斧、鉞、錘應該是大陸最為古老的武器了。舊石器時代使用的砍砸器其實便是斧鉞的祖先，而石球和木棒則是錘的祖先，至新石器時代，石斧產生，而在石斧的基礎上，新石器時代末期一種大陸特有的斧類兵器——鉞便出現了。鉞與現在世界上其他地區的手斧不太相同，鉞的刃非常平整而輕薄。在同樣重量下，鉞的斧刃面積遠遠大于石斧，它相對于石斧，材質更為精良，工藝也更為考究。因此《說文解字》中稱：“大者為鉞， 小者為斧，”其實，鉞就是一種放大的斧， 但是鉞同斧又有些不同，其裝柄方式繼承了新石器時代末期鑲嵌法的技術，利用筋繩將寬大而輕薄的鉞面固定在留有凹槽的木柄之中，便形成了鉞最原始的形態。
斧鉞
在大陸兵器中，鉞和斧是分不開的，人們習慣地把它們統稱為斧鉞。鉞又稱“戉”， 漢《釋名·釋兵》曰：“戉，豁也，所向莫敢當前，豁然破散也，”可見鉞在戰陣中多用于突破之用。《史記·周本紀》記載，牧野之戰后，武王攻占朝歌，到了紂王宮內，此時紂王和他的嬪妃已死，武王命人用黃鉞斬紂王頭，用玄鉞斬其嬖妾頭，次日除道、脩社，周公旦執大鉞，畢公執小鉞，分左右侍衛武王，在這里，鉞既是刑具，也是護衛兵器、儀仗器，可見在商代早期用于實戰的斧鉞，在商代末期便已經逐漸轉變為禮器和刑具了。
當然，這并不是說商之后的周不重視鉞，《尚書·顧命》云：“一人冕，執劉（即斧） 立于東堂，一人冕，執鉞立于西堂，”這是鉞用作儀仗器的記載，《尚書·牧誓》：“王左杖黃鉞，右秉白旄以麾。”而黃鉞在這里則是王權的象征，此外，天子還可以將鉞賜予諸侯，以表示授予殺伐權力，
《禮記·王制》說：“賜斧鉞，然后殺。”陜西寶雞出土的虢季子白盤，體形碩大，盤心鑄有111 字的長篇銘文，記載了當時的天子周宣王“賜用鉞，用征蠻方”。君王詔令將軍出征前， 要在太廟授鉞，《淮南子·兵略》描述為其過程是：“凡國有難，君自宮召將……之太廟，鉆靈龜，卜吉日，以受鼓旗，君入廟門，西面而立……親操鉞，持頭，授將軍其柄。曰：‘從此上至天者，將軍制之。’”可見仍以鉞代表專殺之戚、用兵之權。直到戰國時，河北平山中山王陵出土之鉞的銘文中還說“天子建邦”，作此“以警厥眾”，鉞之尊貴尤為世人欽重。時代更晚的漢代也持這種看法，并將它用于儀仗，
《續漢書·輿服志》說：“（乘輿大駕）后有金鉦、黃鉞，”黃鉞即黃鉞車，也就是在車上立大鉞，它是皇帝鹵簿中的后從之車，而縣令以上公卿以下者出行時則以斧車為前導，斧雖比鉞小，但斧車之狀當與黃鉞車相去不遠。在漢代的沂南畫像石及四川成都、德陽等地出土的畫像磚上都能看到這種車。遼寧遼陽棒臺子屯漢墓壁畫中也有載斧之車，其斧特別大，有學者認為它就是黃鉞車，《后漢書·郭躬傳》載：“永平中，奉車都尉竇固出擊匈奴，騎都尉秦彭為副，彭在別屯，而輒以法斬人……帝曰：‘軍征，校尉一統于督，彭既無斧鉞，可得專殺人乎？’”不過這里所謂“既無斧鉞”云云，只是在援引典故，因為“命將授鉞”的做法漢代已經不再當成制度執行了，
斧鉞用作刑具的時間很早，商代金文中就有用鉞砍殺人頭的形象，《國語·魯語》中“大刑用甲兵，其次用斧鉞”的語句，便是斧鉞用作刑具的證據，漢代也繼承了這點，一般以斧鉞為刑具。孝堂山畫像石的戰爭場面中，于對立兩鉞的兵器架上懸人頭，即表示用它行刑之意。斧鉞不僅用于斷頭，而且用于腰斬，《墨子·魯問篇》：“斧鉞鉤腰， 直兵當心。”腰斬時以椹質承斧鉞，《公羊傳·昭公二十五年》何休注：“斧質，腰斬之罪。”所以漢代記述中凡提到斧質，總是和腰斬相聯系，《漢書·英布傳》說的“伏斧質淮南市”，《王傳》說的“已解衣伏質”，均是此意。斧鉞用作刑具，一方面是尊崇傳統，另一方面是其工具屬性的必然結果。在青銅時代，厚實而堅固的斧鉞，更適合處刑犯人，而不必擔心會因為使用過多而導致武器損壞，這也是其作為刑具的重要因素之一，
（上圖）《武經總要》中宋代斧類武器木刻圖，1.大斧；2.蛾眉斧；3.鳳頭斧；4.剉子斧，
據《周禮·考工記》記載，周人在很早以前，便對武器重量在行軍后勤方面的影響有著深刻的理解，因此輕量化的戈在商周中原民族戰爭中成了當之無愧的主角，而在上古便誕生的斧鉞就此沉淪，不再作為主要的格斗武器出現，而轉為權力標志及專用的工具。
在后世的戰爭中，因盔甲技術的進步，斧鉞這種重型武器依然有著一定的用武之地，在唐代，斧鉞仍作為重步兵的格斗兵器而廣泛出現于壁畫中，同時因為重量因素，斧鉞對使用者力量要求較高，這也限制了其在戰陣普通士兵中的普及度。在宋代的應用中，斧鉞也多為守城戰中使用，因此在實際戰爭中，斧鉞更多是以用于防御的專門兵器的姿態出現，而在火器大規模裝備后，其價值便徹底地消失了，
錘
先前我們說到錘與棍棒之間的聯系，也提到錐在古代被統稱為“椎”。“錐形木棒”是“椎”的本義，也是其原始形態，在西周和之后的春秋及戰國時代，它便有了新的發展變化，長桿的“椎”在與鈍刃結合后逐漸演變為殳及后世的棒類武器，而在宋代又演變出諸多形制，之后明代的刀棒或大棒也屬此類。另外，短柄的“椎”則演變為后世的錘、骨朵等武器，在戰國時期，錘并不常用于戰陣，但是卻有諸多使用記錄，筆者便將其中最著名的兩個例子記載如下，
其一，竊符救趙。
《史記·魏公子列傳》記載：信陵君利用屠戶朱亥，用鐵錘誅殺了晉鄙，方才取得了軍權救援趙國。“魏安釐王二十年，秦昭王已破趙長平軍，又進兵圍邯鄲，……至鄴， 矯魏王令代晉鄙。晉鄙合符，疑之，舉手視公子曰：‘吾今擁十萬之眾，屯于境上，國之重任，今單車來代之，何如哉？’欲無聽，朱亥袖四十斤鐵椎，椎殺晉鄙，公子遂將晉鄙軍。……得選兵八萬人，進兵擊秦軍，秦軍解去，遂救邯鄲，存趙。”
其二，錘擊秦始皇，
《史記·留侯世家》記載，秦滅韓，韓人張良為韓報秦仇，悉以家財求客刺秦始皇，“得力士，為鐵椎重百二十斤，秦皇帝東游，良與客狙擊秦皇帝博浪沙中，誤中副車”，
（上圖）1、2、3為戰國蒺藜形銅棍棒頭及其復原圖，4和5為戰國銅流星錘及其復原圖。
可見當時錘這種武器比較沉重，可以揮擊也可以投擲，都是非身強力壯的勇士不能使用。不過因為殺傷威力過剩，直到隋唐之前，錘并不運用于軍中為制式武器。但是在唐代，《唐律疏議》記載的“獄官令”中則出現了類似于帶頭短棒的刑具。而在五代時期，因盔甲技術的升級，同時受到北方游牧民族入侵的影響，打擊類武器開始大行其道。最早出現“骨朵”記載的是宋代宰相曾公亮編纂的《武經總要》：“蒺藜、蒜頭骨朵二色， 以鐵若木為大首，跡其意，本為胍肫。胍肫，大腹也，謂其形如胍而大，后人語訛，以胍為骨，以肫為朵（其首形制不常，或如蒺藜，或如羔首，俗亦隨宜呼之）。”
從史籍和考古資料來看，兩宋時期，不單是宋朝，遼、金、西夏也都使用這種兵器，因為它本來就是草原牧獵民族自上古便常見的格斗兵器，最適合騎馬作戰。同時骨朵也常作儀衛兵器使用，《宋史·儀衛志》：“凡皇儀司隨駕人數，崇政殿只應親從四指揮，共二百五十人，執檠骨朵，充禁衛。”河南禹州白沙北宋1 號墓，以及內蒙古、遼寧或其他地區的遼、西夏、金墓壁畫中，也都有手執骨朵的儀衛形象。在戰場上，錘雖非制式兵器，但作為雜式武裝，也多有士兵和將領使用，如《宋史·岳飛傳附子云傳》中記載：“每戰，以手握兩鐵椎，重八十斤，先諸登城。攻下隨州，又攻破鄧州，襄漢平，功在第一。”這段記載在后世也被小說、戲曲等采用并有諸多改編，如著名京劇《八大錘》等，
宋、遼以后的蒙元，錘、骨朵是騎兵擅用的兵器，近戰肉搏，得心應手，此時錘的形狀多為瓜形，六棱或八棱，明清兩代仍沿用元代的瓜錘，有銅制的，也有鐵制的。同時也把它作儀仗使用，裝長柄，錘首鎏金鋈銀，稱之為“立瓜”或“臥瓜”，
（上圖）《卻坐圖》中持骨朵的武士
除了用于普通肉搏外，就如《史記》記載的兩個故事一樣，錘還可以用于投擲，因此也派生出一個變型。這種錘形狀呈球形或方體，與骨朵大同小異，但沒有裝木柄的銎孔，而在球體的頂端或方體的一側鑄有半環形鈕。通過環鈕系上繩索，投擲擊殺敵人，時人形象地稱之為“流星錘”，也叫作“飛錘”。流星錘一般多作暗器使用，對于戰國時代只能擲出無法收回的缺點，也通過增加繩索進行改進。
明天啟年間茅元儀編纂的《武備志·軍資乘·器械三》中記載了其使用方法：“錘有二，前者為之正錘，后面手中提者為之救命錘。”意思是使用時， 前面的錘用于擊敵，后面的錘則用于防備。前一擊不中，便用后面的錘以防不測，這種流星錘在先秦的鄂爾多斯草原牧獵兵器中也可以見到，有的呈球形，外面突出乳丁，有的作多面體，還有的呈秤砣狀，不論其形狀如何，都有一個共同的特點，就是有一個鼻鈕，它們既可以穿上繩索作流星錘使用，還可系短索，索上之后再接短柄，作鏈錘使用，若甩動起來，其擊打力度比普通骨朵更強，元朝的蒙古騎兵也使用這種鏈錘，錘的形狀多呈六角形，而在明代火器普及后，錘的作用和大多數的打擊兵器一樣日漸式微，盡管清代仍有使用，但多是充作表演或者禮儀所用了。
本文摘自《大陸古代實戰兵器圖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