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命的擺渡人

“我知道你要說什么，我不反對，孩子得這個病沒辦法，我們都努力了。”父親最終做出決定，男孩捐出心臟、肝臟、腎臟、肺臟和角膜，挽救了5個人的生命，還讓盲人重獲光明。

器官獲取手術，受訪者供圖

文 | 新京報見習記者 彭沖

編輯 | 左燕燕 校對 | 吳興發

本文約4231字閱讀約8分鐘

多年以后，劉源仍能清晰地記起，自己協調一名15歲男孩捐獻器官的場景，

因為腦膠質瘤，男孩做了幾次手術，效果都不理想，已經出現腦死亡。去見家屬之前，劉源內心很忐忑，應該怎么勸說，門是開著還是關著，發生沖突怎么逃跑，他都想了一遍。

但當孩子父親站在自己面前時，劉源還是開不了口，只聽著這位父親回憶男孩和家人的感情，還有考卷上的一個個好成績。到了飯點，兩人來到一家涮肉館，要了一瓶二鍋頭，

幾杯酒下肚，孩子父親紅了眼眶，

“我知道你要說什么，我不反對，孩子得這個病沒辦法，我們都努力了。”父親最終做出決定，男孩捐出心臟、肝臟、腎臟、肺臟和角膜，挽救了5個人的生命，還讓盲人重獲光明。

作為北京佑安醫院的一名器官捐獻協調員，死亡，是劉源繞不過去的話題。

他每日奔走各地，尋找發現潛在的器官捐獻者、向家屬宣講器官捐獻政策。在即將失去親人、陷于悲痛中的家庭面前，他一開口，迎來的可能是質疑、冷眼和咒罵，

但人們的觀念在不斷變化，以前，劉源的成功率不高，現在，10次協調能成功5次，工作六年來，他已成功協調310余例器官捐獻，自己也已簽署了器官捐獻志愿書。

今年是大陸器官捐獻工作開展十周年，全國累計器官捐獻志愿登記已達251萬人，完成公民逝世后器官捐獻3萬余人。但據統計，每年因終末期器官衰竭而等待移植的患者約有30萬人，缺口依然很大，

這讓劉源對這份工作的信念更加堅定。

“挽救了需要器官的病人，雖然我不認識，但是有意義，”

尋找潛在的器官捐獻者

10月30日17時06分，首都醫科大學部附屬北京佑安醫院，

一臺耗時一個半小時的器官獲取手術剛剛結束。根據此前電腦系統的匹配結果，取出來的兩個腎臟和一個肝臟，將分別被移植到三位患者體內。

從手術室里走出來的，除了醫生，還有器官捐獻協調員劉源。他并不知道哪三個患者的生命將因此“重啟”，但他熟悉手術臺上呼吸停止的人，還有面前流著眼淚的家屬，

2014年以前，劉源還是一名肝膽外科醫生。

他見過很多重癥病人眼巴巴等著器官移植來救命，但最終也盼不來一個機會，“沒有器官，有再好的醫術（醫生）也無能為力、無濟于事，”

那年11月，劉源放下拿了11年的手術刀，成為北京佑安醫院的一名器官捐獻協調員，這算是一個新興職業，其中一個重要職責就是發現潛在的器官捐獻者。

但尋找器官的路并不好走，從2015年1月1日開始，公民自愿捐獻是唯一的合法來源，但老百姓幾乎沒聽說過，甚至很多醫護人員也不理解，

“病人到這種狀態，家屬往往很悲痛，誰還和他們去談論這種事情，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為避免醫患之間產生矛盾，醫生往往也很抵觸，

劉源決定先讓醫護人員改變觀念，讓他們參與進來。法規對器官捐獻者的要求是：達到腦死亡狀態或者臨終狀態，但器官功能還相對完好，

這種病人往往在各個醫院的重癥監護室里。

成為器官捐獻協調員的第一天，劉源就跑了多個醫院，通過同學和朋友介紹，認識了重癥監護室的醫生和主任，他這樣告訴醫護人員，和家屬提器官捐獻時不要不好意思或難為情，而是站在家屬的角度，抱著來幫助家屬的心理，

重癥監護室里，有的病人已病情危重難以治愈。患者家屬處于兩難的境地，還要承受著經濟和心理上的雙重折磨，繼續治療下去，看不到希望；可若是直接選擇放棄，既不人道、親情上又難以割舍，

“現在，器官捐獻為危重病人增加了一個選擇，對病人來說是一種生命的升華和延續，對社會來說是有意義、有大愛精神的，也能挽救更多病人的生命，”劉源說。

通過醫生提供一些潛在的案例，做一些前期溝通的鋪墊，如果家屬不排斥，劉源和團隊其他成員會再去跟家屬做進一步的溝通。這樣一來，家屬有一定的心理準備，協調成功率也會高一些。

“坐外面的位置，方便跑”

“器官捐獻是自愿的，我來的目的只是和您講清楚器官捐獻的政策和流程、您的權利和義務。最后同意也好，不同意也罷，是由您全家做出的理性決定，我們是尊重的。”

六年來，每次見到病人家屬，劉源都會重復這段話。而和家屬的溝通，也是整個器官捐獻協調過程中最中心、最重要的環節。

“做這份工作很考驗溝通能力，也需要一定的社會經驗和體驗。”劉源接觸的家屬來自各行各業，有大城市里學歷高、收入高的精英，也有來自偏遠山村的農民，“和不同的人有不同的溝通方式，要與對方找到一個心理上的共同話題和目的，”

劉源辦公室里心理學、溝通相關的書籍，受訪者供圖

劉源辦公室的書柜上擺滿了溝通、心理學相關的書籍，他常常要翻一翻，

在他看來，和家屬的第一次見面至關重要，“如果初次溝通不成功的話，可能就沒有再次溝通的機會了。”為了能贏得家屬的信任，交流過程中，劉源要時刻注意自己的談吐和舉止，“衣著要整潔得體，不論是語言還是非語言方面的表達，都要注意營造親近感，”

他還記得自己接手的第一個潛在案例，那還是2014年，一個單親家庭的15歲小男孩，因為腦膠質瘤做了好幾次手術，但效果不理想，孩子已經出現腦死亡，

去見家屬之前，劉源內心很不安，他不知道小男孩的家屬是什么樣的心理狀態，也不知道自己會被問到什么樣的問題，

當時，全國還沒有統一的捐獻流程和法治框架，劉源是摸著石頭過河，他怕出現意外情況，家屬坐哪里，自己坐哪里，門是開著還是關著，發生沖突的時候怎么撤離，怎么逃跑，他都在腦子里想了一遍。

“我想著要坐外面的位置、靠門的地方，這樣萬一起沖突，方便跑，”劉源說。

經歷打擊、瀕臨崩潰的人往往很難相信科學的判斷，更有家屬會對劉源惡言相向。每天都和眼淚、抱怨、失望、咒罵等等負面情緒打交道，這難免會讓人感到壓抑，

“負面情緒全灌到我們耳朵里了，但我們的正面情緒輸送不到他們的腦子里。”這些困難考驗著器官捐獻協調員對挫折的抵抗力，

工作淘汰率也很高，很多人做半年或一年就干不下去了。劉源咬牙堅持下來了，他會給自己一些心理暗示，“不能敏感，要想得開，左耳朵進右耳朵出。”

實在不行，他就邀同事喝頓酒，飯桌上互相吐吐槽，發泄一下，但最能支撐他的，是他對這份工作的信念，“去挽救那些需要器官的病人。”

劉源在和家屬溝通。受訪者供圖

“印象深刻的都是那些失敗案例”

“成功的案例都很相似，讓我印象深刻的都是那些失敗案例，有各種各樣的原因，可能是我們的原因，可能是家屬的，也可能是病人本身的。”

相比起成功，劉源遇到的失敗太多了，

他曾連夜趕去郊區的一個小村子，到達時已經是晚上十點。偏遠的村莊里一盞燈都沒有，幾個高大魁梧的病人家屬出現在他面前，把他請進屋，劉源戰戰兢兢地和家屬聊了數小時，也沒能勸服對方。

有的器官捐獻因為捐獻者病情的好轉而中止。

為了全力挽救器官，捐獻者被轉到北京佑安醫院后，醫生會進行不計成本的治療，“每年都有一到兩個病人因此有了好轉的跡象，不再符合器官捐獻的要求，”這樣的“失敗案例”讓劉源很有成就感，“雖然沒有捐成，但是救了一個人。”

但有時候，捐獻者病情的突然惡化也讓劉源措手不及。

他遇到過一位來北京打工、因意外而重度腦損傷的小伙子，病人家屬是寧夏的農民，劉源和他們艱難溝通兩個星期，“說話都聽不懂，方言很重。”終于，父母全部同意，劉源剛剛松了一口氣，重癥監護室就來了電話，“病人不行了，”

這是一份要和時間賽跑的職業。有時候，明知介入的時機不合適、不合理，他還是要硬著頭皮去創造機會，“如果等家屬平靜下來再去提的話，病人可能失去了捐獻的價值，器官功能衰竭了或者去世了。”

曾經，身強力壯的年輕人突然遭遇車禍而腦死亡，一個原本幸福的家庭猝不及防地被悲痛淹沒，劉源先是安撫，最后問出了口，

意料之中的，家屬情緒很激動、也很不理解，“我們都這樣了你還跟我們提這個干嘛啊？我們還想治療呢，你提這個是不是不想給我們好好治了？”

“一個很重要的原則就是，器官捐獻不能影響病人的治療，病人的去世和器官捐獻是沒有直接關系的，”面對家屬的誤解，劉源會耐心地解釋，

他也不斷地反省自己，在這些失敗的案例中摸索著經驗，“我再努力一點，再注意一下細節，再表達清楚、明確、清晰、肯定一些，再多去見兩次面，可能就會成功，”

器官捐獻協調員劉源，受訪者供圖

生命的價值

劉源有一個書包，里面備好了他平日吃的藥、一次性的牙刷、水杯等，“隨時來電話，隨時有潛在案例，隨時提起包就走。”

這份工作沒有固定的時間，劉源每天總是電話不斷，曾經很喜歡打乒乓球的他也已告別球拍多年，他笑笑說，“我們這一行很難發展什么愛好。”

他最輕松的時刻，就是夜里十二點，妻子、兩個兒子都睡著了，他喜歡躺在沙發上看會兒電視。奔波輾轉的人，最享受靜謐夜里、小家庭的安寧和幸福。

“當你體驗了那么多家庭的悲歡離合之后，你就會對你的家庭格外珍惜，”劉源遇到過的最小的器官捐獻者只有7歲。在和孩子父母溝通時，劉源不住地流眼淚，“我也有倆兒子。有了孩子后就覺得，孩子真的不能出事，我們做父母的承受不起，”

器官捐獻協調員劉源。受訪者供圖

如今，劉源已是不惑之年，他也經歷過生離死別的痛苦。2016年，他的阿么去世；去年，他的表哥去世，在和病人家屬溝通時，劉源更是能感同身受。

個人生命的逝去是整個家庭的痛苦，可能整個家的命運都會因此改變，這份工作做久了，年輕氣盛時的小脾氣，跟家人較勁、任性的小毛病，全都沒了，他越來越體會到，一個人的生命不是自己的，而是一個家庭的。

“把家庭照顧好了，保護好自己的健康，只要為家庭、為社會做了貢獻，真到死亡那天，才能不留遺憾，”

見慣了生死的劉源覺得，死亡是一種自然規律和輪回，他更在意的是，死得有沒有價值和意義。而在做這份工作之初，劉源也簽署了器官捐獻志愿書，

像劉源一樣主動登記、愿意在死后捐出器官的人也開始變多，

這幾年，劉源明顯感覺到了人們思想觀念的變化，尤其是在北京，“人們開始接受這個事情了，尤其是年輕人，情況比之前好多了。”

以前，劉源的成功率不高，10個里能有兩三個成功案例，現在，10次協調里能成功5次，

11月初，在北京佑安醫院東側的那間器官捐獻管理辦公室，又有病人家屬推開門，和劉源面對面坐下來，劉源耐心聽著家屬講述自己的顧慮，他和他的團隊，以及全國各地像他一樣的器官捐獻協調員，正在為填上大陸器官移植需求缺口而努力。

他們是死與生之間的中介，是生命的擺渡人，

洋蔥話題

▼

你覺得未來會有更多器官捐獻協調員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