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人洗衣服做飯，一個人玩耍.父母死于艾滋病后，柳州市牛車坪村6歲的亞倫獨自生活。父親去世后，亞倫攜帶艾滋病毒的消息在村里傳開，亞倫也被擋在校門外，“現在在艾滋病救助工作中，所有的工作阻力都來自歧視。”柳州市疾控中心艾滋病醫生翁虞丘說，(《大陸青年報》，29日)
艾滋病是一種殘酷的疾病，通過藥物治療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緩解，提高艾滋病患者的生活質量。但對于那些無處不在的歧視性思想，卻制造了層層心理障礙，包裹在冰冷的眼神、回避、真誠的恐懼中，妖魔化艾滋病患者，像一條沉重而躲閃的鐵鞭，帶來沉重的心理痛苦和精神折磨，這種“精神轟炸”比艾滋病本身更有殺傷力。
人們已經在采取積極行動消除對艾滋病的歧視，比如中央領導在世界艾滋病日和春節多次看望艾滋病患者，也有一些常見的公民行動，比如寧夏青少年積極打造反艾滋病歧視資訊，三水勞教所艾滋病專業大隊的民警承受著普通人難以承受的壓力，面臨著隨時可能發生的職業暴露風險，處理艾滋病感染者，這是令人感動的，
但在整個人群中，這種做法還是有點稀缺的，尤其是發現艾滋病患者的時候。雖然有些人平時說話很清楚，但還是容易陷入過度自私的怪圈，至少忘記了“皮膚接觸不感染艾滋病”的常識，把艾滋病患者放到其他書里。為了打破這種頑固的慣性，我們需要積極倡導公民精神，
也就是說，普通公民僅僅滿足于口頭的說說而已是不夠的，還應該站在公共利益、社會利益、社會發展的高度，用自身的力量推動思想，用個人的行動為社會的變革添油加醋，用先進的思想給迷失的人送去溫暖的光。這時候我們可能會犧牲一些時間和利益，被批評甚至被排擠，但這是怎么回事呢？只要我們的行動改善了被歧視者的惡劣處境，還有什么比這更令人欣慰的呢？
公民精神日益成為社會的主流精神，并在許多公共事件中閃現，羅彩霞事件和張悟本事件引起了網民和社會的強烈關注，并得到了不同程度的解決。可以說，社會的進步和發展，清晰地見證了公民參與的頑強動力和大陸公民精神的不斷成長。
我們也應該將這種公民精神用于反艾滋病歧視，并將今年世界艾滋病日的主題推向一個新的高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