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新書堂》專欄·第55篇
內容來源| 本文摘編自中信 出版社出版書籍
《 活力 》，埃德蒙·費爾普斯等著
輪值主編&責任編輯| 君莫笑值班編輯| 索菲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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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西方國家存在著超乎尋常的不滿和分裂情緒，表達了對政治和經濟體制的巨大疏離和不滿，
如何（在一定程度上）詮釋這些變化背后的原因，以及可以采取什么措施去彌合這種疏離，并消除這種不滿？
一、巨大疏離
不滿是多樣化的，而在每一種不滿中，都有創新，或創新損失的身影，
一種不滿是對經濟增長或增長失速的普遍失望，正如瑞·達利歐在評價美國，也許是整個西方世界時所說，“對于大多數人來說，已經數十年幾乎或完全沒有出現過真實收入增長”，
很多人發現他們的收入并沒有比他們的父母高出很多。這反映了整個西方自半個世紀以前始于美國、后傳至整個歐洲的持續經濟衰退，即TFP增長的下降。
在我們看來，經濟衰退的原因是創新在總量水平上的嚴重損失——來自硅谷的資訊和通信技術的進步只是暫緩了這種損失。
我們的研究表明，這一不足更多的是因自主創新在長期以來被視為“領先經濟體”的美國、英國、法國等國的缺失，而不是由科學發現驅動的外生創新的減少。
創新的下降帶來了一系列綜合病癥：不僅工資增長放慢，而且投資回報率出現了長期的下滑——這是一個不好的征兆。這些病癥反過來又導致了男性勞動參與率的嚴重萎縮和投資的減少，
在一些國家，很多有意義的工作和令人滿意的職業大范圍消失了。從美國數據來看，在家戶調查中報告的工作滿意度的長期下降趨勢就是證明，
這是十分不同尋常的。我們要回到1945—1975年二戰后的英國或早至1918—1933年的魏瑪共和國才能在重要的西方經濟體中看到這樣的停滯，
西方各國，尤其是那些處于領先地位的國家，正強烈需要重獲經濟的高增長和人類的繁榮，
除了總體上的收入增長放緩，自20世紀80年代以來還有另一種不滿情緒在某些國家愈演愈烈。
那就是在一些（盡管不是全部）西方經濟體中，中等收入者的相對工資下降，通常是那些留在農村地區從事農業、制造業或采礦業的工人，
貿易可能發揮了一定作用，來自亞洲農場和工廠的新的競爭無疑對某些行業的真實工資產生了不利影響。然而這種影響是否足以解釋農業和制造業相對工資的下降尚不明晰，
有趣的是，一些長期以來被看作“創新國家”的國家——美國、英國和法國，有很多地區新陷入了困境，而那些一直被視為“貿易國家”的國家——德國和荷蘭，卻完全沒有受到這種地域的困擾。
更鮮為人知的是來自內部的競爭：城市中有較高能力的人群通過掌握新的技術提高了自己的收入，而大部分農村人口卻沒有這樣的機會，
因此，這些處于工資分配中間位置（50百分位）的勞動者未能跟上那些攀上了分配頂端（比如90百分位）的人。（由此看來，大部分創新損失拖累了所有收入的增長，而僅有的創新更多地提高了城市工資而不是農村工資，從而造成了農村地區相對收入的損失）
這種未能“跟上”的現狀使工業和農村地區的勞動者群體陷入痛苦之中，有人認為，他們會有一種不被尊重的感覺——他們被有意“拋下”了。
在法國，農民和卡車司機以暴力抗議作為回應。而在個人主義有著堅實土壤的美國，人們則寄托于毒品和改換選票，
過去，面對這種形勢的工人會遷移到城市，希望能找到與以前工資水平持平的工作。
而現如今，隨著創新在大多數行業普遍衰落，這些工人可能會認為他們無法足夠快地找到工作，由此產生的成本和壓力就不劃算。
除此之外，房屋難脫手（除非以一個使他們無法在別處買房的較低價格成交）以及帶走醫保也使他們的流動性變得更弱。
必須要說，激起中等收入勞動者憤怒的不僅僅是相對工資的下降，還包括腐敗、競爭壁壘、任人唯親和其他阻礙人們擁有“公平待遇”感覺的障礙。他們缺少使大多數人得以成功的關系或“條件”。
此外，隨著“身份政治”的興起，一些勞動者群體聚集的地區可能會突然意識到他們沒有公平地得到他們應有的政治權益，無論真實的情況如何，
在法國，“黃馬甲”抗議者在他們所交的稅被用于并非由他們選擇的項目時，就產生了明顯的疏離感，
一種頗為引人注目的應對方式是民粹主義政黨近幾十年來在法國、義大利、德國和西班牙的出現，
今天，美國、英國和瑞典的執政黨中也出現了這樣或那樣的民粹主義傾向。這已經產生了一定的后果。
當義大利被法西斯黨統治時，墨索里尼對經濟施行的是社團主義，這成為他們的資本主義和民主的終結，
現在美國也開始有人擔憂極端主義者會以川普式的社團主義取代美國的資本主義和民主。
我們再一次不得不認為，如果自主創新沒有嚴重衰落，西方世界，尤其是美國的這種疏離和憤怒的反應將會大大減少。
現在，又有一種新的不滿情緒籠罩在西方上空，人工智能的進步使人們預料，進一步創新會在未來幾十年急劇推進“自動化”。
這種預期提出了一個問題：如果自動化使機器人大量出現并取代了人類的工作，那么我們將面臨一個怎樣的社會？
顯然，在一個回報性工作機會非常少的國家，很少有人還能寄希望于過上美好的生活，
如果很多人都缺少自主、成功、興盛以及最低限度的自立的滿足感，那么一個國家也將走向分崩離析。
二、重獲增長與繁榮
那么，從《活力》這本書的視角出發，一個國家怎樣才有可能應對這三種挑戰？
顯而易見，在所有領域重新實現普遍的繁榮和快速的工資增長，需要使主要經濟體恢復自主創新水平，而這是過去50年來主要經濟體始終無法解決的巨大損失。
我們在本書的研究發現，有證據可以支持我在《大繁榮》中提出的理論，那就是一個國家的高自主創新水平來自人民的活力，即他們對創新的愿望和能力，
我們證實了這種活力依賴于以個人主義、活力主義和自我表現概括的現代價值觀相對于傳統價值觀的強度。
我們發現現代價值觀通常對經濟績效具有正向影響，而傳統價值觀則具有負向影響，
這些發現指出了前進的道路。要重新獲得創新的高“欲望”，它對于培養“積極的”價值觀而不是“消極的”價值觀非常重要，正如一首流行歌曲所唱的，要“強調積極”，
也許對高中教材進行大范圍的變更是必要的。可能同樣有益的是使音樂和藝術重新進入中學課堂。（如果在學生時代有過表現創造力的經歷，學生們將更有可能在工作中發揮創造性）政府增加對藝術的資助也是有幫助的，
這些措施以及更多的努力對于激發現代價值觀的復興肯定是必要的，它們是否充分則有待進一步討論，
然而，活力不但需要“欲望”，也需要“能力”，目前，有大量政策、法律和交易在妨礙或阻止有新想法的人進入。
恢復反壟斷政策將是向前邁出的重要一步。剝離過度監管對很多未來的創新者來說可能會有巨大的幫助。避免強大的公司與政府立法和行政部門的緊密聯系也將是有益的。（這將是一場永無休止的斗爭，但進步是可期的）
另一項關鍵的措施是盡量減少創辦企業、登記財產或獲得建筑許可所涉及的辦事程式，
菲利普·霍華德記錄了一些具有指導性的法規案例，這些案例將人類的角色簡化為對法規的解釋，而不必再利用他們的判斷和創造力。
我們的發現還指出了一些可能并沒有幫助的舉措。盡管有人將美國經濟衰退歸因于科學進步的減少，美國國家科學基金的削減又使這一處境雪上加霜，我們的研究結果卻印證了（至少直到近幾十年）大部分創新者都是從草根中成長起來的觀點：他們來自在經濟中工作的普通人，只是愿意去思考如何更好地做事情以及如何做更好的事情，
這并不意味著削減政府的科學基金是可取的，但它確實意味著相信這種基金的更多資助將極大地恢復創新沒有實證依據，
接下來，國家怎樣才能對上文提到的“新競爭”的受害者做出最好的回應？
當因生產率增長過慢或停滯而無法創造新的工作機會時，勞動力市場就不會再以教科書式的平滑狀態運行，因此對于現在的勞動者來說，重新攀登階梯要比先前困難得多。
恢復高創新水平有一個理想的副作用，那就是幫助這些工作者重新回到他們原有的相對工資水平，也就是重返他們原先所在的梯級，
最后，怎樣才能最好地應對人工智能將會帶來或已經帶來的自動化的增長？
首先，如果總的創新帶來了足夠的資本節約，從而最終逆轉了由自動化造成的勞動力節約，那么粗略地說，社會將只有贏家，
其次，政府可以為每家公司雇用低薪工人提供補貼，以使它們更多地雇用這些工人，從而在就業低端抬高工資率。
我們也可以擴大所得稅抵免范圍從而像幫助家庭那樣去幫助個人，這樣，社會就可以保護工人群體不會因機器人而丟掉工作。
此外，我們有必要抵制最近由少數政策倡議者提出的一些新的方向，“工作”是根本性的，
從經濟學家托爾斯坦·凡勃倫和阿爾弗雷德·馬歇爾，到哲學家威廉·詹姆斯、約翰·羅爾斯和阿馬蒂亞·森，再到社會學家貢納爾·繆爾達爾和威廉·朱利葉斯·威爾遜，許多偉大的學者已經指出了這一點。
我曾經討論了工作場所中的多種回報，特別是在充滿活力的經濟中。
其中的觀點可以簡述如下：“我們必須反對普遍性的基本收入，一方面是因為它是對公共收入的一種糟糕的使用，而這一收入本應更好地用于提高低端勞動者的工資，使他們可以自立，這對樹立人們的自尊至關重要，通過所得稅抵免或補貼雇用低薪工人的公司都可以做到這一點。
另一方面則是因為這往往會使很多人和他們的孩子離開或不走上工作崗位，而至少對大部分人來說，這是他們走向自我實現和融入世界的唯一途徑。”
三、冰島啟示
冰島現有的大部分軟體公司都可以追溯到一家創辦于20世紀90年代的名叫OZ的公司，該公司的成立是冰島軟體行業創新的開始，
當OZ公司在90年代末被解散時，它的主要參與者又去創辦了其他公司，CCP游戲就是其中的一家，它制作的電腦游戲讓全世界的玩家可以一起參與。
第三代公司Solfar在2014年由CCP游戲和OZ的三名前高管創建，他們可以被稱為“連環創業家”，曾在英國和美國工作過，我們采訪的岡納森就是這三人中的一位。
他說，當Solfar成立時，他們的想法是，既然冰島首都雷克雅未克在過去20年積累了大量有經驗的人才儲備，他們就可以在這里建立一個娛樂軟體方面的創意工作室，
這些OZ出身的人對計算機圖像很有興趣，在OZ時，他們通過一個三維的多用戶場景將實時圖像與網路社交環境結合起來，
因此，他們受個人興趣和背景的驅使建立了CCP這家網路游戲公司。一開始，CCP的競爭力非常有限，直到Solfar創造了一個新的技術平臺：虛擬現實頭戴設備。
這些公司利用它們在計算機圖像、視訊游戲和沉浸式三維環境等方面的技術專長滿足了新的市場需求。正是這些創始人最初的興趣和他們早在OZ時代積累的專業知識推動了冰島這些公司的發展。
這些軟體公司的成功吸引了海外人才，從而又催生了新的一批創業企業，創造性毀滅是這一行業的常態，一些公司倒下了，大家另謀出路或去開辦新的公司。
冰島的創新是在對距離不敏感的新技術幫助下實現的。軟體不需要依賴于投入品的進口，任何人只要掌握了必要技能就可以在世界任何地方進行軟體開發，
因為軟體行業是知識基礎型的行業，其生產成本也非常有限，
事實上，分銷成本也因為有了互聯網而變得微不足道了，這使得偏遠的國家也可以進入市場，其他有利于冰島的因素還包括對互聯網的較早和快速采用，以及對創新的文化接受能力，
通過采訪創新者，我們建立了一套有利于創新的個人和文化特征，可以總結如下：
1、創新者喜歡工作的回報屬性，愿意在具有創造性的行業工作，并且重視財務獨立， 2、創新者往往喜歡不確定性，并樂于冒險。 3、他們能夠接受失敗，并且不會過分在意失敗， 4、簡單的法律法規（辦事程式不會過于煩瑣）有利于創新公司，獲得融資和資金的便利性也具有同樣的效果； 5、一個員工不會害怕向老板說出自己想法的扁平式組織結構對成功的公司而言是必不可少的； 6、對商業關系的信任； 7、面向世界市場而不是一開始就面向大陸市場對于創新是有利的； 8、容忍失敗和贊賞冒險的文化會鼓勵創新； 9、擁有免費教育和醫療的福利國家可能在防止創新者的家庭遭受財務損失方面有所幫助。
冰島成功創新者的案例研究表現了這家成功的創新公司建立基于一項自主創新，而不僅僅是對新技術的應用。
我們發現和確定的這些價值觀隨后被用于在國家層面上對價值觀與創新關系的研究。
*文章為作者獨立觀點，不代表筆記俠立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