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憑有用，為何尖子生還給差生打工?

圖 | 網路，與正文無直接關聯

文 | 李濤

來源 | 《社會科學》2016年第1期、修遠基金會公眾號

原標題 | 《“底層的“少年們”：大陸西部鄉校階層再生產的隱性預演”》

筆者進入地處大陸西部一個偏遠的農業縣芥縣（化名）一所農村九年一貫制學校云鄉（化名）學校，進行為期六個月的駐村研究，之后又進行了為期一個月的后續跟蹤。在與英國學者保羅·威利斯、大陸學者周瀟各自研究成果進行對比的基礎上，本研究嘗試發現和揭示大陸底層村落農家子弟們尷尬的底層再生產微觀運轉機制和日常行動邏輯。以下是該研究的主要結論，

01

X絲與土豪交替作用的底層心態

英國社會學家保羅·威利斯（Paul Willis）在《學做工：工人階級子弟為何繼承父業》（Learning to Labour: HowWorking Class Kids Get Working Class Jobs，1977）一書中所揭示的“小子們”（Lads），身處英國20世紀70年代的一個名叫“漢默”的底層工業城鎮，他們作為與循規生相對立的違紀生，在“抵抗權威”、“建立非正式群體”、“找樂子”、“無聊與刺激”以及“性別和種族歧視”中逐漸形成了所謂“反學校文化”，

他們之所以會形成反學校文化，進而再生產出與自己父輩工人階級地位相一致的社會階級，根本上在于其對文化和制度的主體性認知。

其一，在宏觀層面上，20世紀70年代的英國正處于資本主義黃金發展階段的一個尾巴，充足的就業崗位使既無技術又無文憑的工人階級子弟們也很容易找到工作，并獲得不錯的報酬以養家糊口。同時，與其他社會階級享有平等公民權的英國工人階級也并不會受到社會的歧視，

其二，在中觀層面上，小子們擁有一批現實的參照群體反而可以歧視：以“耳油（ear oil）”為代表的循規生、以“馬子”為代表的女孩子和以“高加索人”、“亞洲人”和“西印度群島人”為代表的少數族群，三大參照群體使小子們能夠在對抗學校權威的同時生產出自身的高貴性和優越性，

其三，在微觀層面上，小子們崇拜“男性氣概”，這是一種“以暴制暴”的暴力美學因子，正是在這一因子的影響下，小子們才熱衷于通過諸如“擾亂課堂秩序”、“打架”、“逃學”、“加入非正式群體”等各種反學校文化的行動方式去獲取自身在權力結構中的地位與等級，從而在男性化的小子群體內部以及外部的女孩子面前，成為“真正的男人”，“男性氣概”的崇拜表面上看承襲于家庭父權制結構關系的親身體驗，實則承接于英國整體工業社會中的父權制分工結構，更進一步說與英國百余年根深蒂固彰顯男性氣概的工人階級文化相一致。由此，小子們不僅對于通過反學校文化對抗學校權威并同時再生產了工人階級自身的整個過程持有相當的合法性認同，而且還帶有似乎洞見了全部結構性真相后積極主動再生產工人階級自身的情感優越性。

大陸學者周瀟在《反學校文化與階級再生產——小子與子弟之比較》一文（載《社會》2011年第5期）中描述了那些身居2010年大陸北京某打工子弟學校中的“子弟們”所形塑的“反學校文化”。

這些子弟們是在與小子們相反的“自卑”心態中，通過反學校文化的制造而再生產了底層自我。他們隨同父母背井離鄉來到北京討生活，父輩們所從事的工作都是這個城市里最不穩定、收入最低、強度最高的職業，加上臟、亂、差的生活居住環境和城市中心本位下無限度的制度性與道德性歧視，子弟們不僅不具有小子們對于工人階級文化優越性的自我認同感，反而在普遍意義上對父輩們所代表的農民工群體文化帶有無盡的排斥感，這種排斥感內化到個體自身即呈現出深深的身份否定與極度自卑感，但這種身份否定和極度自卑感卻并沒有有效轉化為他們刻苦奮斗以通過知識改變命運而躋身中上階層的正能量，反而伴隨著顛沛性的成長軌跡和制度性的優質教育資源隔離加劇阻止了自我身份改變的可能性。

因此，北京子弟們只能通過“嬉笑打罵”等反學校文化的生產，來逃避和化解真實生活中的無聊、矛盾與失望，從而被迫加速底層再生產的自我形塑。

如果說英國工人階級出身的小子們因為身居工業化的小城鎮中而擁有某種主體性的驕傲心態與優越地位，北京農民工家庭出身的子弟們因為寄居作為特大城市的他鄉而擁有強烈的客體性自卑心態與受歧視地位，那么四川云鄉學校中的少年們則兼具有小子們和子弟們二者的矛盾心態，筆者將之稱之為“X絲”與“土豪”交替性發生作用的底層心態，

一方面，云鄉學校中的少年們沒有隨父母背井離鄉遠赴異地，他們的日常生活世界依然是在以農業生產為本的狹窄鄉間，農業文明的正統性和熟人社會中鄉土知識的廣泛應用與尊崇使少年們這一鄉間內生性文化主體沒有產生價值迷失與排斥，鄉土社會中相對較小的群體異質性和村落內部同質化的公共制度安排使云鄉少年們很難遭遇來自他者的身份歧視與資源隔離。另外，隨著云鄉與外在市場空間的開放性連接和國家惠農政策的深入實施，父輩們外出務工與留守務農的收入都有了大幅提高，而大陸持續性的“用工荒”又進一步提高了單位勞動力的勞動報酬收入，以至于有部分農戶成為了村落中的暴富階層。但作為鄉間“知識的代言者”，“農村教師”的收入甚至不如“小工”，這樣的尷尬現實反向刺激了少年們的驕傲心態，盡管與英國小子們都共有驕傲的內心體驗，但兩種驕傲心態的發生學卻有所不同：小子們是在對工人階級文化自身主體認同的基礎上表現出驕傲，而云鄉少年們卻并不對農業生產或外出務工方式表達出文化主體性認同，他們僅僅是在父輩們現在比農村老師們賺錢多的基礎上表達出驕傲，這是一種“土豪”式心態，

另一方面，正是因為他們對農業生產或外出務工方式并沒有形成真正的文化主體性認同，相反他們甚至極度排斥這樣的底層生存方式，所以才會在與外界世界間接化的經驗接觸中和底層生存方式無法改變的自我確證中，又產生強烈的自卑心態，這與北京子弟們的自卑心態體驗具有某種一致性，但少年們的自卑顯然更多來自于自己內心對其他社會優勢階層優質生活方式向往卻不可得的失落感，而不具有北京子弟們那種被赤裸裸外在身份歧視的直接性，因此少年們的自卑更多可以被理解為一種自嘲狀的“X絲”式心態。

正是“X絲”心態與“土豪”心態的交替性，使云鄉的少年們在更復雜的意義上實現著底層再生產，

02

對文憑和知識的態度

美國當代社會學家蘭德爾·柯林斯（RandallCollins，1941-）在其經典著作《文憑社會：教育與階層化的歷史社會學》（The Credential Society: An Historical Sociology of Education andStratification，1979）中認為，文化本身既是一種商品又是一種社會資源，政治性勞動與文化資源密切相連，個體文化資源擁有量的多少決定著其最終處于何種地位群體（status groups）或社會階層，文憑階層化的核心特點即是財產地位。

事實上，英國的小子們、北京的子弟們以及云鄉的少年們對于文憑和知識具有內在不一致的價值態度認同，而這種不同層面上的價值態度認同使不同主體的不同底層再生產運轉邏輯得以可能。

英國的小子們對文憑和知識表達全面否定態度的背后，依然是對“男子氣概”的崇拜。正是因為體力勞動者可以彰顯更多的“男子氣概”，所以才較具有女性特征的腦力勞動者在英國工人階級中更具有社會優越性，另外，小子們的“反學校文化”中還含有對文憑根深蒂固的懷疑：一方面，為這些文憑做出巨大的犧牲（時間、行動、參與以及獨立性）是不值得的，它使小子們失去了在任何時候獲得各種直接報酬的即時性能力；另一方面，文憑的背后是試圖通過教育創造機會實現向上流動，然而小子們認為這種貌似真理的觀點是荒謬的。他們認為，不是文憑或者教育的向上推動力創造了上升流動機會，而是經濟增長才是上升流動唯一的動力，文憑是沒用的，它只能使小子們獲得回報很少的崗位，如學徒或從事文書工作。

由此，小子們拒斥知識，拒斥在學校中通過學習而獲得文憑，他們似乎部分洞察到了教育的真相，而這個真相正如社會學家布迪厄（Pierre Bourdieu，1930-2002）等人指出的：制度化的知識和文憑的重要性并不在于技術或人本主義的進步，而在于社會排斥；借由制度化的知識和文憑，階級社會得以合法化，并實現了再生產。

北京的子弟們對文憑和知識的態度是深信不疑的，他們并不崇拜具有“男子氣概”的體力勞動者，而是期待著坐辦公室和干不累人又能拿錢的腦力工作。他們并不愿如自己的父輩一樣在城市中從事辛苦的體力活，而非常希望能夠出人頭地，通過努力學習知識而獲得文憑，進而躋身腦力勞動者行列，成為父母眼中的驕傲。他們羨慕和佩服大學部生，尤其是名牌大學部的學生，他們中部分子弟故意表現出對大學部的淡漠和不屑態度，實質上是看到自己與大學部無緣后而產生的心里調試而已，如果真能給他們一個上大學部的機會，他們馬上就會變得對大學部充滿積極的向往。

云鄉的少年們則與英國的小子們和北京的子弟們對文憑和知識的明確態度不同。他們的話語表達和行為表達充滿了模糊性。一方面，在問卷調查中，幾乎任何一個少年都沒有表達對文憑和知識的明顯反對，在云鄉學校八、九年級54個有效樣本中，認為讀書有用的高達47人，占87.0%，認為讀書無用的則為0人，認為無所謂和不知道的也僅僅分別有2人，可見，他們似乎和北京子弟們一致，對文憑和知識態度深信不疑，

然而，另一方面，當筆者走入田野對他們做深度觀察時，他們中的絕大多數則對筆者表達了對文憑的深度懷疑性，對知識有用性也發出了嚴峻挑戰，他們的認識深度似乎一點也不亞于小子們對英國教育結構性真相的局部洞察。少年們認為：

“如果文憑和知識有效，那為什么他們的老師們每天的日收入還不如他們那些沒有文憑和知識的父輩和鄰里呢？”、

“為什么村落中大家公認的榜樣不是讀書好而考上大學部的孩子，反而是那些沒有考上大學部、甚至沒有讀高中就早早在外邊賺錢的孩子呢？那些考上大學部，甚至名牌大學部的孩子也不過是畢業后回家里幫父母在小賣部干活而已，還浪費那么多錢和時間。”

“為什么那些鄉校中循規蹈矩的好學生后來大多數都發展很一般，而調皮搗蛋的差學生很多后來卻發展得很不錯呢？最后好學生還得給差學生打工去。”

顯然，諸如此類問題的提出，表明云鄉少年們不同于對文憑和知識深信不疑的北京子弟們，他們似乎和英國小子們一樣洞察到了文憑和知識能偶爾促進社會階層上升流動的有限性，也認識到了即時性直接報酬回報的重要性，唯一不同的是，他們并不如小子們崇拜自己工人階級的父輩們一樣崇拜自己作為農民階層和農民工階層的父輩們，因為少年們的父輩總是具有明確的自我身份認同感和歸宿感，無論父輩們是外出務工抑或留守村落，總是始終無法擺脫農民的身份，而農民的身份又總是受到社會公開的話語歧視。少年們不想成為農民，他們夢想能進入城市賺大錢，只要能達成此目的，則無所謂體力勞動或腦力勞動，都是少年們心中所崇拜的“男子氣概”。

可見，少年們具有小子們和子弟們的雙重復雜性，但同時也具有現實的靈活性，這無疑使他們在學校中能更充滿想象力和自由度地去挑釁和對抗學校權威，并制造反學校文化而再生產底層自我，

03

“洞察”與“部分洞察”

“洞察”是保羅·威利斯筆下一個至關重要的概念，是指“一種文化形式中的各種念頭，這些念頭有助于洞察該文化形式的成員及他們在社會整體中所處的位置，而這種洞察的方式不是中立的、本質主義的或個體主義的”。實質上，這種洞察就是“看透”自身的生存狀態。

英國的小子們洞察到了學校內部的個人主義和精英主義，其群體邏輯認為，證書和考試永遠不可能提高整個工人階級的地位，相反只會造成資格泛濫，并使中產階級特權合理化，他們并不幻想“事業”發展，而是在使人疲倦的環境中付出自己的勞動，判斷出必須的最低限度，以免受到來自于被支配地位的雙重侮辱：一種是真實的，一種是意識形態上的，正是在此基礎上，小子們才會通過諸如“找樂子”之類的方式釋放心理壓力。

“洞察”事實上也是對威利斯極為重視的社會“文化生產過程”的一種全面理解和真相揭露，但理解和揭露的過程本身也促成了過程的再生產。此時威利斯不得不考慮引入另外一個重要概念：“局限”。它是指混淆和妨礙洞察全面達成的阻礙、偏離和意識形態因素，由于“局限”和“洞察”二者相互結合，“部分洞察”才構成了小子們的真實洞察狀態，即他們不是真正徹底看透了自身在社會整體中和學校中所處的結構性位置，而僅僅是部分，因為，如果他們的洞察是全部意義上的直截了當和真實無誤，那么他們就直接走向了社會解放，正是因為他們自以為洞察了真相，但卻僅僅是部分洞察，所以才會在洞察的過程中又加速了底層的再生產，

北京子弟們顯然沒有達成“洞察”或者是“部分洞察”，與小子們“部分洞察”后的“主動放棄”不同，子弟們的“被迫放棄”實質上正是沒有達成“洞察”或“部分洞察”的結果。因為“被迫”意味著制度性因素的阻滯并沒有被在子弟們身上形成主體性認知自覺，如果他們真正達成了“洞察”或“部分洞察”，北京子弟們就應該選擇“主動放棄”之路，但他們沒有，他們僅僅是在最終報考受限或考試失利后因無力在教育軌道中再次上升才被迫放棄，他們相比于小子和少年也都更尊重教師，更聽從學校主流的價值觀和權威，更服膺于家長的期待，

云鄉的少年們顯然具有“部分洞察”的痕跡，他們輕視農村教師，是因為看到了在一個底層社會結構漸趨固化的社會中，知識，特別是普遍性知識要改變底層命運的難為性，他們在課堂上抗拒學習，實質上是對文憑和知識無用的嘲諷，同時也是對窒息底層上升流動的不公平教育篩選體系的抗爭。先天不均衡的教育資源和后天不公平的教育分流制度，使他們不可避免地淪為“先天不足、后天更弱”的弱者，

他們反抗被官方規定性的時間控制和全景敞視狀的空間監視，是因為他們覺得這樣不僅不可能在教育篩選軌道中通過所謂的學業成績提高而改變命運自身，反而使自己在封閉性的圍墻之內更顯壓抑，他們成立“兄弟會”、樂此不疲于“師徒制”、“親戚制”、“情侶制”等非正式同輩群體，盡管在主觀上是為了抵御其他同輩群體欺負或欺負其他弱小同輩、計劃式的故意對抗教師和學校權威、尋找同輩關系中的主體性和成就感，但是在客觀上卻通過非正式群體的建構預演和再生產了社會結構化中的真實權力等級關系與主體性向度預期。他們通過“找樂子”、“暴力”與“偷竊”等方式尋找刺激和擺脫無聊，實際上是在釋放文化和心理壓力的同時，通過“主動放棄”加速著底層的再生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