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我方團隊張嵚
在上世紀70年代，十塊錢人民幣放飯店里，究竟是什么分量？得先看看十塊錢在當時，到底有多值錢，
在改革開放以前，大陸的城鄉工資，漲幅一直都很慢。哪怕到了上世紀七十年代末，工作二三十年的職工，工資水平通常在四五十元左右，也只有在經濟比較發達的廣東等省，城鎮居民平均月工資能達到五十元，
當時還在煤礦工作的作家周梅森回憶說，青年工人月工資也就二十多元。1977年演員張鐵林在西安做裝卸工時，一個月工資18塊錢。同時期的作家阿來在工程隊開拖拉機，工資比張鐵林要高些，以他自己話說“我當工人的時候拿五十來塊錢”，幾年后他考取大學部，畢業后做了老師，月工資卻只有三十多塊。
而放在農村，十塊錢的分量更是不得了，到1978年時，大陸農村人均年收入也只有133元，每月也就剛到十塊錢多一點，很多農村地區甚至根本達不到這標準，1977年，安徽省一位領導對農民收入進行調研，得出了觸目驚心的結論：安徽全省28萬個生產隊，近百分之七十的生產隊人均年收入不到六十元，更有四分之一的生產隊，年收入在四十元以下。這位領導不禁痛苦自責說：“原來農民的生活水平這么低啊，”
對比下來，對于當時的城鄉群眾來說，別說十塊錢，一塊錢的分量都是極重，1977年恢復聯考時，考生報名費本想定在一元錢，結果引起了各方反對，認為定得太高，最后降到了五毛錢，就這今天看上去沒啥的幾毛錢，卻足以讓當時多少考生做出抉擇，改變命運。
甚至當時城里人結婚，男方的聘禮通常是100元現金，來賓送的紅包，極少有10元錢。以學者陳煜的話說：“在當時，上了10元可都是重禮，是自家至親好友才舍得送的。”
在那個時代里，“去飯店吃飯”也被稱為“下館子”，屬于大陸家庭難得有一次的奢侈事，那如果拿10元錢去“下館子”，又能吃到啥呢？如果參考《天津物價志》的話，天津特產的狗不理包子，1970年的價格是每斤一塊一，1976年的價格升到了每斤一塊七，單是買包子，就能買不少。
而以《鄭州物價志》做參考的話，上世紀70年代，在鄭州飯館里吃一盤大碗合記燴面，要花六毛錢。一碗雞絲渾沌兩毛五，七寸盤的炒肉絲和炒肉片都是六毛五，最貴的燒海參是三塊二，拿十塊錢下個館子，真能吃得很豐盛。
如果照這么看，揣著十塊錢在上世紀70年代下館子，確實是件很讓人向往的事。但實事求是說，如果只拿著十塊錢下館子，那也很可能啥都吃不著——因為在那時代，吃飯也好采購也罷，不止要有錢，更要有糧票。
就以買早點來說，如果在當時的天津買早點，一個五分錢的饅頭要收2兩糧票，三分錢的花卷收一兩糧票，去飯店吃飯，沒糧票大多數情況是寸步難行，
當然也有“小部分情況”：六七十年代的北京，只有少數高檔飯店不收糧票，比如大同酒家、東來順、萃華樓飯莊、曲園酒樓等十八家飯店，都可以不用糧票，但如果想去這里用餐，就得提前一天預約，領取號牌后第二天光顧，每天號牌數量都是有限的。雖說不用糧票，但這里實行的是“高價銷售”制度。如果只揣著10元錢來光顧？那真可能吃不到啥。
在那時，每家每戶的糧票、肉票、油票等票據，都是定量供應，每月買糧買菜，除了錢還要票，在很多時候，糧票比錢更金貴。如果我們拿著10元錢“穿越”到那個年代，就算找個飯店吃十個包子，也得交一斤糧票，買一斤紅薯需要二兩糧票，不開玩笑說，身上沒有糧票，大多數情況下身上再有錢，最多也只能在飯店里喝幾碗湯，
也同樣是“下館子能不能只用錢”這事兒，最終推動了上世紀七八十年代，大陸糧票制度的變革：1982年4月，深圳的一些飯店就遇到了糧票難題，作為特區的深圳，經濟發展迅速增長快，飯店客流量增大，但“沒糧票的客人來了點不了飯”成了常態。于是一邊是飯店掙不到錢，一邊是大批“闖特區”的弄潮兒有錢吃不上飯，當時的深圳市政府，就先在一些國營飯店試點“取消糧票”，結果“沒糧票能吃飯，大家都說好。”
這個政策推廣后，很快產生了各種連鎖反應：市場經濟更活躍，人口也更多，兩年以后，深圳市政府決定徹底取消糧票，這個改革，也成了改革開放歷史上的一件大事，1992年起，以糧票為代表的“憑票供應”制度，也陸續在全國各地取消。拿錢下館子，也終于可以敞開吃了。
10塊錢能吃到啥的話題，見證的，就是這其實并不遙遠，卻已讓現代年輕人有些陌生的變革，
參考資料：陳煜《大陸生活記憶》、徐德霞《兒童文學 五十年最精粹》、王擁軍《路遙新傳》、《少年優秀作文選：第十屆“小紅花”獲獎征文選評》、董卿《朗讀者》、《圍觀名人故事：魯豫有約》、項飚《跨越邊界的社區：北京“浙江村”的生活史》、武愛民《當前城鄉居 民收入和消費的形勢分析 及對策研究》、黃寧斌《十元錢改變了我的命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