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居正變法，對大明王朝而言意義非凡，雖然這次的改革行動以失敗告終，但改革的過程卻給后世留下了許多值得參考的地方，我們有必要對其進行二次探討，
張居正變法之初，曾力主對全國各地的書院進行全面的檢查，幾乎查封了大陸所有書院，以現代人的思路來理解，這件事有些莫名其妙。書院就像是現在的初高中，是普及教育的渠道，為何身為“宰相之杰”的張居正會將教育事業一棍子打死呢？在查封書院的過程中，張居正甚至還殺掉了當時著名的大儒何心隱，這又是唱的是哪一出？
原因很簡單，因為書院就是張居正變法實行的最大阻礙。
全國各地的書院，傳播的思想大同小異，都是封建且守舊的，與改革的初衷背道而馳。作為權力最高的攝政者，張居正若想放開手腳大干一場，就得從傳播思想的根源——書院入手。于是，在張居正的雷厲風行下，全國各地的書院紛紛關門大吉。
那么，明末時人的思想風氣為何會與變法背道而馳呢？
我們且來分析一番：
根據文獻的記載，明人所崇尚的思想已不同于唐宋，比起實際的東西，當時的人更看重的是虛無縹緲的思想，在當時的學派中，以王陽明所創造的“心學”為顯學，士大夫們跟風接受了這種思想，
以至于，在萬歷帝以后滿朝文臣只知空談，拿不出實實在在的東西。士大夫們每天搞辯論會、座談會，湊在一起大放空炮，書院里的先生講的也是這些不切實際的思想，顯然，此風氣毒害了務實主義，長此以往國民思想將徹底偏離真理。
張居正的主張，只有一個字：“實”，從他推行的考成法中我們就能看出，絕不允許朝廷出現任何務虛者，一切政績以實績來說話。想要保住自己的烏紗帽或升官，就得實事求是，接受考成法的監督。所以，張居正才會從源頭上掐死空談誤國的苗頭，提出實干興國的新主張。
我們知道，張居正是個實干家，那些虛無縹緲的空炮是他最反感的東西。或許就是因為參加過太多沒有實際意義的座談會，使張居正深知其危害。張居正想要的官場改革，就是推行一套“KPI考核”，只要指標達不到，那就摘掉烏紗帽乖乖走人，將位置留給真正有實學能實干的家伙，
不過，此時的空談之風盛行已久，文人士子已習慣了這種風氣。在一個既定的社會思想里談改革談何容易？
當時的士大夫階層均對張居正持反對意見，尤其是張居正查封書院的行為更是遭到士大夫的聯合抵制，在他們眼中看來，書院不但是學府，更是交流思想的重要場所。若是將書院關閉了，那便是言路被封閉了，思想被禁錮了。
此情此景，有點兒禁止“言論自由”的味道，但有略有不同，所幸，張居正的權力是不可撼動的，沒有任何人能阻撓他的政策。萬歷七年，張居正下令查封了第一批書院，當時共有六十四家書院關門。
明朝末期書院遍布全國各地，名氣比較大的有東林、白鹿洞、龍城三家。地位顯赫的士大夫，平日里經常會來到這些書院進行講學，不過，他們講學的內容如出一轍，絕大多數都是王陽明所推崇的心學，在所有講學的士大夫里，影響力最大的當屬泰州學派的何心隱，他將“務虛”推向了新高度，
原本，張居正并沒有殺掉他的理由，但他的存在極大程度地影響了變法的施行，所以張居正不得不使用鐵腕政策將其殺之而后快。成大事者不拘小節，為了達成自己的理想，張居正對某些阻礙改革的思想家痛下殺手，這亦在情理之中。
張居正所做的這一切是為了什么呢？
就是富國強兵。
在改革還未推行的時候，士大夫沉浸于空談的世界里，認為富國強兵并非正道，只是統治者用來斂財的理由罷了，這違背了老祖宗所傳下來的孔孟仁政。
一時間，空談派紛紛站出來指責張居正，甚至有人對其嘲諷道：“吾輩謂張公柄用，當行帝王之道，今觀其議論，不過富國強兵而已，殊使人失望。”
張居正對此的回應也非常巧妙：“你們對我的評價還真是過譽了，如果我真的能做到富國強兵，那才是大好事。”
雖然張居正每次都會做出正面回應，但這種論調越多，對改革的施行危害越大，張居正不得不斬草除根。
張居正的理論，在現代人看來是非常有道理的，
如“法制無常，近民為要，古今異勢。便俗為宜”、“人情物理不悉，便是學問不透”，要知道，當時的文官都追求虛無縹緲的仁政之道，沒有幾人能做到置身底層體察民情，張居正直接抨擊了這種現象，提出若不能來到民間體察民情，其學業便遠遠不到家，
可以說，這是對理學的質疑，亦是一種思想上的突破。張居正自認為自己身居高位，很難時時刻刻處于民間，不知底層人民生活的疾苦。所以他要求所有官員，都能走出府衙和書院，看看實際的社會，
至于何心隱其人，誰都無法否認他是個大思想家，但他的思想卻并不適用于當下，何心隱之流云集書院，在里面空談政治問題，對各種社會現象指手畫腳，又提不出什么能解決這些問題的意見。尤其是對于張居正所施行的改革，這些人紛紛持有反對意見，并將抵觸情緒散播到民間，
由于何心隱等大思想家在民眾眼中的影響力太大了，以至于越來越多的人依附于此，將“務虛”這種不良風氣貫徹到底。想要徹徹底底地完成改革，這種風氣需要扼殺在搖籃里，堅決要不得。誠然，張居正的做法是非常激進的，但他的態度卻是果決的：想要做出成績，就得按考成法來，別想著吃大鍋飯蒙混過關！
關于張居正為何會實行鐵腕政策，筆者認為還有一個原因：
當時的書院林立，各書院與朝廷有密切的關系，許多當政的官員就是書院的創始人或成員之一，書院的勢力盤根錯節，不但間接助長了私黨現象的發生，還使掌控書院的官員擁有控制在野人士遙控政治的隱患。
舉例說明，當時的內閣次輔呂調陽就是個擅長講學的官員，所以他經常會借助那些學子的力量，讓在野人士干預朝政，達成自己的政治目的。張居正之所以封鎖全部書院，首要原因就是杜絕在野人士干政，禁止任何人以任何形式影響變法的正常施行，
當然，張居正此舉還有一個隱性目的，那就是徹底根治“結黨營私”這一弊病，
不得不說，張居正是有深謀遠慮的。在他所處的年代，書院的作用比較有限，只是講學和傳授思想。在未來的幾十年里，書院的本質發生了天翻地覆的變化，以至于不少先進人士都稱張居正是非常有先見之明的。一些出身于書院的高官，往往會提拔同書院的后輩，在朝中結成政治力量。我們所熟悉的“東林黨”，其實就是書院之患的直接體現，
晚明時期，東林黨與宦黨之間的糾紛，直接使國家陷入萬劫不復的境地。東林黨人打著拯救江山社稷的旗號，以讀書人的身份與閹黨進行了一番較量，如顧憲成、左光斗、黃宗羲等人，都是其中較為活躍的人士。值得一提的是，在道德層面上來說，東林黨人的氣節是值得稱頌的，然而，站在實際角度出發，東林黨存在的意義非常耐人尋味。
東林黨人大多是書院出身的務虛分子，他們將空談這一風氣發揚到了極致，雖然，在東林黨發展后期，不少士大夫已經意識到空談誤國的弊端，并開始求真務實。如寫下《明經世文編》的陳子龍等，這一群人能夠總結經驗教訓，并希望后人不要重蹈覆轍。遺憾的是，這一群體在東林黨里所占的比例畢竟少之又少，東林黨人已將精力投注在黨爭之中，
以至于，此時的東林黨人根本不會考慮所謂“虛”與“實”。
隨著黨爭越來越復雜，參與其中的政黨也越來越多。從最初的閹黨、東林黨，逐漸擴散到浙黨、楚黨，這些官員出身不同的書院，天生便與其他政黨有“不共戴天”之仇。為了打壓對手，置身于政黨中的政客無所不用其極，毫無節操和廉恥可言，在政治利益面前，他們甚至會出賣國家利益，出賣民族大義，
偌大的朝廷里，竟找不出幾個真心為國家考慮的實干家，難怪，在崇禎于煤山結束生命之前，會發出“內外諸臣誤我”的感慨，這一時期的“棟梁之臣”，無不是空談誤國、殘害忠良、力主投降之人，誰能否認這些大臣的出現與黨爭毫無關系呢？
從這點看來，張居正實在是高瞻遠矚。
參考資料：
【《明史》、《張居正改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