王確切給玄奘上了什么菜，我們并不清楚，但糖、奶油、米和水果倒是暗示了這有可能是我們今天所說的抓飯。從大陸到土耳其，一路上都有人會做這道菜，而在許多語言里，人們也都用一組關系密切的詞來稱呼這種料理：在伊拉克與土耳其稱被為pilaf ，在伊朗與南俄羅斯則名為polow，在亞美尼亞是 pilavi，在阿富汗叫pilau，而在北印度喚作pulao，無獨有偶，不包餡兒、像面包的面團在大陸叫作饅頭，在北阿富汗與伊朗則叫mantu，在北韓一地被稱作mandu，到了中亞則是manti，而大陸西藏稱之為饃饃，20 威尼斯、熱那亞等城市是當時商路在西方的終點站，而義大利面食（pasta）和脆餅（biscotti）同樣沿著亞洲世界的商路而來，在義大利找到了下家。商人們把番紅花等各種香料以及類似苦橙這種水果帶到歐洲，也帶去了會用上這些食材的烹調法，
玄奘和隨員一行沿著商隊路線西行，途中穿越了講各種語言的地方，比如突厥語、蒙古語以及回鶻語。這也是要跟大商隊一塊兒旅行的另一個原因，如此才能確保有人做向導，也才有多種語言的翻譯。某件發生在伊塞克宮廷里的事，讓我們了解到當時不是只有專家才會學習一種以上的語言。在國王的儀仗隊中，就“遂得年少，曾到長安數年通解漢語”，他也成了玄奘的翻譯，
這群僧人后來還到了塔什干（Tashkent）、撒馬爾罕（Samarkand）與布哈拉（Bukhara）等城市。他們一路上不時得到各寺院的招待，玄奘也遇到好幾個為追求佛法而動身的比丘，他經常投身佛理的討論與辯詰，玄奘接著沿阿姆河逆流而上，僧人們就從那里改走陸路，往東南推進到巴爾赫（Balkh），再向南穿過阿富汗，旅程中的這一段都是信奉佛教之地，四處都是佛寺、佛像與舍利。“伽藍內佛堂中有佛澡罐……又有佛齒……又有佛掃帚，迦奢草作……此三事，齋日每出，道俗觀禮，至誠者感發神光。”
到了阿富汗北方的巴米揚，山壁上雕出的大佛更是讓玄奘驚嘆不已，“王城東北山阿有立石像，高百五十尺。像東有伽藍，伽藍東有鍮石釋迦立像，高一百尺，”而這些佛像，卻在西元2001年被塔利班（Taliban）政權給毀了，讓人痛惜不已，
玄奘一行人繼續走過了開伯爾山隘，往東進入克什米爾與喜馬拉雅山谷。除了頂禮舍利、聽佛法、拜佛龕、追尋佛陀的行跡之外，玄奘還經常論辯教義。各國國王也時常贊助或到場來聽辯論。在克什米爾西邊的佛寺里，辯論“五日方散。王甚喜，以純錦五匹別施法師”。
從西元500年到1500年這一千年間，玄奘前往印度得翻越的這座世界最高山脈—喜馬拉雅山—算不得什么宗教上或經濟上的邊界。山脈兩側的地方都是同一個世界里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兩邊都有類似的佛寺，也都歡迎旅人，討論宗教觀點的人包括印度的婆羅門、波斯的瑣羅亞斯德教（Zoroastrianism）信徒，以及其他宗教的支持者，大型王國的版圖通常都囊括了部分的中亞、阿富汗以及印度北方的平原區，在山的兩側也都有人會往另一個方向去做生意，
玄奘之所以會在大陸到印度這一路上遇到許多信佛的國王，是有個中奧妙的，當時的國王最煩惱的問題，就是如何建立起超越族群或語言紐帶的忠誠心，而佛教正可以派上用場，佛教教義訴諸普世共通的人性，能夠縮小親屬關系或族群上的差異。佛教不僅讓國王和他信奉佛教的子民一同成為僧人與寺院的支持者，還能為身為最大贊助人的國王帶來崇高的地位與福報，佛寺同樣也為國王及其子民帶來實際利益。一連串的寺院就是促進貿易的基礎建設。無論佛教在何處蓬勃發展，商人都是佛堂和寺院最重要的贊助人，而佛陀的其中一個化身—大慈大悲的觀世音菩薩—也成了商人和旅人們有如主保圣人 般的存在。在這個滿是疾病與死亡的世界里，寺院也是座醫學寶庫。僧人們時常照顧著國王與普通老百姓的健康，
踏上了北印度的亞穆納河─恒河平原，玄奘也到達了他長久追尋的佛教重鎮。遠在玄奘千年以前，佛陀與眾弟子就是在這里經行、講道與禪修，當地一根根的紀念柱上歌頌著佛陀的生平大事，佛陀舍利所在佛塔則是上百座佛塔的重中之重，數以千計的朝圣者早已用赤足磨穿了塔廟的門檻與臺階。玄奘前往了好幾所住著上千僧人的發達寺院。“自古已來諸王豪族仁慈惠施，皆至于此，因號其處為大施場。”但過了平原的中心，許多古老的佛教場所都已成了廢墟，“昔為伽藍，今已頹毀，”放置佛舍利的佛塔也無人聞問。古代的佛教王國迦毗羅衛國（Kapilavastu）“并皆頹毀”，玄奘了解到，不單是佛教的兩大派別—人們所說的大乘佛教與小乘佛教—之間有著競爭，佛教及其所謂的“外道”，也就是不信佛的婆羅門教間也有競爭。千年來，這些教派互有齟齬，且多半并不友好，佛陀在今比哈爾境內菩提伽耶的一棵樹下悟道，但這棵樹“比頻為惡王誅伐，今可五丈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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