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繁榮、農村衰亡——中華民國的冰火兩重天

華夏大地上為何會燃起星星之火？

談起大陸近代史，無論號稱“血脈正統”的北洋集團還是和“國民”沒多大關系的國民政府，總能讓人爭論不已。有人說北洋政府“硬氣開明、尊師重教”，也有人稱國民政府思想上兼容并包，經濟上黃金十年勞苦功高。那么，那個迷幻的時代，大約究竟是什么模樣？

當我們回顧之時，不能不說，上世紀前半葉的大陸，切切實實是一個撕裂的世界，

你既能輕易舉目望見一張張帶著濃重歐美味的大城市面皮，脂濃粉重、光鮮亮麗；也會輕易感受到周圍整個兩千年封建統治下固化的鄉野村落，荒涼衰敗，但那是國家的四肢血肉，這樣的大陸仿佛看似身軀偉岸卻手腳萎縮的巨人，每邁出一步，腿腳骨頭嘎吱作響，那干巴巴起皺龜裂的皮膚下就會滲出大片殷紅，又是誰的精血？

大都市之夢：

大上海，可算是民國幾十年間所有都市的代表。

（上海1929年的首次時裝秀，右側溫施惠珍正用全英文介紹服裝，她是宋氏三姐妹的表弟之妻（1906~2004）。AI修復照片，來自南卡羅萊納大學部膠片庫。）

高高聳立的華懋飯店和花園飯店（Park Hotel）昂揚氣派，后者更自傲的宣稱“遠東第一樓”，這里有豪華套房、樓頂花園、地下金庫。帶電影熒幕的餐廳提供正宗英式西餐或者精制粵滬菜品。

（民國早期的上海國際飯店/花園飯店，現代價格平均87美元一晚）

西區著名的大華飯店業已被拆，人們無法一窺蔣主席宋女士喜結連理之地的豪華，可新建的百樂門大舞廳（The Paramount）燈光燦爛，大洋彼岸傳來的最新爵士樂和踢踏舞牢牢吸引了無數紅男綠女，時人稱之為“東方第一樂府”。體面闊氣的名頭自然對應著高昂價格，非周末一夜舞會或表演需要揮灑如今大約7000多元人民幣（時值6、7美元），

喜歡刺激的人在哪里？寬闊的跑馬場里比賽激烈，緊攥著香檳票、獨贏票的賭客們人頭攢動、大呼小叫，隨時準備著一舉暴富，明園、申園、逸園三家賽狗場也人聲鼎沸，精明老板還想出一招拉客妙計，讓打扮好的猴子騎在獵狗背上，美其名曰“猴騎士”，

那些愛好尋花問柳的人也去處頗多，若追不上大明星和交際花不用擔心，各類中式西式的妓院早已大門敞開。1917年，英國社會學家甘博（Sidney D. Gamble）統計上海公娼和城市總人口比例為1：137，位居世界八大都市之首，又創下了東方第一乃至世界第一的奇觀。也就是說，舊上海大約20個女子中便有一個娼妓。可官方調查很快打破了甘博估計的2萬保守數據，到20年代初，全城大大小小妓院里賣身女已過6萬。時至40年代，連市政府都稱“上海以賣笑為生者統計不下10萬人，間接賴生者而數倍之。”最火熱的陶陶妓院可同時接待多達100多人，顧客若不預約便根本無法及時行樂。

（1920年代，上海網球俱樂部網球比賽間隙，李家三姐妹正享用點心）

明星、名角一個個接踵而至，校花、交際花一朵朵嬌艷綻放。閃耀燈光下，時裝秀、選美會、嘉年華、舞會酒局一場場毫不間斷，劇院影院一座座紅紅火火，賭場妓院一間間顧客盈門，上海灘的喧鬧似乎永遠不會落幕，這就是民國的一瞥，上海、南京、廣州、北平、漢口……不同的風格，相同的繁華，相同的燈紅酒綠，

（恍如歐美城市的上海南京路街景，1930年，出自格雷戈里大陸攝影集）

（舍伍德.艾迪和陳維平（音），攝于天津，約1917-1919年，出自甘博攝影集）

所有鄉村的現實：

那么，當時全民國93%的人所居住的農村又如何呢？

揮舞的鋤頭、拖動的犁，陽光下田埂間三三兩兩的身影。暮靄中響起的牧笛，茅屋間升起的炊煙，抬頭遠望，仿佛置人于唐詩宋詞中無限田園風情，2000年前“開阡陌”時如此，2000年后蒸汽噴涌輪機轟響時依然如此。那是否千千萬萬農民能夠雞犬相聞，歸隱如桃源？

無論北洋還是民國，對農村那是多加重視從不遺忘。畢竟各省各地的軍爺們沒法憑空用戲法變出炮彈子彈，那得從洋大人處真金白銀的一手交錢一手交貨，攻城略地的炮灰們也總得有人去干，要不怎么成就張大帥蔣司令以及湘軍桂軍的赫赫威名？

民國伊始，規定田賦每畝地收1元5角，到了20年代30年代，農民每畝糧食凈收入大約5至10多元，田賦依舊只收1元5角，看似好生貼心，可這不過只是正稅，譬如富裕的江蘇省，1921年每畝地需給民國政府繳納附加稅9毛1，1929年附加稅陡增至7元之多，到了30年代初，每畝附加稅需要7元8毛，別忘了，先前每畝1元5毛的正稅還得繼續交，其他所謂田畝特捐、漕折特征、滯納金之類更是多如牛毛，

（田里的婦女，約1920年）

據民國時期江蘇南部資料，1929年苛捐雜稅項目有23項，1936年又增至25項，遠遠超過正稅數倍之多，

錢塘附近的杭縣“清季定例，每兩以一元五角計算……民國以來，變本加厲，任意加征。而杭縣今竟已加之九元六角矣，”江山縣的稅費也“非十元不可”。江西省“已超過正稅十倍以上，故江西農民負擔極重，”廣東省稍稍落后，茂名田賦“三年間多了三倍”，番禺同樣“五年間稅率漲高了三倍”，廣西省則高低不齊，有的“其數已達賦額二倍又百分之一十”，有的“因新政繁興，田賦加至四五倍之多”。軍閥地盤爭奪最激烈的四川省，除了正稅，還有軍費、附加稅、臨時派款、煙畝捐、團費等等，農民至少需要繳納每年收入的三分之二以上才能過關。最有名的，當屬灌縣和新繁縣的稅收已經提前五十七年征收，民國農民得把1991年的稅都繳了，其余各地無不大同小異。

鑒于國民政府自廢基層，全國農村基本全由當地大戶、宗族控制，豪紳們尚且可以將不少稅費轉嫁給租種的佃戶，那些貧農除了硬著頭皮湊錢湊糧，便毫無任何回旋周轉的余地了。

（小男孩、鋤頭和籃子，四川遂州，約1917-1919年）

號稱客觀的天津《大公報》在1933年1月27日農村通訊中提到，江蘇省灌云縣田地農戶每畝收入5.2元，田賦以及苛捐雜稅每畝需繳納4.936元。也就是說，農民在地里辛辛苦苦披星戴月一整年，拿到手里一畝還剩兩毛六分四厘錢。這能夠做啥？要知道當時一斤豬肉價格都邁過了三毛大關。古人所說“四海無閑田，農夫猶餓死”，大約便是此種情形。

（抱孩子的婦女，熱河省，約1924-1927年）

（淪為乞丐者，三圖均為北京）

災荒與發財：

大帥將軍們當然不會為這些小事勞神，他們正忙著稱雄爭霸，當時號稱“三月一小打，五月一大打”。根據統計，1912年民國草創到1933年“黃金十年”之中，每年卷入戰爭的省份多達14個，要知道民國北洋時期一共22個省，國民政府時28個省，也就是全國一大半地方隨時都處于戰火之中。“派糧、派款、征兵”，各路軍隊熟練無比，拉夫逼死人命官府毫不過問，因為接下來誰上臺還根本說不清楚。

（吃飯的士兵，四川金堂縣趙鎮，約1917-1919年）

“大兵之后，必有兇年”，民國幾十年可謂災荒不斷，1912至1937年之間共遭遇重大災害達77次之多，其中水災24次、旱災14次、地震10次、蝗災9次、風災6次、冰雹4次、雪災2次、瘟疫6次、大饑荒兩次。完全稱得上無年不災，平均每年全國會遭受3次各類重大災害。

（洪災區人力排澇，天津，約1917-1919年）

如此惡劣環境之下，掌權的蔣主席在1931年公然宣布：“天然災浸，非人力所能抵御。”后又稱：“水旱并至，災區甚廣”，但因“軍需浩繁，支絀萬端，難以為繼”，至于如何救災防災，如何對待受難百姓，蔣主席表示只能指望“來日方長”，連美國《紐約時報》都驚詫道：“大陸恐怕有1500萬人死于饑荒！”

（被收入美國寄宿學前班衣衫襤褸的男孩們，約1917-1919年，后期上色。外國慈善機構吸納了很少數流民或災民）

大小河流無人疏通，堤壩圍堰無人修復，個體小農經濟下的平民們無法應付這些大型防災工程，村鎮的族長鄉紳們也不愿承擔浩大費用，上頭的民國官吏們好似泥人土偶，只有在防災救災款子好不容易撥下來時才會顯露熱情，

30年代時淮河泛濫嚴重，民國政府為此正式成立了“導淮委員會”，老百姓聽到消息一時翹首以盼。結果任命下來的河官除了到處征工拉夫，就是以各種名義攤牌收錢，1934年，委員會發行2000萬銀元水利公債，搞得人們不堪重負。若是花錢治好了河道還好，可淮河兩岸的百姓最清楚個中貓膩，他們嘆道：

“區長蓋樓房，鄉長蓋瓦房，甲長起磚墻……只有民工挖河淚汪汪”。

如此這般，自然水災年年治，鄉下年年淹，

又比如1931年湖北淹了大水，可人們記得先前國民政府是撥了好些錢修壩的，因為那時，湖北省每家每戶都被加收了附加稅作為“堤防積存金”，每年達1000萬元之多，結果這筆款子積存在庫里，只有1928年修筑孫家拐堤壩時用去一些，還剩下2000多萬元巨款。這筆錢好似一坨肥肉，嚶嚶嗡嗡的諸君很快接踵而至，最先，蔣主席以軍餉為名拿去了50萬，稍后，宋子文以軍費挪用1000余萬，再來，湖北省主席方本仁、委員肖萱、水利局局長等一眾官員私吞350萬，剩下的錢已經不多，有人遂將其投入川江龍公司做鴉片生意，哪曉得被拐騙一空，分文不剩。等到31年大水之時丑聞曝光，那又能如何？不過還是不了了之，

水利不修，貯糧不備，各地偶有救災款都被截留，這便是當時國民政府毫不遮掩的露骨態度，

既然國民政府除了收稅抽丁形同虛設，各村各戶只能自謀生路，手握大部分田地的本地大戶宗族勢力可以和官府討價還價，缺乏生產資料的貧困農戶只能淪為佃農終身打長工，或者乞討流落外鄉，僅僅活命便竭盡全力，大批農民不能不借債度日。看到這種現象，國民政府突然靈光閃現，搞起了先進的“農業合作社”。當然，自上而下的頤指氣使雷聲大雨點小，本地鄉紳很容易便讓命令形同廢紙。根據《四川省農業調查》記載，此類合作社很快變成了“收債會”，本質上不過是用“集體的高利貸代替了個人的高利貸”，

在1927年，大陸農業投資回報率平均僅有9.4%，而各類借貸的平均年利率高達36%。即便天公作美，一家人完美避開水旱黃湯，那也不過只是到頭來為債主流汗罷了，

（女乞丐和她的嬰兒，杭州，約1919年）

全國各省的聲音：

至于全國各處鄉村的具體情況我們可以從當年官方和媒體的話語中窺探一二，朋友你的家鄉當時如何？

大省河南的農村“收成少，地價跌落驚人，在十年前每畝值30元的地，現在四五元還無人過問”，

河北農業發達，可連實驗縣定縣都“借貸的家庭是一年比一年多。不免卷入一般的農村破產的漩渦里”，

山東省農民“其生活乃至于水平線以下，其困苦情形，有非一般人所能想象者”。

山西“鬧荒以來，百物為之騰貴，市面大形困難……供給駐軍之費，按村催繳，按戶起派……貪官污吏，劣紳村長，借此侵漁，民不聊生”，

陜西省，“中產之家，都淪為貧民”，“現金已快被刮盡”，

甘肅財政廳長直言不諱：“今日全國農村，整個破產，經濟基礎，全部崩潰。”

塞北的綏遠稱：“農村已呈破產現象”，“農民之窮困，農村經濟之死滯，已達極點”。

察哈爾省表示“完全與綏遠一樣”，

青海鄉村“終年所得，不足納供”。

寧夏農村“日漸凋敝”，

那時模范省山西的閻錫山也承認：“年來山西農村經濟，整個破產，自耕農淪為半自耕農，半自耕農淪為佃農雇農，以致十村九困，十家九窮”。

曾經富裕的浙江“農民只有在遠低于水平線下的生活度日”，“農家貧困，農村破產”。

江蘇魚米之鄉，“即使幸而為富庶縣分的農民，其所負賦稅之重，也足使他們難以維持生活”，“拮據異常”，

安徽省“中小農戶，常苦入不敷出”，寧國縣“全縣盈余農戶僅占5%，虧空農戶占80%”。

江西有《申報》刊登：“原為產米之區，不謂今年米谷之荒，為向來所未有……流離餓殍，觸目皆是”。“最為富庶之贛東……農民多放下禾鐮，無米為炊……榆樹葉、觀音土、苦菜根、野生毛菜、野草根之類，為貧民和糠之唯一食料，慘不堪言”。

湖南省“至少有80%以上的人口，完全生活在饑餓線以下”，“絕糧、自殺、餓斃，以草根樹皮觀音土充饑，販賣人口、搶米，吃大戶，鋌而走險等等，是普遍的在湖南各縣發生了。”

天府之國四川，“農村經濟，已至窮途，自中產以下，已多無法生活，除死亡流離外，其現存者，亦不過勉勵掙扎”，

廣東順德，“馬路上行乞之兒童、老弱婦女，為數不少”。澄海縣“按丁派款，農民驟然增加負擔，加以前年晚造遭受蝗災，去年早造又遭旱災，真是有苦無處訴！”

另一個模范省廣西境況同樣，“許多小地主都淪落為貧農，雇農成分一天一天增加”，

福建農民們在“高利貸，重租，重賦以及苛捐什稅交相榨取之下”，“農村中的失業游民，因此不斷地大量的增加”。

云南本就境況不佳，現在“貧民負債，地主亦有負債者，可見農村經濟枯竭之一般”。

貴州更是如此，“當局的軍閥政客們，不特視若無睹，且反而加緊的剝削，拼命的搜刮”，

海南雖遠，亦無法置身事外，“荒涼凄慘的農村，鳩形鵠面的農民，令人心腸欲裂”，

這些20、30年代各地的《縣志》、《農村調查》、《經濟現狀》活生生記錄下了全大陸農村的普遍現象，天災人禍，苛捐雜稅，土豪劣紳交相侵襲，也就是每個大陸農民面臨的絕望情景。為何他們沒有過上衣食無憂的日子？是不努力、不聰明、不勤勞嗎？和大城市最底層的新興工人階層一樣，他們何曾有過選擇。

（犁地，河北保定清西陵，約1924-1927年）

作為國民仰望的國民政府做了什么呢？不過是急著精心照顧那不到百分之一的“自己人”罷了，

上海灘高樓大廈上絢爛的燈光照不亮四面八方大小鄉村黑沉沉的天，六朝古都天地孕育的王霸之氣也喂不了億萬張嗷嗷待哺行將餓斃的嘴，

結尾也是引子：

“現在國民黨新軍閥的統治，依然是城市買辦階級和鄉村豪紳階級的統治，對外投降帝國主義，對內以新軍閥代替舊軍閥，對工農階級的經濟的剝削和政治的壓迫比從前更加厲害。從廣東出發的資產階級民主革命，到半路被買辦豪紳階級篡奪了領導權，立即轉向反革命路上，全國工農平民以至資產階級，依然在反革命統治底下，沒有得到絲毫政治上經濟上的解放。”

每逢亂世，中華民族總會涌現出為民請命之人。那些身影已經浮現，他們沒有在衣冠楚楚拿著高薪在國民議會里坐而論道，而挽起褲腿下到田里和農民兄弟一起，提起袖子敞開胸膛和工友們一起，

后面，便是筆者接著要講述的下個話題——工農紅軍早期征戰史，

參考文獻：

民國時期的農村與農民（1927—1937）

民國時期農業稅辨析

略論民國時期城市的經濟功能

國家權力、銀行資本與民國時期農村合作社的異化

試論民國時期的戰爭與災荒

民國時期災荒探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