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到隋煬帝楊廣，大家的印象一定是昏庸無道，殘暴生靈，
其實“隋煬帝”并不是楊廣的廟號，“煬”只是李淵給他取的謚號而已，在某些影視作品中，竟滑天下之大稽地出現了楊廣說出“朕隋煬帝……”的臺詞，這種場面在古代是絕不可能發生的。在古漢語中，“煬”的意思是“好內怠政”，是一個充滿貶義的字眼。
所以，歷史上沒有哪個皇帝會稱自己為“煬帝”。
其實在給楊廣取外號時，“煬”這個字用得非常巧妙，早年隋煬帝在為陳叔寶定謚號時，出于反感他選擇了“煬”這個字，沒想到，等到他駕鶴西去后，“煬”這個謚號又落在了自己身上，李淵的這一反諷可謂相當精妙。
翻開史料，我們很難在里面找出楊廣的優點，即便他有優點，這些優點也都出現于他登基之前，史官也給這些優點的出現進行了解釋：全都是演的，
為了迷惑自己的父親隋文帝，從兄長那里奪取繼承權，所以當時的皇子楊廣才表現得仁義守禮，所以，在楊廣登基成了至高無上的存在之后，他無需看其他人的臉色活著，骨子里的劣根性就全都暴露出來了，殘暴好色的是他，淫母奸嫂的也是他，濫用民力，窮兵黷武，史上暴君的那點壞毛病楊廣全占，從他的身上我們看不到半點值得歌頌的地方，
歷史都是后人的評價，我們沒有活在那個早已遠去的年代，所以每個人對歷史的理解是不同的。至少在筆者看來，楊廣沒有史學家所說的那么不堪。雖然，史料中找不到對楊廣的溢美之詞，但從楊廣做出的實績中我們能剖析出這位皇帝的可取之處。
說起來，楊廣“務實”的風格在古今帝王中是相當罕有的，他所主導的運河工程，其作用絲毫不亞于秦始皇的萬里長城。只不過，這種大型工程在古代多半屬于“費力不討好”之列，雖不能在當代看出成效，卻能惠及子孫。
而且，隋煬帝絕不是個文盲皇帝，他的文藝范十足，簡直能與后世南北宋的那些文藝皇帝媲美。從楊廣留下來的詩作中我們能看到，楊廣的文學底子非常扎實，筆調也沒有其他皇帝那般浮夸，甚至能給人一種清新脫俗的感覺：
其一
暮江平不動，春花滿正開。
流波將月去，潮水帶星來，
其二
夜露含花氣，春潭漾月暉。
漢水逢游女，湘川值兩妃，
——《春江花月夜》
日落滄江靜，云散遠山空，
鷺飛林外白，蓮開水上紅。
逍遙有余興，悵望情不終。
——《夏日臨江》
就算是巴不得把楊廣一竿子打死的史學家，也不得不給出“好學，善屬文，深沉嚴重，朝野屬望”這樣的評價，
其實楊廣的惡名在濫用民力窮兵黷武，但換一個角度思考這何嘗不是他的優點呢？
這位皇帝的腦回路十分清奇，動輒搞上一出大手筆，今天營建東都，明天御駕親征吐谷渾，后天開鑿大運河。老百姓的精力，完全沒辦法陪著這位好大喜功的皇帝一塊折騰，所以天下大亂，直接使處于盛世的隋朝土崩瓦解。在感慨江山社稷凋零的同時，卻很少有人看到楊廣留下的大運河惠及后世，也沒人想到不論吐谷渾還是高句麗都是中原王朝必須優先解決的外患，
楊廣最出色的成績，莫過于實行科舉制了，
別看在當下社會，人們對古代科舉政策嗤之以鼻，那是因為活在今天的我們擁有了比科舉更加科學有效的人才選拔方式，在隋朝以前，各朝代的人才選拔方式是非常有局限性的，門閥觀念限制了平民百姓出人頭地的機會，如果沒有科舉，那些德才兼備的寒門子弟不知何時才能翻身。就像法國社會學家布羅代爾所說的那樣，誰都沒想到在大陸隋朝那么封建原始的集權制中，竟出現了頗具現代特色的人才選拔制度，
楊廣用了一輩子的時間，做了不少讓老百姓得到實惠的出色成績。這樣的皇帝，即便貪酒好色，即便為了集權做過某些骯臟事，也完全該被原諒才是，為何楊廣在后世的名聲如此不佳，甚至身敗名裂呢？究竟這盆臟水是誰潑上去的呢？
潑第一盆臟水的，自然是取隋而代之的大唐王朝。
一旦有新王朝取代舊王朝，總得改改史料，黑化甚至妖魔化一下前朝的皇帝。若不將前朝統治者刻畫得殘暴且昏庸，老百姓怎能認可自己的政權順應了天意民意呢？歷史上絕大多數新王朝都是靠造反起家的，為了洗脫這一本質，統治者們有必要進行一系列的粉飾和抹黑，粉飾的自然是自身的發跡史，抹黑的便是前朝的光輝史，此消彼長之下，新王朝才能在中原徹底扎根，
值得一說的是，李唐王朝其實根本沒資格評價隋煬帝，
何出此言呢？
若不是隋煬帝改革了官僚制度并實行了科舉制，終結了關隴集團壟斷仕途的歷史，恐怕南方的官員很難在朝堂上有一席之地，顯然，楊廣此舉侵犯了關隴集團的既得利益，所以李氏才會不遺余力地對其進行栽贓和抹黑。
唐人眼中的隋煬帝好色，違背倫常，可李世民、李隆基哪個不是好色之徒？一個收納寡嫂，一個霸占兒媳，他們的所作所為又符合道德倫常了嗎？至于弒父殺兄這一點，李世民的確比楊廣好一點，他沒有對自己的生父揮舞屠刀，只是為了政權發動了玄武門之變，干掉了時任太子的兄長，而且將父親軟禁在深宮中而已。
李世民是不配批判楊廣的，如若他揪著弒父殺兄這點不放，無疑是五十步笑百步罷了。時至今日，沒人能否認唐太宗英明神武的一面，但也不該否定楊廣所做出的功績，論起人品和道德，活在“臟唐”里的李天子根本沒理由給楊廣扣上“違背倫常”的帽子，
在楊廣身上潑了第二盆臟水的，就是日漸興起的儒家史學觀，
在唐朝開國以前，史官們敘事的態度是非常嚴謹甚至刻板的。歷史上發生了什么，我就記什么，不會因為統治階層的意見作出修改，哪怕是掉腦袋也在所不辭，然而，這種情況在唐朝以后發生了劇變。
唐代以后的史官，在敘事時是站在傳統儒學的角度進行分析的，所以忠君愛國是主流，違背了這一基本原則的一切都是要批判的對象。活在唐朝的史官，自然忠于大唐，所以在他們看來其他朝代都不是正統，亡國之君，就是活該被歷史淘汰的存在，在他們的身上一定滿是缺點和弊病，
秉持著傳統儒家思想的史官，從某種意義上來說亦成了教育家，他們教化的對象，不但是活在當下的老百姓，更是未來的后來者。那些“過眼云煙”一樣的亡國之君，就是他們教化世人的反面教材。
所以，唐朝以后的史官往往會不遺余力地證明“亡國之君等同于暴君庸君”這一命題。殊不知，這種觀念從一開始就已偏離了嚴謹客觀，所以從這些仁義君子嘴里敘述出來的歷史，未必可信。
給楊廣潑上最后一盆臟水的，就是被蒙在鼓里的老百姓了。
當然，老百姓的認知不會以文字的形式傳承下來，記錄這些的是有心搜羅這些八卦新聞的讀書人，很多人覺得，野史作品的作者就是歷史上最早的記者，他們從民間出發，在歷史的夾縫里搜集真相，修正歷史，殊不知，這種靠道聽途說而收集來的歷史資料未必真實準確，
畢竟，皇帝生長于皇宮，他們的事跡鮮為人知，連入朝為官者都搞不清皇帝的私事，何況是鄉野村夫呢？從老百姓嘴里打探統治階層的歷史，這種做法本身就是滑稽的。市井里的小老百姓，大多數沒讀過幾天書，他們所儲備的知識和觀點往往受到了當權者的控制。
畢竟，活在李唐這片天空下，老百姓的日子無不是天子賜予的，所以他們不但要忠君愛國，還要幫助當代史官一塊抹黑前朝的歷史，
大陸人是喜歡八卦的，女人的八卦是七大姑八大姨坐在家門口嘮家常，男人的八卦則是說書人嘴里被戲說的歷史，所以茶樓酒館成了野史的“重災區”。說書先生服務于勞苦大眾，但畢竟其本身就是勞苦大眾的一員，并未掌握歷史真相，為了吸引聽眾的耳朵，說書先生必須曲解歷史，即便是一些真實發生過的歷史故事，也會在他們嘴里被歪曲。只要茶館里的看客相信，他們就能得到幾個銅子的打賞，僅此而已。
前段時間筆者格外癡迷郭德綱講的單口相聲，但筆者心里也清楚，這只是經過藝術創作的歷史而已。從事這行工作的說書人為了生計，所以才會編故事。巧合的是，統治者為了鞏固集權，也會編故事，所以，只要不觸及到底線，前朝舊事往往會被拿出來翻來覆去的炒作，史官與說書人互惠互利，強強聯手，造就了我們現在看到的歷史，在這種背景下，亡國之君無疑成了背黑鍋的倒霉蛋，
可以說，這一切，都是“成王敗寇”的使然罷了。
參考資料：
【《隋書》、《資治通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