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提出積極自由、消極自由“兩種自由概念”著稱于世的以賽亞·伯林，是20世紀著名的自由主義知識分子，他生于俄國，有猶太血統，是英國學者，俄國知識分子使他對觀念本身產生了強烈興趣，又從英國人那里學到了寬容、自由討論和對他人的尊重，猶太教則使他懂得理性的限度，人確乎是需要歸屬感以及又會去服從超出本身理解力命令的本能；他出生于1909年又卒于1997年，是20世紀這個有史以來最糟糕的世紀的見證者，“在這個世紀里，野蠻破壞了無辜者的生活，殺人犯的瘋狂行為披上了理性的外衣，”在這個混亂而黑暗的世紀中，伯林對自己能無病無災地幸存下來感到驚訝，這成為他永不枯竭的求索動力，也為他的雄辯蒙上了一層憂郁的色彩。
1997年11月5日，伯林與世長辭。他的傳記作家、政治家兼知識分子葉禮庭在伯林最后十年中走入了他的生活，這是他所記錄的，伯林最后的日子和他對自己這一生的回顧，
他以懷疑和諷刺凝望那個最糟糕的世紀
文 | [加拿大]葉禮庭
他從來沒有寫過日記，也不愿意考慮自傳的問題。他覺得專注于自身是一種無聊的行為，他的座右銘是“在我身后任憑洪水滔天”。但這并沒有妨礙他努力把自己的生活安排得井井有條。我是在1987年作為他的傳記作者進入他的生活的，我的職責是在他回憶往昔的時候對他加以協助，一開始他保持著小心翼翼的態度，只是用老套的辦法講著那些老故事，幾年之后，他才脫離了那些陳腐的習慣，開始進入他始終埋藏在自己內心深處的一些話題。在阿爾巴尼他的房間里那些漫長的錄音過程中，我曾經向他提出了關于他的生活與作品的關系這一中心問題：一個并沒有體驗過生活悲劇的人怎么會如此強調悲劇性選擇，又怎么會對那些深受內在矛盾折磨的人們表現出如此驚人的移情能力，他的回答十分輕快：“我的生活與我的觀點是相反的……我相信所有的選擇都是痛苦的，而不是說選擇對我個人而言是痛苦的，”如果真是這樣的話，那么他的作品所顯示的東西就不應當歸功于他的生活，而應當歸功于他對他人生活的想象力。
當我問起他平靜、神秘的幸福生活時，他鎮定而淡然地回答說，他之所以幸福是因為他是一個膚淺的人，“我的生活方式比別人想象的要淺薄得多。”因此，他想讓我明白，他的生活證明了活得輕松的好處，
他為自己在七十大壽前獲得的耶路撒冷獎所寫的文章，結果成了他在廣義的學術自傳方面所做的唯一一次大膽嘗試，這篇文章詳細地描述了擰成他的生活之繩的三條主線——俄國的、英國的和猶太的——他將這三者融為一體，形成了他獨特的身份，
他所熱愛的俄國思想家赫爾岑和屠格涅夫使他對觀念產生了強烈的興趣，并且讓他感受到他們身上那種毫不遜色于自然或是社會制度的征服力量。同樣來自俄國傳統的還有對知識分子本質上所具備的勸誡和道德功能的認識。他從英國方面獲得的則是經驗主義，亦即深信世界就是我們的感官認為它所是的那種樣子。那些對英國托管有著痛苦記憶的耶路撒冷聽眾對此或許會覺得不高興——他同時又將自身政治信仰的全部內容歸因于英國對他的影響：寬容、自由討論以及對他人意見的尊重，至于第三條也是最后一條主線，他對他的耶路撒冷聽眾們說，他的自由主義為人類尋求歸屬的需要提供了如此廣闊的空間，這一點應當歸功于猶太教。啟蒙哲學家們認為人們可以按照抽象的原則、放之四海而皆準的價值觀念以及他稱之為“理想但空洞的教條國際主義”來生活的想法是錯誤的。他接著說：“對于自然形成的關系的否定在我看來雖然高貴，卻是不正確的。當人們抱怨自己孤獨時，他們的意思是說沒有人明白他們在說些什么：理解需要有著共同的過去、共同的感受和語言、共同的設想以及進行親密交流的可能性—簡而言之，就是要具有共同的生活方式，”他說，做一個猶太人就意味著對這種孤獨有著一種特殊的理解，同時也意味著了解人們是多么深切地需要屬于世界上的某一個地方。歸屬不僅僅是對于土地和國家政權的占有；它其實是被人理解這一狀態本身。
他對獲益于本民族的東西進行了理所應當的頌揚，但是他知道自己在以色列未必就會比在別的任何一個地方得到更真切的理解；甚至他本人未必就能特別理解以色列。在他生命的最后二十年中，他的猶太復國主義夢想遭遇的一切讓他的心情越來越困惑、憤怒和沮喪。自從1937年的皮爾委員會成立以來，他就一直相信分治是有利的，到臨終時，他把自己看作一個兩國制復國主義者，既承擔著對以色列國的責任，又致力于與巴勒斯坦人共享土地，實際上，這種狀況恰恰體現了他本人的哲學觀點：相互競爭的善之間的沖突是道德生活中無法避免的，在雙方具有同等效力的自決權的沖突中，除了以色列將被占領土的相當大一部分割讓給巴勒斯坦政府以外，他想不出什么其他的辦法，這種始終如一的信念讓他站到了反對貝京和沙米爾政府一邊。在采訪中，在寫給以色列朋友們的信里，他溫和地表示贊成“目前的平靜”，但是采取激烈的公開立場并非他的天性，而且無論如何，他都始終相信凡是來自外界的意見，哪怕是由一個猶太人提出來，也必定會遭到拒絕。盡管如此，覺得自己并沒有明確表示立場的想法仍然讓他覺得問心有愧。
在重新思考自己與以色列的關系時，他對猶太教也作了一番新的思索，他并沒有改變原先的信仰，但清楚地闡述了許多原本沒有明說的內容。在信仰問題上，他仍然是一個——如他的朋友杰里 · 科恩所謂的——“檢驗主義無神論者”，忠實于30年代牛津邏輯實證主義的反形而上學信念，但與其說他是一個異教徒，倒不如說他是一個懷疑主義者，而他在表達這種極端懷疑主義的時候態度卻是溫和的，他對前大拉比伊曼紐爾 · 雅各波維茨保證說，自己當然愿意相信上帝和來世，只不過根本就沒有證據來證明世界上存在著這樣的東西，不過在他身上，對宗教的懷疑態度與對宗教習慣的遵守是和諧共存的，每到贖罪日，不管是在世界上的哪一個地方，他都會注意齋戒并且記著上猶太教堂，他母親在世之日，他每年都在她家慶祝逾越節。她逝世以后，慶祝儀式要么在海丁頓宅舉行，要么在彼得 · 奧本海默在牛津的家中舉行。奧本海默是一位經濟學教授，也是牛津東正教團體中的領袖人物，與在牛津的帕斯捷爾納克家結成了姻親，因此他和伯林之間有著猶太和俄國的雙重聯系，逾越節有時候會成為盛大的社交場合，羅斯柴爾德勛爵、古德曼勛爵、畫家 R.B. 基塔伊和鋼琴家穆雷 · 佩拉西亞都會來參加，其余的時候氣氛則更為親切，只有奧本海默一家以及艾琳的兒孫們在場，大家用希伯來文誦讀和吟唱著，伯林在其中扮演著十分重要的角色，時時向小孩子們解釋儀式中某些特征的重要性。作為猶太傳統中為自由而舉行的慶典，逾越節對他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他從來沒有錯過一個這樣的節日，猶太新年也是如此，如果是在耶路撒冷，他就會和他的朋友阿維賽·馬加利特、埃德娜·馬加利特以及他們的孩子一起慶祝新年，
伯林從來沒有將他的猶太教引向改革的方向，這讓他的許多猶太朋友都感到很驚訝。人們認為改革運動將會除去猶太教中過時的古老成分，讓它的倫理教義適應于現代社會。伯林則堅定地認為，如果要遵守宗教習慣的話，就應該遵守一種盡可能真實、傳統并且接近古代信仰的宗教習慣。他開玩笑說：“傳統猶太教堂我從來不進。”但是他實際上每年要進兩次，并且這些慶祝活動是他的年歷中必不可少的部分，儀式讓他回到自己的始源，對他而言遠不僅僅是祖先崇拜。盡管他懷疑一切，他對于儀式中宗教內容的尊重卻是真誠的，伏爾泰式啟蒙中幼稚的反教權主義讓他覺得反感，他將20世紀的大部分罪惡的根源歸結于對世俗理性的偶像崇拜。他曾經寫道：“像石頭一樣冰冷的無神論者不會明白人是靠什么活下去的。”他之所以尊重猶太傳統——而且總體而言也尊重宗教感情——正是因為它使人們認識到了理性的局限。在1981年寫的一封評論彼得·奧本海默在牛津猶太教堂所作的關于猶太新年的“布道”的信中，伯林寫道：我認為，一種宗教的有效性不應由其道德含義來決定：它是超驗的、絕對的，它安排了那些按照人類的想法可能是恐怖（就像在《舊約》里的殺戮行為中頻頻出現的那樣）、卻是真正宗教態度的本質的東西……
回頭看來，就可以清楚地發現，當伊戈爾 · 斯特拉文斯基要他為一首宗教主題的大合唱提供藍本的時候，伯林為什么馬上就想到了以撒的受縛。這是宗教法則最專橫也最不人道的時刻，然而也正是這一點贏得了伯林的尊敬，他好像親眼看見亞伯拉罕把自己的兒子帶到石山上獻祭的地點，在這里，在猶太傳統的核心當中，存在著的是terribilità（駭人），是最高貴的音樂中他所崇仰的那種令人敬畏的、無可改變的必然性，是會讓那些停留在“人”這個層面上的人們相形見絀的宏偉和莊嚴。誠然，亞伯拉罕盲目的服從以及這個命令本身的殘酷性都讓他反感——但是要產生這類感情是容易的。與以往對極端陌生的思想感情產生的強烈興趣一樣，人類服從一種超出本身理解力的命令的能力也同樣深深吸引了他。
扭曲的人性之材
[英] 以賽亞·伯林 / 岳秀坤 / 譯林出版社 / 2014-10
可能正是這種對于必然性——對于生命中那些只能作為命令或是命運來體驗的方面——的深刻理解使他免于對遲暮之年感到惱怒，確切地說，這并不是一種宗教態度，但其中的確包含著接受甚至是順從，如果他是一個更理性的人，要做到這一點很可能會更困難。
他越來越多地想到死，還十分困惑地和好朋友們談起死，就像是在欣賞遠處的景物或是一幅費解的畫，他的確承認過自己怕死，卻覺得害怕死亡本身是沒有道理的。八十六歲那年，他曾經對一位記者引用了伊壁鳩魯的話：“為什么要怕死呢？你活著的時候，你還沒有死。當死來臨的時候，你已經不在了，那么你怕的是什么呢？”他堅持說，死——他經常引用維特根斯坦的一句話——“并不是生命中的事件。”
他覺得，認為自己的生活是計劃或者命運的安排、自己只不過是在讓原本潛伏著的方向或目標變得明了起來是一種荒謬的念頭。這種表面上似乎存在的生活秩序只有在被人實現以后才會顯現出來，尚未到來的生活并沒有任何固定的形狀，它的形狀是在生活的過程中形成的，與往常的情況一樣，在他臨近生命終點時，他應一位大陸學者的要求寫了一篇文章，以將他的著作說明收入大陸某部英美哲學導讀。這時這些思想才得以通過題外話的形式表達出來。想到自己的作品影響遠及大陸，這讓伯林覺得很高興。在這篇文章里，他引用了自己熱愛的赫爾岑，寫下了他一生中最像是個人信條的一番話：
“在你唱出一支歌以前，它在哪里？”真的，在哪兒呢？答案是“哪兒也不在”—是唱歌和作曲的行為使這支歌得以產生，因此，生命也一樣，是由那些活著的人自己一步一步活出來的。
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歌曲依然吸引著他的注意。他最喜愛的儀式之一是在海丁頓宅樓上的書房里由他的秘書帕特 · 尤特金舉行的盡量提前預訂音樂會入場券的“儀式”。已經八十六歲高齡的時候，他還在計劃兩年后的格林德包恩、薩爾茨堡或佩薩羅音樂節之行，這簡直是在跟自己的壽限打賭，但是當他指示過帕特 · 尤特金，并且認真地按實際情況填寫好日記之后，他就會往椅背上一靠，滿意地嘆口氣。有一次，她從他身邊走開讓他一個人待著的時候，回頭一看，發現他坐在搖椅里，用一種既悲哀又充滿歡樂的聲音低聲地喃喃自語：“我實在是太喜歡音樂了，”
1996 年，國家肖像館委派給呂西安 · 弗洛伊德一項公開的任務，讓他自由地選擇一個人來為之畫像，他問能不能畫以賽亞，他們兩人第一次見面是1938年10月，在梅斯菲爾德花園，當時他倆在花園里跟呂西安的父親西格蒙德 · 弗洛伊德一起喝茶，在吃威尼斯蛋糕的時候，呂西安告訴西格蒙德，他將會看到《羅密歐與朱麗葉》，老人笑了：“我還以為你就是你自己的羅密歐呢。”現在，在肯辛頓教堂街上一座房子的畫室里，七十四歲的呂西安和八十六歲的以賽亞又見面了。為了這幅畫像，他倆約見的次數不下十二次，而且都是在早上最好的那段時光，以賽亞坐在一張破舊的扶手椅中，弗洛伊德先是用鉛筆為他勾出素描，然后開始用顏料著色，他倆先是哈拉，接著又陷入了沉默，時間就這樣過去，只有炭條落在紙上以及顏料涂在帆布上的聲音打破周圍的寂靜。弗洛伊德工作的時候，以賽亞時睡時醒，在大約8×10英寸的炭畫像上，以賽亞的眼睛是閉著的，他的頭靠在扶手椅的椅背上，閉著嘴，上唇的曲線和光光的前額以及由于年壽已高而凹陷下去的雙頰的形狀都把握得極為完美，在不比一張普通的紙大多少的油畫像中，以賽亞向后靠著，頭倚在破舊的扶手椅背上。和鉛筆素描不同的是，他的眼睛是睜著的，他正充滿憂傷地望著左邊我們看不見的地方。這幅像始終沒有畫完，
1997年7月17日凌晨一兩點鐘的時候，他進了艾琳的房間。他一直在嘔吐，呼吸很困難，家人叫來救護車把他送進了醫院，醫生們努力想辦法讓他恢復呼吸，并為他清除吸入肺里的嘔吐物，他以前也曾經嘔吐過，但是這一次他得了肺炎。他在醫院里待了一個月，除了艾琳和一兩個最親近的朋友之外誰也不能見，食道劇烈的收縮使吞咽變得既痛苦又危險，因為他有可能會窒息，并把更多的液體咽到肺里去，這場病使他的體重開始減輕，心臟也因時時發作的噎氣而衰弱下去，他最好的朋友們第一次發現他變得郁郁寡歡了，當帕特 · 尤特金溫和地對他說除了齜牙咧嘴地忍受之外別無選擇的時候，他說，自己確實是在忍受，然而要齜牙咧嘴卻是不可能的。不過他心中還殘存著一星亮光，伯納德 · 威廉斯有一次來看以賽亞的時候發現他在房間里睡著了，麗妮 · 布倫德爾剛從鄉下回來，還穿著騎馬裝，她正在看報紙，等著以賽亞醒過來。他倆在伯林睡著的時候聊了好一會兒關于他的事情。片刻之后，他們輕輕地叫醒了他，他聽見他們說的話了嗎？他微笑著回答：“一字不漏，”
8月份回到海丁頓宅的時候，他身體不但還很虛弱，而且極其不舒服，不能讀書，除了交情最老的老朋友以外誰也不能見。在卡西米羅和克勞迪娜 ·博特略的幫助下，艾琳和他的朋友們現在試圖讓他重新振作起來。他們盡了全力，但是他的情緒十分低落，他對繼他之后擔任政治學理論齊切利教授的格里·科恩說，生活已經變得淡然無味，他的精力日漸衰弱，但他還在努力活下去，決心堅持以前那些提神的老習慣，帕特·尤特金早上還是會來繼續口述儀式，而且直到10月末，他還在堅持回信，
在他生命的最后幾個星期，那些經久不變的熱情和話題又一次出現在他的生活中，他收到了一封來自阿赫瑪托娃的朋友兼傳記作者阿納托里 · 內曼的信，其中附有關于阿赫瑪托娃對但丁的熱愛的思考，伯林對內曼和60 年代的那一代俄國人有種特別的感情，因為他們如此勇敢地忠于大革命前的俄國傳統中最優秀的部分，因此他寫給內曼的遺信——也是他寫的最后一封信——有一種十分明顯的特別的溫柔。
俄國思想家
[英] 以賽亞·伯林 / 彭淮棟 / 譯林出版社 / 2011-1
但是還有一些告別比這還要痛苦，自己幾乎沒有為那些仍然贊同割地求和的遭人圍攻的以色列自由主義者做一點點事情，這讓他深感苦惱，他的英雄屠格涅夫即將死于肺癌的時候，在波琳·維亞多的幫助下用口述的方式寫成了《海上火災》，為自己洗脫懦夫的罵名；像前者一樣，伯林也口述了一份公開呼吁書，希望在以色列能夠達成政治妥協，1997年10月16 日，他自己——沒有受任何人指使——寫下了一份聲明，懇請以色列人民接受與巴勒斯坦人進行永久性土地分割。耶路撒冷必須繼續作為猶太國的首都，但他同時又敦促以色列人同意聯合國制定的一份國際保證書，以保障穆斯林進入耶路撒冷圣地的權利以及巴勒斯坦人在耶路撒冷的居住權，他告誡他們，如果不這樣做，只會帶來雙方堅持本民族第一的恐怖分子無休無止的恐怖活動以及野蠻的戰爭。他把這份呼吁書寄給了與他關系最好的以色列朋友阿維賽和埃德娜·馬加利特夫婦，他這樣做等于是在對自己的生活做一番整理，與自己的良心言歸于好，
1997年10月23日，首相托尼·布萊爾給伯林寫了一封關于歐洲左翼黨派的未來的信，早在1991年，史蒂文·盧克斯就曾采訪過他，當時伯林對于左翼黨派本身到底有沒有未來都深表懷疑，不過那次采訪的情況只出現在《展望》雜志上，后來又于1997年9月被《周日電訊》摘錄。他問道，新觀念都在哪兒呢？自由主義和社會主義向來就既是兄弟又是仇敵，伯林的消極自由主義學說是在哪怕有最好初衷的社會主義家長制下為自由進行的抗辯。布萊爾在這一點上想要提出異議，首相想知道，難道不正是西方社會中“消極自由的局限性”促使一代又一代的人們去尋找某種高于“放任自流”的社會模式嗎？他指出，毫無疑問，“積極自由”也有其合理性，“不管它在蘇聯模式下產生了什么樣的破壞作用”。伯林的思想仍然保持著挑釁的力量，但是現在他病得太厲害，以至于他連給首相寫回信的力氣都沒有了。
10月的最后一周，以賽亞提出要見見我。他坐在海丁頓宅樓下書房門邊的一張安樂椅里，左邊的桌子上凌亂地放著幾本還沒有讀的書刊。他瘦削而蒼白，無可挑剔的花呢西服松垮地披在身上，談話間，我幫坐在椅中的他挪挪位置，把他扶起來的時候，我十分震驚地碰到了他西服下突出的肋骨。他的身體雖然虛弱，頭腦卻很清醒，他身上那種強烈的興奮是我以前與他在一起的時候從來沒有見過的。他談了談自己面前那幾種多少有些殘酷的選擇。醫生說，他食道的收縮和體重的減輕讓他們除了在他的胃里插進一根營養管之外別無他法，這種辦法令他覺得郁悶，不過他采取的是聽天由命的態度：他輕輕聳了聳肩說，已經沒剩下什么可行的好辦法了，但他真正想說的并不是這個，我把椅子拉到他面前，我們倆的膝蓋幾乎碰在了一塊兒，他傾過身來，興奮地低聲講著，在自己廣闊的人生場景中回環往復，糾正著關于某個細節可能發生的誤解，擔心我會曲解他的某些懺悔之言或題外話。想到他一直在擔心自己傳記的真實性，我覺得很難過，他應當把所有的精力集中起來，放在更重要的事情上。但是我沒法讓他改換話題，他想讓關于自己的記載盡可能忠實，這一點也很傷腦筋，因為這并不符合他的性格。以前他一直說自己并不介意我是如何理解他的生活的。這樣，我們倆就都比較輕松。對我的工作，他小心翼翼地養成了毫不在乎的態度，這其實是一種大度的表現，一種試圖為我們兩人的友誼減輕壓力的努力，但是現在，我們倆都面臨著最后那一刻，這時語言突然呈現出一種前所未有的緊迫性。
在過去的那么多個下午，時間在我們面前大步前進，壁爐架上的鬧鐘每到整點的時候就會敲響，他漫無邊際地講著自己一生中發生過的一切—現在，時間卻短得讓人害怕，我眼睜睜地看著他的精力潮水般消退下去，他剩下的力氣只夠他再談一個想法，他用只比耳語稍稍大一點的聲音對我說，他有多愛艾琳，她又如何始終是他生活的中心，這是他最想讓我明白的一點。我說，我明白。這時，我握住他的手，想讓他放心，我一定會盡力。雖然我并沒有說出來，但我的意思是，我會盡力不違背他的原意。我會報答他十年前如此寬容、如此毫不計較地對我表示的信任。直至今日，我仍然在想，他到底知不知道我想說的是什么，離開的時候，我在他椅子前俯下身子，像往常一樣先吻了他的雙頰，然后又吻了一次，艾琳送我出來之后，我沿著車道走去，經過樓下書房的窗外，最后一次看見他坐在那兒，頭垂在胸前，睡著了。
11月4日下午，他來到醫院接受營養管插入手術，第二天傍晚，正處于術后恢復過程中的他再次窒息，隨即與世長辭，11月7日星期五——也就是當英國每一家報紙以及北美和歐洲的多數報紙都登出了他的訃聞，而以色列各報紛紛刊載他最后的那份和平呼吁書的時候——他被葬在牛津沃爾弗柯特墓地的猶太葬區，家人和朋友鏟起濕土撒在他的墓穴中，接著大拉比用希伯來語和英語祝禱：
愿他的靈魂居于永生之域，愿我們對他的懷念永為祝福，
他逝世后數天內，大西洋兩岸的各家報刊均在通常用于刊登政治家訃聞的專版上給了他位置。多數訃聞的語氣是反思與尊敬的，不過也有來自左右兩派的一些惡毒之詞，這些攻擊文章進一步證實了他本人始終相信的一點：盡管他取得了如此巨大的成功，他的立場一直比多數人以為的要狹隘，而他的自由主義也始終是身陷重圍的，
自由及其背叛
[英] 以賽亞·伯林 / 趙國新 / 譯林出版社 / 2019-12
但同樣明顯的是，他一直受到大家的愛戴，特別是在他的第二故鄉英國的人民當中。他在全靈學院的同事威廉 · 沃迪格雷夫在《周日電訊》上的一篇文章中說：“如果你一定要知道我所說的理想的英國人特點是什么樣子，我想請你看一看由拉脫維亞、猶太、德國以及義大利幾種歐洲文化混合而成的一個人，我想請你看看以賽亞 · 伯林，”
在漢普斯特德猶太教堂、牛津的謝爾頓劇院和英國駐華盛頓大使館分別舉行的紀念儀式上，他最親近的朋友們試圖說明他對他們的意義，并且紛紛回想起他身上的與眾不同之處，在華盛頓，凱瑟琳 · 格雷厄姆回憶道，當別人要求他放慢說話速度好讓美國人聽明白他的意思時，他回答說：“對，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但是如果我真那么做的話，就會變成一個大不相同的人，一個大不相同的人。”在牛津，他來自耶路撒冷的朋友阿維賽 · 馬加利特認為以賽亞是“流亡者中的王子”。諾埃爾 · 安南說，以賽亞讓他學會了“更清晰地思考、更深刻地感受、滿懷希望并且相信生命”。當已是白發蒼蒼的斯圖爾特 · 漢普希爾倚在一根拐杖上，贊美他這位“給自己帶來新生的朋友”的時候，他的聲音突然哽咽了，伯納德 · 威廉斯說，他永遠都不會忘記以賽亞聽音樂的樣子，“身體略微前傾，歪著腦袋，傾聽著，超出任何言語、任何爭論、任何歷史之上”，
在遺體告別儀式上播放的音樂是從他過去聽過的各種各樣樂曲中選出來的，唱詩班領唱者的挽歌、伊薩克 · 斯特恩演奏的一首巴赫的薩拉班德舞曲、選自貝多芬的四重奏（作品第130號）的行板以及阿爾弗雷德 · 布倫德爾在寂靜的漢普斯特德猶太教堂演奏的舒伯特B小調奏鳴曲里的中速行板。鋼琴家對這位他曾經希望是自己父親的人的贊美飽含著那些愛他的人們在對他的哀悼中無法表達的一切，當余音裊裊散去，教堂里的人們魚貫走上北倫敦冬日的大街時，許多人的心都被一種共同的不祥之感攫住了—沒有以賽亞對他們所作的評價，這樣的事件就永遠不會變得完整。我們在離開一個重大場合的時候，第一次享受不到過去在這類場合結束時必不可少的聽到他的耳語聲的樂趣，做出所有那些重要評判的那個人已經與世長辭了。以賽亞八十五歲那年，我曾經問過他，生活中什么事情最讓他感到吃驚，“在這么多的恐怖當中，我居然如此平靜而幸福地活過來了，這一點是最讓我吃驚的，”身為幸存者的罪惡感始終是他幸福生活中的陰影，他怎么能夠忘掉黑暗呢？它就是他自身的一部分。這是“有史以來最糟糕的一個世紀”，在這個世紀里，野蠻破壞了無辜者的生活，殺人犯的瘋狂行為披上了理性的外衣，正是對包圍著他的黑暗的這種認識賦予了他最好的作品以一種帶著憂郁感的雄辯，并且使他對自己的學術生涯充滿熱情。但是他并沒有允許這個時代對自己的天性發號施令，傳記是獨一無二的人的藝術，而他絕對是獨一無二的：他的聲音和頭腦以及這兩者的戲謔和頑皮，他生存方式的輕松還有他最優秀的那些思想的嚴肅，都是那么與眾不同。在一個黑暗的世紀里，他向我們展示了一個有才智的人的生活應該是什么樣子：充滿懷疑精神與諷刺意味，不偏不倚，并且無拘無束。
（標題為編者所加，本文經譯林出版社授權發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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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拿大] 葉禮庭 / 羅妍莉 / 譯林出版社 / 2019-10
以賽亞·伯林有著多重身份和傳奇的經歷：生于俄國，猶太血統，英國學者。作為20世紀重要的自由主義知識分子，他與各界的許多名人都有交往。這本根據大量資料和伯林自己口述寫成《伯林傳》，記述了他如何在復雜動蕩的歷史環境中走出自己的生活道路，并對自由和多元主義等重要問題形成了自己的獨特觀點。傳記作者（亦為著名學者）葉禮庭保持一種平衡的態度，欣賞伯林的思想，但對其弱點也不加回避，正是伯林身上這種人性的真實讓這本書和這個人散發出永久的魅力。
自1987年9月始的十年里，葉禮庭定期拜訪伯林，同他一起回憶人生，重新經歷他在俄國度過的童年、牛津的求學歲月、美國的外交生涯、對蘇聯的訪問，以及不曾遠離思想前線的學術生活。這不是一部用文獻堆砌而成的人物評述，而是用伯林自己的回憶寫成的思想傳記，在本書中，你會看到伯林如何經歷暴風驟雨的20世紀，度過誠實且負責任的一生，并且從這個世紀的災難和成就中提煉出他回響至今的原創思想。
伯林說的是人類諸價值在實質上的不可調和性,跟犬儒有什么關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