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羅馬歷經三個社會政治組織形體，分別是早期的王政時代、共和國時代以及帝國時代，這三個時期雖然都是以奴隸制經濟核心基礎的。
但是無論是政權組織形式、管理機構還是在經濟文化上，都展現出了既然不同的發展模式，而且每兩個社會政治形式更替之時，也就是王政時代轉向共和國時代，共和國時代轉向帝國時代，
這兩個關鍵時期，古羅馬社會經常會出現非常深刻的變革，從王政時代向共和國時期轉變之時，就已經出現了非常激烈的社會階級斗爭，
平民由于不滿這種極其專制的貴族政治，主動與奴隸階層聯合起來，共同對抗貴族勢力，并連續發動了平民撤離運動，
就此使得貴族勢力不得不選擇妥協，最終在政權組織形式上，給予了羅馬平民官、保民官的位置，這也是羅馬進入到共和國時期的重要標志，影響非常深遠。
不過隨著社會階級矛盾的再度尖銳，特別是奴隸階級和羅馬奴隸主之間的關系愈發惡化，此前繁榮的羅馬社會，實際上促進了人本主義思想的進一步傳播，
而在這種思潮下，羅馬奴隸主對于奴隸的態度卻愈發惡劣，將其視為“會說話的工具”，這直接導致了雙方之間的矛盾不可調和，到了共和國中后期，奴隸起義的接連不斷，成為了社會主體。
奴隸頻繁起義實際上對于羅馬共和國時期的穩定，造成了巨大沖擊，與之相適應的便是羅馬共和制度，在奴隸起義戰爭的沖擊下，也逐漸走向了接替，
雖然在共和國后期相繼出現了格拉古兄弟的民主改革，但是這也只是治標不治本的舉措，最終在斯巴達克起義運動的沖擊下，共和國末期的古羅馬，進入到了不倫不類的三頭同盟政治時代，
為什么說其是不倫不類呢？三頭同盟政治模式的醞釀、出現以及發展、確立，都是有著非常深厚的歷史背景的，可以說其是當時特殊歷史時代、特殊歷史環境下的特殊產物，
而且三頭同盟政治體制的確立，標志著古羅馬共和時代的結束，從而開啟了下一個新的政治體制，這就是我們熟知的帝國時代，
因此，可以將羅馬共和國晚期的三頭同盟時代，被認為是一個承上啟下的重要階段，在這個階段中，古羅馬的政治、經濟、文化等，都出現了非常顯著和深遠的變化，
而這些變化一方面推動了的羅共和國馬走向滅亡，一方面帶領羅馬人迎接了一個全新帝國時代的到來，
有人說羅馬三頭同盟，實際上是也屬于共和體制，畢竟有三大軍政勢力相互牽制，避免了寡頭政治的出現。
針對這種說法，筆者認為其有一定的道理，畢竟這樣的三頭同盟體制在出現之后，確實對于挽救羅馬共和國起到了一定積極作用，但是我們也要看到，在這種所謂相互牽制政治局面的背后，實際上卻蘊藏著更強烈的分裂趨勢，
也就是說，三巨頭是不會出現妥協退讓之意愿的，他們各自的目的都是為了實現自己對于羅馬政權的掌控。
共和國時期的羅馬，開始了其歷史發展進程中的第一個黃金時期，從內部穩固政權體制，全力發展奴隸制經濟，再到外部不斷發動軍事擴張戰爭，逐漸奠定了在地中海周邊以及歐洲地區的霸主地位。
從經濟上的富足，到政治上的穩定，再到共和國的繁榮發展，在整個共和國前中期，羅馬可以說一直是舒舒服服的過日子，由此稱其為羅馬的第一個黃金時代也不過分。
古羅馬的三巨頭政治，在今天也是引發了眾多學者的關注，從其產生的根源來看，雖然是元老院長期把持政治所導致的直接結果。
但是更為深層次的原因，還是當時社會階級矛盾始終無法成功解決，特別是統治集團內部的斗爭愈發激烈，最終使得軍事力量的崛起，
三政巨頭治的出現，其實也代表了古羅馬邁向帝國時代的重要標志，因為三巨頭雖然從其人生背景來看，都屬于當時的大奴隸主，但是不可否認的是，在這種奴隸主身份的背后，其更是通過軍功崛起的軍事貴族集團，
軍事貴族的出現，一方面證明了共和國晚期社會動亂頻繁發生，另一方面也證明軍事貴族，正作為一個極其重要的政治力量，出現在羅馬的歷史舞臺之上。
這為后來羅馬人進入帝國時代奠定了基礎，提供了統治條件，因此三巨頭政治有其產生的必要條件和時代要求，也有其最終的歷史使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