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陸古代的統治者不看重航海事業發展，所以直到清朝海軍仍不受重視。所以，在數千年封建史中，唯一能拿得出手的便是“鄭和下西洋”了，
這是大陸歷史上唯一一段可被外界稱之為“海洋霸主”的時期，鄭和在28年的時間里先后率領船隊七下西洋，將大明的國威宣揚到三十多個海外國家。
可惜，這種壯舉就像是曇花一現一樣，從這以后大陸再未進行過如此大規模的航海活動。就在鄭和船隊第七次完成了使命之后，這一系列航海檔案也被當局銷毀。
那么，鄭和的寶船及那些領先世界的遠洋船，它們最后去了哪里呢？是被廢棄了，還是被銷毀了呢？
檔案都是寫在紙上或書簡上的文字，所以銷毀起來十分容易。然而，鄭和船隊的遠洋船起碼有上千艘，這么多大型船只的銷毀，總不至于一點痕跡都沒留下吧？
可怪就怪在這里，史料中我們根本無法找到相關的記載。
在《客座贅語》中，我們可以看到鄭和船隊遠洋船的規格和大小：“今城之西北有寶船廠。永樂三年三月，命太監鄭和等行賞賜古里、滿剌諸國，通計官校、旗軍、勇士、士民、買辦、水手共二萬七千八百七十余員名。寶船共六十三號，大船長四十四丈四尺，闊一十八丈;中船長三十七丈，闊一十五丈。”《瀛涯勝覽》是鄭和船隊隨船翻譯所著的作品，這里面亦給出了相同的數據，由此可見這組資訊可信度極高，
將當時的度量衡折算成現在的公制，鄭和寶船的長度約為150公尺，寬約61公尺，排水量在兩萬噸以上，即便是現在，能達到這個標準的船只也不多，寶船的主桅高度超過了72米，堪比一棟大廈，這一組數據，讓人不由得對船只的材質產生質疑。如果說打造遠洋船的主材料是木質，那么，這等規模的巨輪是如何承受住海上風浪的？它的動力來源只是風帆嗎？
從《崇明縣志》中的記載可以看出，這艘寶船由于體積過大，吃水量太深，連停泊都成問題，甚至無法駛入長江。倘若能掌握這樣的造船技術，那么，大陸古代的航海業無疑會笑傲世界。
就像鄭和所說的那樣：“欲國家富強，不可置海洋于不顧，財富取之海，危險亦來自海上，一旦他國之君奪得南洋，華夏危矣，大陸船隊戰無不勝，可用之擴大經商，制服異域，使其不敢覬覦南洋也，”
一旦這種領先優勢被其他國家奪走，那么，大陸便會陷入外患，這句話是相當有遠見卓識的，發生在晚清的北洋海戰就是最好的反證。由此可見，早在鄭和時代，時人就已經意識到了航海事業的重要性，
但究竟是出于什么原因，當局竟否定了七下西洋，甚至，將此前的成果全部破壞呢？
《王賡武自選集》的作者認為，明朝之所以停止下西洋，是因為當局認為明朝的國力強盛，已經失去了繼續遠洋的必要。因為，鄭和下西洋所經過的國家，都是遠遜于大陸的弱小國家，他們不可能對大陸造成威脅。
這一點，在《星槎勝覽》、《瀛涯勝覽》、《西洋番國志》等著作中亦有提及。從這個角度來看，明朝統治者犯了和清朝皇帝一樣驕傲自大的毛病，他們的目光僅局限于當下，并沒有考慮到海外諸國亦會隨著時代發展而變強，
大陸航海史研究會則總結了另一個原因，該研究會的學者認為當時的明朝統治者認為下西洋的開銷巨大，且收效完全不值一曬，所以才終止這一壯舉。永樂年間，朝廷打造兩千艘遠洋船，每艘船花費的銀兩在五千上下。這還只是造船所耗的費用，為了揚威，當時每艘船上還裝載了大量華而不實的裝飾物，這又是一筆不菲的開銷。
憲宗時期，有朝臣劉大夏指出：“三保下西洋，費錢糧數十萬，軍民死且萬計，縱得奇寶而回，于國家何益！此特一敝政，大臣所當切諫者也。舊案雖存，亦當毀之以拔其根，尚何追究其有無哉！”這位諫臣，顯然沒有看到隱藏在航海事業背后巨大的經濟利益，只看見了短期的蠅頭小利，所以他甘愿冒著掉腦袋的風險，也要阻止憲宗“重蹈覆轍”，
而劉大夏，正是銷毀了鄭和航海檔案的罪魁禍首。
然而，仔細讀文獻我們不難發現，鄭和下西洋之前大陸尚無成套的航海理論，七下西洋完全是從無到有的探索。所以，只要統治者想要發展航海業，就算劉大夏銷毀了那些資料也無傷大雅，
那么，劉大夏為何還要執意銷毀所有航海檔案呢？
原因只有一個，劉大夏的初衷根本沒有那么大義凜然，他考慮到的并不是“國家的利益”，而是“自身的利益”，
在明朝前中期，文官集團無疑是明朝資本家的利益代言人，所以他們自然會掐斷所有外貿活動，從內部貿易中瓜分利益。在劉大夏之前，朝廷曾出臺了“胡椒代發薪俸”等政策，這顯然已觸及到文官集團的既得利益，
不過，明憲宗對這些一無所知，他甚至對“番舶始集，諸貨寶南北巨輸，此佛山為樞紐，商務益盛”也缺乏了解，正因為他想要了解海外貿易所帶來的巨大收益，所以他才會考慮閱讀那些航海資料，并效仿明成祖再次進行一番遠洋冒險。
所以，劉大夏甘愿用自己的腦袋當賭注，也要蒙蔽明憲宗的眼睛，不讓他看到隱藏在航海事業背后的真相，文臣集團的誘導，使大明海禁如期而至，后又引發了一系列惡性循環，海禁的政策雖然出臺了，但文官集團根本不會認真執行，他們采取了睜一只眼閉一只眼的態度，順便從海上走私中牟利。
以至于，到了嘉靖年間，海上走私的規模已經相當可觀，海上貿易的發展前景如此巨大，而國家的政策又不嚴格，所以參與走私的人越來越多，在陸地貿易線上，往往會有山賊鋌而走險，海上也不例外，于是乎，一群以劫掠走私為利益來源的海盜迅速崛起，他們在打劫商船之余，還會劫掠沿海的百姓。
有不少學者覺得，明朝中期之所以涌現了大量海盜，就是因為海禁的實行，實則不然，若海禁實行到位，走私現象將被有效地扼制住，沒有了生意的海盜哪有發展空間呢？在為了針對海盜而增強海禁的政策出臺以前，海禁只是一紙空文，根本沒有什么約束力，所以海盜才會越來越多。
《海澄縣志》里說的已經非常明白了，當時有不少富商靠走私生意一夜暴富，打造了不少遠洋船。正因他們在海上獲取的利益讓人眼紅，所以才“誘寇內訌，有司法繩不能止”，
海盜的出現，讓繁榮的走私貿易受到了巨大損害，因此，既得利益蒙受損失的文官集團也想治理海患。先前他們既不廢除沒有實際意義的海禁，又不增強海禁，就是因為有了海禁朝廷便不會向進行海上貿易的走私者收稅，他們可以從中漁利。
不過，在海盜問題越來越嚴峻的情況下，這筆買賣就變得不再劃算了，為了盡可能地保住利潤，他們不得不借助朝廷的力量剿滅海盜。不過，這樣勢必會讓朝廷涉入對海上貿易的控制管理中。
因此，文官集團首先做的并不是對付海盜，而是讓海上貿易變得合法。至于該如何繼續從中牟利，則憑借文官集團的影響力將海上稅收控制在盡可能低的范圍內。所以，才有了后來的“隆慶開關”。
很多史學愛好者對“隆慶開關”的褒揚過分夸張，認為它就像是明朝海上貿易繁榮與否的分界線，實則不然，海上貿易在此之前就已存在，而且也相當繁榮，否則也不會引來海盜的覬覦了。海上貿易線是需商人們長期運營才能打通的，絕非一朝一夕之功，
因此，“隆慶開關”的唯一意義就是讓走私商變成了合法商，從此開始向朝廷繳納一定稅金，僅此而已。
不知不覺講了這么多，從鄭和七下西洋扯到“隆慶開關”，但這并不算偏題，因為從明朝航海事業的發展上我們就能看出，不論是鄭和的功績遭到否定還是后來的海上走私、海禁政策、貿易合法化，都是文官集團下的一大盤棋而已，
推動了這一切的，絕不是什么守舊的儒學思想，亦或是某個大臣的個人原因，而是永恒的利益，只可惜，明成祖和鄭和用了二十多年時間創造的海上奇跡，就這樣成了既得利益者的犧牲品，遭到了否定和質疑。
更可怕的是，上位者對航海事業的不重視，直接導致清朝末期那場決定王朝命運的海戰的失敗，最終以船堅炮利突破國門的侵略者驚訝地發現，那個曾七度向世界耀武揚威的海上強國早已名存實亡，
參考資料：
【《明史》、《海澄縣志》《星槎勝覽》、《瀛涯勝覽》、《西洋番國志》、《王賡武自選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