書接上文：戰爭中的孩子能走開嗎？太平軍中的兒童生活（上）
盡管太平軍中嚴令禁止掠奪裹挾兒童，但在清方文人的筆記中，此類行為卻屢見不鮮：“幼者多擄為子，”（佚名《金陵被難記》）“賊擄其子以去，年方十一齡，婦（秀水朱成章妻沈氏）呼天大慟，曰：‘我奉姑守禮，而天奪我嗣，天乎？命乎？我生何為？’遂投香海寺西偏龍潭以死，年四十五，”（沈梓《避寇日記》）“男館也搜，女館也搜，斗見幼少撐雙眸，父母長跪求，兒哭聲啾啾，長發鬇鬇奪之去，短刀壓背繩牽頭。”（馬壽齡《金陵城外新樂府》）。
亦有部分抗拒無力，迫于形勢的家長則會將孩子主動獻出，據（被太平軍裹挾的）南京文人李圭在其《思痛記》中回憶到：一個左腿折斷之人“聲極哀楚”地對一喬姓太平軍頭目說：“我止有此子，十三歲，世道若此，總難存活，知喬大人待人極好，送來服侍大人。”不過李圭分析老人獻子絕非自愿，而是：“此老蓋逆料其子，斷不能留，不如出而獻之，較勝于捉去，得以不死，或冀他日逃歸耳。”
李圭（1842年－1903年），江蘇江寧（今南京）人，大陸近代郵政倡導者之一
太平軍在占領區擄掠幼童的行為，給民間帶來了一片緊張恐慌，在太平軍沿江東下，劍指南京時，江南民間就盛傳：“在數難逃，三口并一腳，家家戶戶見底高，童子童孫，在數難逃，在數難逃。”
這其中盡管夾雜著清方文人的的惡意詆毀，但太平軍中存在的大量幼童仍舊為清軍提供了抹黑口實，影響到太平天國爭取民心的政治宣傳工作。
這些被擄入營中的孩童，無不“非常驚恐，如醉如癡”，“茫然不知悲戚”。雖然“皆不免以俳優畜之”（杜文瀾《平定粵匪紀略》）但待遇上還是有明顯的分別。
滌浮道人所著《金陵雜記》中記載：“緣自洪逆以至偽旅帥，皆有幼童打扇，又自偽丞相以至偽卒長圣兵，凡粵楚真賊，均準擄帶幼童以為義子義弟，總名為帶娃崽。賊將娃崽眉目清秀者即為義子義弟為打扇，其次為之拉馬執刑杖引導，再次即為其打偽執事，粗拙者即為之牧馬，”
蘇州文人潘鐘瑞在《蘇臺麋鹿記》亦稱在天國后期：“（太平軍）喜擄幼孩…其中為分等級：文秀者教以讀書寫字，視如己子，此等甚少；其次則為執役如奚童；又其次則為牧馬如廝養。待其發漸長，年漸長，然后選人兵隊，逐次進階，亦復領眾擄掠，最為兇惡。”
那些俊俏貌美即所謂“文秀者”、“有體面者”、“幼而美者”統統被軍中老兄弟（以發長五六寸為準，即前額蓄發長度至15公分，按照生長周期推算約一年半以上實為其投身“革命”的時長，）收為義子義弟（曰“帶娃崽”）。
香港TVB版《太平天國》中洪秀全之子，洪天貴福之影視形象
畢竟在當時男女分營的制度下，與妻子分離，終日過著刀頭舔血的軍旅生活，戰斗之余不免懷念起舊日的家庭溫馨，在此情此景的觸動驅使之下，收養義子義弟便不失為排解思念的良藥。
這些被收養的孩童自然是恩寵有加，且享有種種特權，如在文化教育上：“教以讀書寫字”，“令通文理者教習讀該逆所撰妖書”；物質生活上：“華服美食互置其前”，“然見手鐲···新擄孩子亦寵···”；人身行動上：“管城門者知系大人的公子，有事出城，不敢盤詰···”
正是因為上述環境待遇的優渥，反倒使一些叛逆的孩童居然“樂不思蜀”、“認賊作父”起來，《賊情匯纂》里就記錄了一位熊孩子洋洋得意、引以為傲的自白：“我父母打罵我，教我讀書，回家何為？此中甚樂，我父是檢點，比學院大多矣，”以上種種，頗令人啼笑皆非，
《賊情匯纂》：潛伏天京的清軍間諜張德堅所著之情報類資料
介紹被收為養子的秀美孩童，剩下那些粗笨丑陋的，就只能“饑進飯，渴奉水，熱揮扇，寒熏被，晝隨馬后夜床第，飽食暖衣恣游戲，市井惡少漸歡喜，乃祖乃父二百年，快活世界無此比，可憐良家子，含垢復忍恥，既不欲生，又不能死，間日省親難仰視。”（馬壽齡《金陵城外新樂府》），
這些從事雜役或者承擔軍事任務的幼童，被統稱為“老弟”。較之官爺們的“公子”，他們不僅有時受到“鞭打酷虐”，更有甚者還會遭“誣以重罪殺之”。
“老弟”的主要職責多為服侍大人的飲食起居，一種是自己的“養父”，另一種是“先生”——即太平軍對知識分子的尊稱，（在唐浩明所著的長篇歷史小說《曾國藩》中，還編排了曾國藩回湖南奔喪途中被太平軍擄去當了一天抄寫告示的先生的小插曲，）
唐浩明所著長篇歷史小說《曾國藩》
資質再次的孩童，就負責養馬，根據擔任英國駐滬領事館翻譯官的富禮賜在其《天京游記》中所見：“有一騎士…馬后有兩小童追隨，其一人一手提著一枝生銹的洋槍，一手牽著馬尾，其他一童則高舉一枝大旗…那兩個跟隨的小奴才是他出征時所擄得的，再也不能看見其家庭或父母了。他們叫他‘大人’，到處跟隨著，”
這類孩童充作大人的“警衛”而“執刀傍侍”，日后經過戰火的洗禮，養成勇猛善戰的性格，勢必成為太平軍的未來兵源之一，
講述太平天國運到時期上海“小刀會”孩兒兵利用賣西瓜與清軍斗爭的小人書《西瓜炮》
太平軍在占領南京初期，執行的是“男有男行，女有女行，不得混雜”的管理方針。“男女別營”導致即便夫妻亦無從見面，在這種濃郁的“禁欲主義”氛圍下，難免會發展出同性之間的“超友誼關系”，在清軍江南大營擔任文書的馬壽齡以“狎孌童”詩介紹到：
人心不同各如面，水炮不如銅鼓便。
招邀激蕩兩雄俱，玉貌朱唇大線辮，
噫嘻！老兄弟帶娃崽，甘言誘之娃崽悔，
少年莫逞好顏色，城外兵如城里賊，
彼時的軍隊中多有不少黑話暗語，清軍太平軍兩邊都能通用，如詩中所謂的“水炮”即“打水泡”，指奸淫婦女；而“打銅鼓”實則為“打童股”，即雞奸男童（詩中言下之意，軍中女子不好找，男童倒是“近水樓臺”），前文中引用過的“帶娃崽”一詩中，“晝隨馬后夜床笫”之句亦能反映軍中孩童白天隨大人跑腿，晚上還要為養父“侍寢”的現象。
陳凱歌執導的電影《霸王別姬》就有相關情節暗示
負責雜役之孩童逃不出老兄弟的魔掌，被收養的孩子亦在劫難逃。1860年被裹挾入太平軍的一名文人就被一金姓裁縫告知：“稱呼江北老長毛，當以大人呼之，童子雖系江南人，賊擄為己子，名為父子，其實是龍陽君，當以公子呼之，”
這些“公子”自入營伊始，就被“扎繡花紅巾，月青縐長衣，天青大呢珍珠毛短褂，紅縐套”一身女子裝扮，舉止投足亦模仿女性，其真實目的便是在夜間“侍奉”養父。
李圭介紹了一名駐扎在江蘇溧陽的酈姓太平軍頭目之養子：“（桂芳）江右人，貌韻秀，通文墨，年十六，為酈擄充公子，今八年矣”，桂芳“喜作韻語，纏綿悱惻，頗如其名”——十六歲的男兒郎活生生被養成了一個偽娘，
當然，不光異性碰不得，同性戀也是軍中所禁。太平軍對此有嚴格的規定：“凡奸老弟，如十三歲以上皆斬，十三歲以下專斬行奸者；如系和奸皆斬，”（張德堅《賊情匯纂》）
滌浮道人所著《金陵雜記》中還記載了執行情況：“去春（咸豐三年春/1853年），群賊中多有犯雞奸者，遂將該童毒打，必致認誣而后已，從此即未聞有雞奸之事矣。”
《賊情匯纂》則云：“奸淫之禁，賊令甚嚴…然男子強奸和奸之案則無從犯者，蓋賊多無賴惡少，此風最甚，凡見俊美子弟如獲至寶，或認為公子，或帶為老弟，同居一室，雖有分床之令，更深夜靜，其誰察之？況夫比比皆然，互相回護耶？”
由此可知同性雞奸的案列在太平軍中司空見慣，已是公開的秘密。所謂查處工作也不過流于表面，變成走走過場罷了，而相比成人，兒童更易于控制，因此在嚴酷的刑法下，老兵們仍然抵不住肉欲的誘惑便向兒童伸出了黑手，
不過需要注意的是，龍陽之癖自明代中后期就在商品經濟發達的江南地區流行開來，晚明的江南社會上便有大量的“契父”、“契兄弟”。因此到了太平天國運動時期，事實上無論是太平軍還是清軍，都存在以收養幼童而行奸褻之事的現象。
在太平天國運動后期，軍中兒童的比例明顯提高，成為了太平軍中頗為惹眼的一道風景線，甚至成功吸引了到“外國友人”的目光，如英國駐廣州領事巴夏禮在1862年寫給英國議會的報告中稱：“眾多的男孩也是叛軍成員中一個不同的特征”；富禮賜在蘇州所見亦是如此：“太平天國運到的特征之一就是軍隊中人數極多的少年。”
哈里·斯密·巴夏禮爵士（Sir Harry Smith Parkes 1828－1885），十九世紀英國外交家，與大陸淵源頗深
究其上述變化的原因，大抵有以下兩點。其一便是“天京事變”后，天大陸山頭主義與腐敗作風的加劇，
洪秀全在剪除楊秀清、韋昌輝，逼走石達開后，為了緩和日益嚴峻的軍事危機而對地方統帥（如陳玉成、李秀成等）形成的山頭主義無奈地加以默認。但為了分化這些勢力，他又下了一招臭棋，即大肆封爵，其結果便是導致了天國的愈加分裂與混亂，
位于江蘇省蘇州市東北街，毗鄰拙政園的太平天國忠王李秀成王府
在軍紀日益敗壞的情況下，迅速壯大自己的隊伍就是天國后期各將領們加官進爵的有力支持與必要保障，據巴夏禮的觀察：“他們的官員或首領的升遷好像取決于各自奴仆或侍從的人數，而不是他們的能力和業績，”
根深蒂固的官本位思想促使那些新晉上位的天國諸將紛紛大講牌面，而彰顯他們身份之一的重要標志便是隨侍幼童的多寡，因此天國后期對民間兒童征招之風愈演愈烈，結果“賊有偽職者，皆有小童，”
如在浙江吳興南潯鎮，駐守此地的一名太平軍頭目收了一個養子，于是“各絲行皆送賀禮，占逆發請帖款客，年輕膽壯者競爾赴宴”。那些被收養的孩童們在如此攀比的風氣下，亦變得“倚勢橫恣，無所不為，”
伴隨著這種趨勢，軍中生活的腐化更是顯而易見，文人李光霽在其《結余雜識》中介紹了一位曹姓太平軍頭目的生活：“曹每飲必命小僮六七人以笙笛侑酒，繼以喇叭鉦鼓，繁聲聒耳，賊顧而樂之，”
由陳可辛執導，李連杰、劉德華、金城武主演的電影《投名狀》（蘇州黃姓守將身后二人正在唱戲）
本是太平天國禁止演戲的法令，此時已形同虛設。天國后期，將領們公開尋歡作樂，蔚然成風，太平天國法度廢弛、領導層控制力弱化，這又與太平軍中肆意蔓延的“帶娃崽”之風互成因果。
另一個導致太平軍中孩童激增的原因就是：長年征戰對士兵的消耗及控制地區的不斷變更使得太平軍無法獲得穩定的兵源，軍中幼童作為后備兵源的重要性愈加突出，
在浙江余姚的太平軍有三分之二為新征（裹）召（挾）的村民，他們未經訓練、滿腹疑懼、戰斗力低下，能真正稱得上是兵的則“不過是14歲或16歲的男孩子”，他們構成了天國后期某些部隊的核心。不僅余姚如此，附近的寧波亦然：“（孩童們）抵擋得住那些…進攻寧波的清妖，”可以說天國后期軍中幼童的增多反映出太平軍戰場處境的日趨惡化，
太平天國運動后期因山頭主義盛行，將士們謀取私利、部隊軍紀腐敗、士兵來源匱乏，征招民間孩童入營卻蔚然成風，此舉給民眾帶來了極大痛苦，惡化了天國的軍民關系，也對軍隊內部的團結產生了不良影響，
錯誤的政策嚴重孤立了天國政權，將群眾推向了對立面，從而失去了最廣泛的基礎支持，這成為了太平天國迅速敗亡的一個重要原因。
資料來源：侯竹青、陳志剛《軍中幼童：對太平軍戰爭史的另外一種解讀》
夏春濤《太平軍中的婚姻關系與兩性關系探析》
徐偉民《太平天國“童子軍”考》
羅爾綱《太平天國史》
凌善清《太平天國野史》
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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