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陸傳統疫病應對成效探略
在科技昌明、醫學高度發達的今天,一場突如其來的covid19疫情橫掃全球,頓令世界一片慌亂,不僅給整個世界的生命財產帶來了難以估量的損害,而且也幾乎影響到了每一個人的生活。如此嚴重的疫情,自然會引起人們對歷史上瘟疫的關注,而現代科技和醫學并未能如人們原本冀望的那樣比較快速地在抗擊疫情中取得全面性的勝利,則又往往會促使人們將目光投向歷史上的疫病應對,希望能從中發現對付瘟疫的靈感。故自疫情發生以來,各種報刊刊發了大量關于探究歷史上瘟疫及其應對,以及歷史啟示的論述,其中有相當多是關于大陸歷史上特別是傳統時期的疫情及其應對的,這些論述往往通過鉤沉傳統時期相關史料,來總結大陸傳統社會在應對疫情上的成就和歷史經驗,并希望通過總結歷史經驗為現實提供借鑒。這些雖然都各有其意義和價值,但其往往從彰顯歷史價值和弘揚中華傳統文化角度來肯定這些經驗和成績,似乎很少有人立足科學和常識來對傳統時期疫病應對的成效進行理性的評估,并在此基礎上去思考歷史的啟示和意義，故此,本文將通過比較全面地梳理大陸歷史時期疫病應對的舉措和演進,盡可能理性地對其成效做一評估,并以此為基礎來思考歷史經驗給予我們的啟示。不當之處,敬請方家指正，
（本文原載《大陸史研究動態》2020年05期，注釋從略，如有引用，請參考原文。）
一、傳統疫病應對舉措概觀
瘟疫作為一種對社會造成重要影響的災害,必然會引發人類社會的反應和應對,大陸是一個歷史悠久的文明古國,不僅早在先秦時期就留下了不少相關的記載,而且也逐步累積了比較豐富的疫病應對經驗，在大陸傳統時期,雖然隨著時代的演進,人們應對瘟疫的行為和舉措也多有變遷,但相對于現代,則顯得相對較為一致,故而我們從比較宏觀的角度,綜合已有相關研究,對大陸傳統時期的疫病應對舉措,作一概觀式的敘述，
關于瘟疫的直接應對,大體可以從國家、社會及個體諸層面來談,同時還包括與瘟疫應對相關習俗及醫藥上的治療等內容。 就直接應對來說,雖然國家在傳統時期對待瘟疫,一直沒有像對待水旱蝗等其他災害那樣,為了防止災民揭竿而起,并展現自己統治的合法性,至纖至悉地制定了從勘災到賑濟一系列嚴格的制度性救濟舉措(參閱鞠明庫《災害與明代政治》,大陸社會科學出版社,2011年,第100—155頁， 李向軍《清代荒政研究》,大陸農業出版社,1995年,第28—41頁),當時從朝廷到地方官府,均未對瘟疫的救療制定具體而系統性的法規制度， 不過,瘟疫既屬災異,所以每當發生,無論是朝廷還是地方官府,往往都會在“仁政”的名義下采取一定的舉措， 比如西漢平帝元始二年,各地發生嚴重的蝗災,青州尤其嚴重,由蝗災而次生瘟疫,官府“舍空邸第,為置醫藥”,并向死者發放殯葬費(《漢書·平帝紀》,中華書局,1962年,第353頁)。 唐代文宗大和六年,南方發生水旱之災,繼以疾疫,唐文宗專門下“拯恤疾疫詔”,稱:“自諸道水旱害人,疫疾相繼,宵旰罪己,興寢疚懷,屢降詔書,俾副勤恤。 ”并要求,“其疫未定處,并委長吏差官巡撫,量給醫藥,詢問救療之術,各加拯濟”(董誥《全唐文》卷七二,中華書局,1983年,第757頁)綜合起來,古代朝廷和官府采取的舉措主要有:設(醫)局延醫診治、制送成藥、建醮祈禳、刊布和施送醫方、掩埋尸體、設置留養和隔離病人的場所和局部的檢疫隔離等， (參閱鄧鐵濤主編《大陸防疫史》,廣西科學技術出版社,2006年,第30—35、52—60、92—105、140—149頁。 張劍光《三千年疫情》,江西高校出版社,1998年,第20—25、34—38、133—144、203—214、256—261、321—329、431—441頁。 韓毅《宋代瘟疫的流行與防治》,商務印書館,2015年,第134—234、409—525頁。 余新忠《清代江南的瘟疫與社會:一項醫療社會史的研究》,大陸人民大學部出版社,2003年,第219—253頁)這些舉措整體上來說,都屬于慈善性救療舉措， 傳統的疫病應對大體上以這類舉措為主,而比較少采取由國家公權力介入的強制性舉措,但也不是沒有這樣的事例， 這主要是兩類,一是很久之前就出現的對于“癘病”或“癩病”強制性隔離,這兩種疾病現在一般認為是麻風病,這一疾病乃慢性傳染病,傳染性不算強,古人之所以如此特別針對該疾病采取嚴厲舉措,與人們對該疾病的污名化有關,將該疾病視為一種邪惡的東西， (關于傳統的麻風病應對和認識,可以參閱梁其姿《麻風:一種疾病的醫療社會史》,朱慧穎譯,商務印書館,2013年,第74—80、124—136頁)另外的例子則發生在清初,出于對感染天花的恐懼,滿族人入關攻入北京后,對于可能罹患天花的人進行了強制驅逐和隔離,并設置了“查痘章京”一職。 不過這是針對特定疾病的臨時性舉措,持續時間較短。 (《清世祖實錄》卷一四,順治二年二月戊辰， 并參閱杜家驥《清代天花病之流傳、防治及其對皇族人口之影響初探》,李中清、郭松義主編《清代皇族人口行為和社會環境》,北京大學部出版社,1994年,第155—157頁， 余新忠《清代江南的瘟疫與社會:一項醫療社會史的研究》,第196—197頁)
國家層面缺乏對瘟疫救療具體而明確的制度性規定,這固然跟瘟疫不像其他自然災害,比較容易直接引發民變有關,但同時也與疫病救治的復雜性是分不開的。在當時的社會醫療條件下,官方實際上難以全面擔負起復雜的疫病防治責任，一方面,官辦醫療機構效率和能力有限,不可能滿足民間疾疫救治的實際需求，另一方面,瘟疫的救療在技術上要比饑寒的賑濟復雜得多,不僅存在著疫情千變萬化和病人個體性差異等復雜性,而且古代醫療資源存在著很大的地區不平衡性,而當時的朝廷也難以具備進行跨區域調配的能力,更重要的是,中醫治療講究陰陽、寒熱、虛實、表里,若不能對癥施藥,可能會適得其反，這樣,與其作統一的規定,反而不如聽任地方社會相機行事。在這種情況下,國家往往多會倡導和鼓勵民間社會力量來承擔瘟疫的防治任務,特別是明清時期,利用了日漸興起的民間社會力量(比如鄉賢),促使其扮演更為積極的角色,借助比較豐富的地方醫療資源和日漸興盛的慈善力量和組織,開展了形式多樣的疫病救療活動。其舉措主要包括:施送醫藥、刊刻散發醫方、懇請官府開展救療、建立留養所等收治病人、利用宗族義莊或行業公所等組織開展制度化的救治和創設醫藥局等專門的慈善機構進行疫病救治等。而就個人而言,面對瘟疫直接的應對往往還有閉門不出或逃離疫區,以及焚香或焚燒蒼術、白芷等藥物以驅避疫氣等，(以上參閱鄧鐵濤主編《大陸防疫史》,第30—35、52—60、92—105、140—149頁。張劍光《三千年疫情》,第20—25、34—38、133—144、203—214、256—261、321—329、431—441頁。韓毅《宋代瘟疫的流行與防治》,第134—234、409—525頁，余新忠《清代江南的瘟疫與社會:一項醫療社會史的研究》,第219—253頁)
而關于日常的預防舉措和衛生習俗,大陸社會積累了頗為豐富的經驗。在大陸很早就出現了“治未病”的思想,這種思想雖然不能和今日的預防醫學相提并論,但對于維護個人健康多少是有利的。而且長期形成的諸多節日風俗,很多都與衛生避疫有關,比如端午節熏燒蒼術等藥物、飲用或噴灑雄黃酒,重陽節登高,等等，另外還有清潔環境、勤沐浴等以保持個人衛生、驅避蚊蠅、強調生活有節以保持正氣充盈,提倡飲用開水和食用蔥蒜以防疫氣等有利于衛生的習俗，(參閱范行準《大陸預防醫學思想史》,華東醫務生活社,1953年,第14—81、100—133頁，余新忠《清代江南的瘟疫與社會:一項醫療社會史的研究》,第163、219頁)
除了在應對疫病方面積累了頗為豐富的經驗和舉措之外,大陸醫學在對疫病的治療上,也有值得關注的成績，雖然在一般人的印象中,中醫往往以治療慢性病和身體調養見長,但實際上,對“傷寒”“溫病”等感染性疾病的認識和治療,乃是大陸傳統醫學最重要的特長和成就之一，這一點,只要我們了解一下“醫圣”張仲景所作的《傷寒雜病論》和明清的“溫病學說”在大陸醫學史上的崇高地位就很容易理解。東漢末年,瘟疫流行,張仲景宗族200余人,在建安以來的10年中,“其死亡者,三分有二,傷寒十居其七”,他“感往昔之淪喪,傷橫夭之莫救,乃勤求古訓,博采眾方”,撰成《傷寒雜病論》，這一經典著作的成就主要有二:一是確定了三陰三陽的辨證體系,確立了大陸醫學認識疾病傳變的基本原則;二是改變當時流行的針砭和“汗吐下”等簡單療法,針對當時的“傷寒”等疾病,以有論有方的形式,創立了200余首多有效驗的藥方,其中傷寒方113首。為后世的臨床治療,特別是外感熱病的治療,奠定了基礎。宋以后,隨著張仲景及其《傷寒論》日漸被圣化,出現了盲目尊崇《傷寒論》的現象,妨礙了時人從多元化的角度去認識外感熱病的病邪。宋金時期,特別是13世紀初,大陸再次遭遇瘟疫多發時期,劉完素等醫家在長期的治療實踐中,感受到大量熱病的存在,遂依據《內經》的論述,提出了“火熱為病”的觀點，而在明末的大疫中,吳有性進一步依托《內經》,結合金元醫家的經驗,完成了《瘟疫論》一書,開創了明清時期的“溫病學說”,這一學說經以清代溫病四大家為代表的諸多醫家的發展,取得了很大成就,對瘟疫等外感熱病的病原(病邪)、傳變方式和治療方藥均作了系統而理論化的論述,由此推動了整個中醫治療學的向前發展。(參閱范行準《大陸醫學史略》,中醫古籍出版社,1986年,第43—48、218—240頁。廖育群《岐黃醫道》,遼寧教育出版社,1991年,第159—178頁)除此之外,從15世紀開始,種人痘這一頗具成效的防治天花的辦法的發明和日漸推廣,也是大陸傳統社會在防治疫病上取得的重要成就。(參閱余新忠《清代江南的瘟疫與社會:一項醫療社會史的研究》,第202—219頁)
二、傳統疫病應對成效論析
上述大陸歷史上的疫病應對經驗,可以說內容頗為豐富,而且就具體的經驗而言,有些內容至今也仍在沿用，故現有的研究往往對大陸傳統的防疫經驗大加贊賞,比如有研究稱:“三千年來的歷史證明,大陸是個勇于并善于抗擊疫病的國度,有著戰勝各種傳染病的傳統，”(張劍光《大陸抗疫簡史》,新華出版社,2020年,第4頁)
歷史地看,這種說法當然不無道理,大陸在傳統時期,這方面的成績應該不輸于其他任何民族,或許這正可以部分解釋大陸社會何以沒有發生諸如歐洲的黑死病(鼠疫)和美洲的天花那樣對社會造成結構性影響的瘟疫。但我們似乎也沒有理由過于拔高大陸歷來的抗疫成就,為此沾沾自喜，對于傳統時期應對瘟疫的成效,我們不妨以嘉道之際發生的大疫為例來做一說明。
這是大陸近代社會開端前不久發生的第一次瘟疫,也是真性霍亂在大陸第一次大流行，當時道光皇帝剛剛繼位,正雄心勃勃地意欲重振朝綱。但在這次大疫中,卻似乎很難說朝廷對此有太多關注和重視，雖然瘟疫從嘉慶二十五年秋就已開始,但直到第二年七月在京城出現嚴重的疫情后,才引起道光的注意。在七八月,道光發布了4條有關救災的上諭,其中七月甲戌(二十六日)條要求相關衙門“慎選良方,修和藥餌,分局施散,廣為救治。……設局散給棺槥,勿使暴露”，(《清宣宗實錄》卷二一,道光元年七月甲戌)另據王清任的記載,在這次救療中,“國家發帑施棺,月余之間,費數十萬金”，(王清任著,李占永、岳雪蓮校注《醫林改錯》卷下《瘟毒吐瀉轉筋說》,大陸中醫藥出版社,1995年,第41頁)看起來救療力度似乎還不算小,不過相較于當時救濟其他災荒動輒上百萬甚至數百萬兩的撥款,顯然無足輕重。而且這些舉措也主要針對京城而采取,對于其他比京師疫情更嚴重的地區,似乎并未見道光做出直接的指示。而地方官府似乎采取的舉措也不多,像在疫情嚴重而社會經濟發展也最高的江南,官府雖然有行動,如在常熟,疫情發生后,“邑尊劉出百金合藥普濟,邑中好善君子在在施藥”。(鄭光祖《一斑錄·雜述二》,大陸書店出版社,1990年,第23a頁)而社會和個人,雖然也采取了種種自救的舉措,比如,祈神禳疫,或延醫診治,或買藥自救,但似乎讓人感到不過是應急自保或病急亂投醫而已,究竟能產生多少實際的效用,很難評估，(參閱余新忠《嘉道之際江南大疫的前前后后——基于近世社會變遷的考察》,《清史研究》2001年第2期)從當時留下的眾多文獻中,我們看到更多的還是整個社會和民眾的驚恐和無措,比如,在寶山,“好善求方施藥,有服參桂姜附者,有服西瓜冷水者,有用針出墨血者,有用姜蘇鹽酒擦手足心者,然皆有效,皆有不效”，(道光《寒圩小志·祥異》,《大陸地方志集成》鄉鎮志專輯,第1本,江蘇古籍出版社,1992年,第429頁)在天津,“人心惶惶,各不自保”，(寇蘭皋《痧癥傳信方》,載張大寧、張伯禮主編《天津中醫藥珍本集成》,大陸文史出版社,2008年,第462頁)當時全國各地充斥著人人自危、驚恐無狀的恐怖氣氛,“傳聞已甚一時,竟視為酆都地獄”,“嘯梁啖室,草木皆兵”，(鄭光祖《一斑錄·雜述二》,第23a—23b頁，光緒《羅店鎮志》卷八《軼事》,《大陸地方志集成》鄉鎮志專輯,第2本,江蘇古籍出版社,1992年,第327頁)
真性霍亂對于時人來說,是一種全新而嚴重的瘟疫,與一般性的瘟疫甚至大疫相比,自然會令時人多一些恐慌和無措,但從上述案例來看,要對大陸傳統社會應對疫病的能力做出太高的評價,恐怕也很難，在古代長期的歷史演進中,大陸社會面對瘟疫,往往都會做出積極的應對,并逐步積累了比較豐富的疫病應對的經驗,而且也確實起到了一些積極的效果,這些應當都沒有問題，但若從疫病實際控制的角度來說,大概很難說傳統的疫病應對具有多少決定性的成效，不難想見,要對瘟疫防治產生控制性的成效,至少需要以下三個條件中的一個:發明并生產出足夠多的有效疫苗;發現或研制出特效藥;調動社會有效資源實行嚴格而精準的現代衛生防疫機制。顯而易見,上述三個條件中任何一個條件,傳統社會都不可能具備,而且就其采取的舉措來說,還差距甚遠，在這種情況下,人們對于當時的疫病防控,又怎么可能有太強的實際性防控成效呢?
當然,我們這樣說,并不是要站在現代的立場上去批評或貶斥古人及其努力,而是希望表明:一方面,對于歷史的評價應該實事求是,應該盡可能深入細致地依據歷史事實做出理性而符合歷史實際的分析。若大而化之地說一些空洞的套話或盲目拔高,不僅可能會降低歷史的可信度,而且也會妨礙人們真正從歷史中得到有益的啟示，另一方面,希望從歷史的梳理中,找到解決現實問題的具體答案,可能并不現實，實際上,科學技術、物質材料、生態環境乃至社會結構等都處在不斷發展變動之中,具體的歷史經驗其實很難有效救濟現實，那么,是不是歷史上人們的種種舉措和努力就沒有意義了呢?答案顯然也是否定的,人們只能在具體的歷史條件下做出他們的反應,即便不能有效控制疫病,努力應對本身對于穩定社會心理、彰顯文明的價值和意義,以及減緩疫病的傷害,都具有重要的意義，不僅如此,瘟疫引發的社會和個體的種種反應,古往今來,往往具有相當的共通性,從歷史的觀察中去發現人性和社會復雜及其對于文明價值和人倫道德的構建啟發,或許是我們梳理和考察這一歷史最大的價值。這無疑是一個宏大而復雜的話題,限于篇幅,于此不論,留待日后專文探論。
作者簡介：
余新忠，南開大學部歷史學院暨大陸社會史研究中心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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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編：胡廣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