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9.6℃。
這是加拿大不列顛哥倫比亞省利頓市（Lytton）6月29日爆表的氣溫數字，打破了加拿大有統計以來的最高氣溫記錄。
人們印象中氣候涼爽乃至寒冷的楓葉國，正在飽受熱浪的襲擊，
加拿大相關氣象部門在推文中寫道：「（6月29日）下午4點20分，利頓市氣象站報告氣溫為49.5°C，連續3天打破了每日和歷史溫度記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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熱浪滾滾而來，被高溫侵襲的不僅僅是這一座城市，歷史級別的熱浪在迅速席卷整個北美地區。
加拿大西南部的溫哥華，美國西部的西雅圖、波特蘭，東部的波士頓、哈特福德等城市都難逃厄運，氣溫相繼突破地區歷史最高點。
2021年6月29日，北美地區氣溫示意圖。美國西北部與加拿大西南部地區氣溫普遍都在40℃左右，加拿大不列顛哥倫比亞省利頓市的氣溫更是達到了前所未有的4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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熱浪之下，人命為此買單。
據統計，加拿大不列顛哥倫比亞省在五日內的死亡人數（主要為猝死）已達到486例，相比往年同一時段平均死亡人數165例，增加了195%。
不列顛哥倫比亞省的首席驗尸官麗莎·拉普安特（Lisa Lapointe）認為：
「自上周末熱浪侵襲以來，不列顛哥倫比亞省驗尸官服務處接到的死亡報告大幅增加，我們懷疑極端高溫是造成死亡的原因，」
在死亡人群里，最為突出的是老年群體（特別是獨居老人），他們占據了死亡數字中相當大的比例。
警方專門提示民眾要注意查訪年老與有健康風險的親人與鄰居：
「我們可以看到，這種天氣對社區的脆弱成員們來講是致命的，特別是老人和有潛在健康問題的人。在這種極端炎熱的天氣里，我們必須互相探訪檢查，」
北美很多人家中沒有空調，在空前的熱浪下，一些人會選擇睡在政府提供的降溫庇護所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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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認為，老年人身體抵抗能力較弱，容易出現意外而身亡，老年人遇到極端情況，死亡率偏高，這是很簡單的邏輯，
但美國社會學家的研究表明，極端天氣中，老年人死亡人數占比高，并不只是身體因素在起作用，更重要的是社會因素。
1995年，美國芝加哥出現過一次極為嚴重的熱浪，一周之內造成了700多人死亡，芝加哥成了「死亡之城」，
與加拿大熱浪情況類似，芝加哥熱浪中的死者也是以老年人為主，
美國社會學者埃里克·克里納伯格（Eric M. Klinenberg）敏銳地察覺到這個現象，進行了大量調查，在《熱浪：芝加哥災難的社會剖析》（Heat Wave: A Social Autopsy of Disaster in Chicago）這本書中提出了質疑：
為什么許多老人在熱浪中孤獨而死卻無人過問？
為什么老人們不愿前往涼爽的地方或尋求鄰里幫助？
為什么不少老人在死前門窗緊閉，以至于需要警察和社會福利人員大力破門才能進入房間？
《熱浪：芝加哥災難的社會剖析》一書以1995年7月美國芝加哥市遭遇的造成700余人死亡的熱浪為研究對象，作者結合具體的事件背景，提出一個關鍵問題：為什么有那么多人在孤獨中去世？進一步的相關問題是：人應該如何有尊嚴活著和死去。通過對城市家庭傳統、鄰里關系、公共政策、新聞報道等社會環境因素的剖析，作者探討了造成災害的社會因素，這一深入并富有解釋力的社會剖析，使此個案研究具有典范性的指導意義。
作者：[美]埃里克·克里納伯格
譯者：徐家良、孫龍、王彥瑋
出版社：商務印書館
出版時間：2014年
這些追問讓人們意識到，熱浪中殺死老年人的不僅是炎熱，還有社會本身：
（1）獨身生活；
在美國，選擇過獨身生活的人數逐漸增長。這使得越來越多的老年人十分孤獨，如果再遭遇疾病，那么就會基本失去個人活動和交往能力，
（2）失去社會資源；
老人沒有子女照料，在更大范圍中，會容易失去社會網路的幫扶和社會資源的支持。
（3）社會生態惡化；
一些老人生活在貧窮、暴力和疾病盛行的街區中，社會生態惡劣、幾乎沒有公共社交場所，因而老年的社交空間往往也被剝奪。
（4）文化因素。
社會犯罪率上升，使老年人對出門社交逐漸產生恐懼心理，加之美國傳統觀念對個人主義和私生活價值的看重，使得老年人趨于閉門自守，孤立獨處。
這些老年人在沒有社會關系，還受到各類犯罪威脅的情況下，不得不蜷縮在家中這個唯一還算是安全的地方，以求保全自身，
當熱浪來襲時，這唯一安全之處也不再安全。
可是，這些老人又能去哪里呢？
根本無處可去。
在芝加哥熱浪中，正在被抬上急救車輛的老人，
圖片來源：Chicago Tribune
不僅如此，在老年人死亡數量居多的情況下，不同族裔的鄰近社區，死亡率的高低也有天差地別。
比如，某個黑人社區的死亡率是芝加哥熱浪平均死亡率的5倍；而一個相鄰拉美族裔社區的死亡率僅有平均死亡率的1/2。
10倍的巨大差別，難以用簡單的「種族文化差異」來進行解釋。
克里納伯格在研究后提出，這種死亡率差別主要由「社區的經濟活動」和「商業環境的演變」這兩點導致。
芝加哥工業衰落后，黑人社區的商業活動逐漸凋敝，大量居民離開，不少土地變成荒蕪無主之地，成為了犯罪者的樂園。
黑人社區原本負責加強人們社會聯系的教會組織，也因人口流失和經濟衰退而資源枯竭，對老人們的關照非常有限。沒有離開當地的老年人只得終日蝸居家中，動彈不得。
只有一街之隔的拉美社區，情況卻截然不同，
這里商業依然堅挺，商店街道繁榮、廣告牌林立、街上人車眾多，鄰里關系普遍和睦，生活空間一片和諧，正常運轉的教會組織也有足夠的資源給獨居老人提供良好的社會生態環境，在他們有困難時給予幫助，不至于孤獨而死，
在酷熱中，打開消防栓解暑的青少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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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可以看出，當熱浪來襲時，社會關系對老年人有多重要，
甚至可以說，在災難發生時，社會關系是幫扶老人一把，還是與熱浪合謀，決定了老年人的命運，
不過，社區還只是影響老年人生死的因素之一，克里納伯格指出，政府與媒體在熱浪中的作為同樣重要。
人們通常認為，當有重大突發情況時，政府責無旁貸，應盡力幫助民眾解決問題。
那么，1995年的7月，芝加哥市政府做到盡職盡責了嗎？
克里納伯格的觀點是：
完全沒有，
《熱浪：芝加哥災難的社會剖析》中寫道：
「市政緊急事件反應系統要求行政管理者不僅要信任在第一線發回報告的官員，而且要將有關重要資訊上報給有關的決策領導層，醫務工作人員抱怨說，在熱浪期間，消防部門內部的分工以及消防管理機構在處理公共健康危機方面的經驗不足堵塞了資訊渠道，延誤了市政有關部門的應對措施，」
芝加哥市政府對災情預估不足，且沒有準備好應對重大災難所需的設施，直到熱浪爆發的最后一天才發布預警。
為了節省開支，消防部門并未及時啟動應急預案，調動醫務人員，耽誤了救援時間。
期間，城市停電，人們無法抵御酷暑，市政府還順勢將鍋甩給了供電問題。
同時，由于芝加哥市政府為了減少公共服務支出，于是推行改革，把公共服務設施大都轉移給了私人來運營，
但這樣的改革又不夠徹底，結果便是大多數私人公司將資源投入到救援富裕群體中，富有的老人得到了更多幫助，而窮人，特別是貧窮的老人則處于絕對的弱勢地位，
更重要的是，由于民主黨全國代表大會（民主黨內部提名總統競選人的大會，每四年舉行一次）第二年（1996年）要在芝加哥召開，作為市長的理查德·邁克爾·戴利（Lichard Michael Daley）想要打造芝加哥良好的城市形象，在形象工程上大量投資，
這就導致當災害來臨時，芝加哥市政府因害怕形象被抹黑，便全力否認政府在決策上出現的失誤，各個部門互相推諉責任，淡化事件影響，將人為問題全部歸咎于自然災害，在事后調查時表示「這次熱浪是一些關鍵的自然因素罕見地聚合在一起所導致的氣象事件」，人們的死亡是由于「人類在自然肆虐下的脆弱」。
這顯然是不負責任的說法，
1995年受到熱浪侵襲的芝加哥航拍圖。
圖片來源：Climate Signals
而作為「第四權」的擁有者，媒體在此事上亦沒有承擔起足夠的責任，
大部分媒體都在獲取材料后，刊發一些吸引人眼球的文章，以追逐利潤。
在當地頗有影響的《芝加哥論壇報》報道了部分受災者的情況，可并未引起什么反響。
熱浪過后不久，大多數媒體就不再關注這件過了熱點時效的「舊聞」，轉而去追逐更新奇的勁爆消息，
雖然有部分記者在災后進行了受害者回訪，并試圖進行反思，可報社和電視臺的經營者們收到材料后，并不認為幾個月前的事情還能引起什么波瀾，便隨便處理，草草了事。
1995年7月17日，《芝加哥太陽報》的新聞標題為《被熱死的人數可能達到300》。
圖片來源：South Side Weekly
一場700多人死亡的災難不再有人關心，政府發布新的政策，媒體追逐新的消息，仿佛熱浪從沒來過，那些死亡的老年人被所有人迅速遺忘，
可災難不應該就這么簡單地過去，
作為土生土長的芝加哥人，熱浪發生時，年僅24歲的克里納伯格正在加州讀社會學博士，他對家鄉的關愛，讓他將災難作為自己博士論文的研究主題。
經過克里納伯格的調查研究，芝加哥熱浪的悲劇重新進入公共討論中，也引起了人們對災難的深層反思，
美國社會學家埃里克·克里納伯格。
圖片來源：Facebook @Eric Klinenberg
許多災難，雖是天災，更是人禍。
著名社會學家、斯坦福大學部教授周雪光老師在《芝加哥「熱浪」的社會學啟迪——<熱浪：芝加哥災難的社會解剖>讀后感》一文中便指出，各類組織（尤其是政府）理應從此事上吸取教訓，對深層的組織機制進行革新：
「這些現象和問題反映了科層制正式組織的結構在追求效率和適應環境兩者之間的深刻矛盾，……，正式組織大多在規章制度的基礎上運作，這種常態運行的狀態在本質上無法（也不可能）有效地應對突發事件，」
「我們不應該期待正式組織同時擁有常態狀況下的效率和應對突發事件的能力。……，如果提高應對緊急狀態的能力是組織設計的目標，那就需要有針對性地設計新的組織結構。從組織設計上，需要考慮如何在突發事件出現時從常態到緊急狀況的轉化機制，例如如何將原來的常態機制暫停，如何啟動緊急運行機制，以及建立預警系統、多重決策程式等等一系列課題，」
從制度層面提升應對突發事件的能力，是所有政府的責任，
不過，這種提升，并非是要強化政府的權力，將所有公共事務都包攬在自己身上。
相反，在周雪光老師看來，正式的政府組織在應對危機時，由于科層制本身的局限性，無法及時、靈活地處理災害和危險，政府更應該賦權社會自組織，提高社會自身抵御風險的能力，
尤其是在氣候變暖愈發嚴重的今天，人類即便開始關注氣候，節能減排，全球變暖的趨勢也不是一天兩天可以被遏制的，諸如熱浪一類的極端天氣還會層出不窮。
就像這次加拿大熱浪，便是全球變暖所引發的。
世界氣象組織的發言人克萊爾·努利斯（Clare Nullis）就表示，此次嚴重高溫是由「大氣阻塞模式（Atmospheric Blocking Pattern）」引起的，這一模式會導致兩側低壓形成「熱穹頂（Heat Dome）」：
「通常人們會看到一條巨大的高速運動的風帶形成的『急流』推動天氣變化，但這次不是這樣，現在的經歷幾乎像一種『高壓鍋效應』，氣溫能達到非常高的程度。」
加拿大的環境氣象學家阿梅爾·卡斯特蘭（Armel Castellan）認為高溫還將持續一段時間，并警告人們注意防暑：
「我們正在創造紀錄，但在這個季節這么早就創造紀錄實屬罕見。每天早上醒來都會發現溫度更高的日子已持續很多天了，這是很危險的：這樣會導致人們脫水。」
卡斯特蘭的警告非常重要，
事實上，在北美各個地區，已經出現不少因高溫而患病就醫的情況。
截止到7月1日，美國俄勒岡州衛生局已經報告在5天內有633人因高溫導致的癥狀前往醫院就診，華盛頓州的就醫人數則超過1300人，是俄勒岡州的一倍，
一只在炎熱天氣中跳入水中避暑的狗。
圖片來源：Reuters
根據世界氣象組織的數據，65歲以上老人在2018年經歷的熱浪，要比1986年至2005年間的平均水平多出2.2億人次。
這一數字在未來恐怕會更大，
社會的弱勢群體，尤其是老年人，在災害中仍會遭到比其他人更嚴重的打擊。
從制度層面保障弱勢群體的權益，讓人們在天災中不至于死于人禍，這是現代社會文明的重要標志，
一個社會能否推動文明進步，就在于其反思能力。
就像1871年的芝加哥大火，讓這個城市一夜崩潰，卻也重新塑造了芝加哥，其他城市也借鑒了治理經驗，讓悲劇不再重演。
在《熱浪》這本書的后記《永遠在一起》中，克里納伯格記錄了那些死去的獨居老人因無人認領尸體，被芝加哥市政府安葬在公墓。
時隔五年（2000年），當他再次來到這些墓地前時，他發現，雖然從來沒有死者的家屬來訪，但是記者會時不時來這里，
經過這次事件，媒體對災難，也有了更多反思，
而《熱浪》一書之所以能成為社會學的經典之作，讓芝加哥熱浪悲劇能重回公共政策的討論視野，能讓26年后的今天，當我們檢視加拿大熱浪和其他災害危機時，也能從中獲益，很重要的原因就如周雪光老師所言：
「如果沒有一個寬松靈活的研究環境和研究所訓練項目的支持, 使得作者可以從事耐心的長時間的深入觀察, 這項研究也不可能達到現在的深度和力度，」
「一個好的學術作品的產生, 也得益于一個好的學術生態環境，」
因為有言論自由的環境，克里納伯格才能在芝加哥做長期的調查，他沒有遭遇其他國家學者研究本國災難時所遇到的種種阻撓：沒有騷擾、阻礙甚至恐嚇其中斷研究的地方政府，也沒有為了怕得罪地方政府而在事后不敢接受采訪的獨居老人，
也因如此，克里納伯格能夠通過學術作品將這起天災背后的人禍，以社會學家的視野解剖清楚，換在其他國家，這是難以想象的，
災難不可怕，人為因素導致災害加劇也不可怕，怕的是為了掩蓋一個錯誤，用十倍的謊言和暴力手段來層層加碼，錯誤不斷翻倍，最后整個社會掉入塔西佗陷阱，公信力喪失，謠言與陰謀論四起，真相被永久掩埋。
這才是現代社會的悲劇。
而這樣的悲劇，每天都在上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