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謀可寡而不可眾，利可共而不可獨”是晚清重臣曾國藩“六戒”中的第四戒。

曾國藩可以說是晚清分量最重的政治家、戰略家、理學家之一，是毛主席早年最為崇敬的人物之一。毛主席曾說：“愚于近人，獨服曾文正”。可見，曾國藩的思想對毛主席來說是影響至遠的。

如果要具體分析曾國藩對毛主席的影響，“六戒”正是一個很好的切入口。那么，我們具體來看看究竟是哪“六戒”：

第一戒：久利之事勿為，眾爭之地勿往

第二戒：勿以小惡棄人大美，勿以小怨忘人大恩

第三戒：說人之短乃護己之短，夸己之長乃忌人之長

第四戒：利可共而不可獨，謀可寡而不可眾

第五戒：古今之庸人，皆以一惰字致敗，天下古今之才人，皆以一傲字致敗

第六戒：凡辦大事，以識為主，以才為輔；凡成大事，人謀居半，天意居半

如果逐條分析，可能會陷入長篇大論，那么我們還是以題主提到的第四戒“謀可寡而不可眾，利可共而不可獨”來作具體分析吧。

毛主席很膺服曾國藩扎實、厚重的人生風格，曾在讀書筆記《講堂錄》里抄寫了很多曾國藩的話，如“滌生日記，言士要轉移世風，當重兩義：曰厚曰實。厚者勿忌人；實則不說大話，不好虛名，不行架空之事，不談過高之理。”這其實就是經世致用的湘學士風，用毛主席后來的話說則是“實事求是”。

“實事求是”的核心就是一切從實際出發，具體問題具體分析。就像“謀可寡而不可眾”，因為真理往往掌握在少數人手中，這就是“寡”。因為少數人會細心考察，努力求證，因此得出的結論往往是正確的，接近事實真相的。而一旦一個謀略，一次戰略規劃淪入到了開會眾人討論，眾口不一，公說公有理婆說婆有理，吵來吵去不僅耽誤了時間錯過了用謀的最佳時機，最后往往是用舉手表決的方式決定行動方向。這樣一來，可謂說得不償失。有時甚至會使革命，或者說事業陷入到極大的困境。

最顯著的例子就是長征途中四渡赤水過程中關于“打不打打鼓新場”這個問題的討論。當時，紅軍的領導層除了毛主席一人反對外，幾乎所有人都舉手同意攻打打鼓新場。當時毛主席肯定是異常孤獨的，用曾國藩的話來說就是“謀寡”。最后，事實證明，毛主席的判斷是正確的，紅軍最終在毛主席的正確意見下放棄攻打打鼓新場，避免了一次大危機。在這之后，紅軍再次啟用“軍事三人小組”，可以說重新回歸到了“謀可寡而不可眾”的正確道路上來。

我們甚至可以說，“民主集中制”這個黨的根本組織制度和領導制度，依然有一絲“謀可寡而不可眾”的影子。

再說“利可共而不可獨”，“利”就是好處，具體下來無非是金銀、土地、財貨、糧秣等等。這句話的意思大體是說：有好處要大家一起分享，而不能一人或數人吃獨食。這是一種領導藝術，也是團結大多人的不二法門。歷史上，項羽之所以失敗，劉邦之所以成功，便在于項羽“利獨”，而劉邦懂得“利共”。

或許正是受此啟發，毛主席在“三大紀律八項注意”中才單獨列出了一條“一切繳獲要歸公”，然后再統一平均分配。只有這樣，才能真正做到官兵平等；人民軍隊才能徹底告別舊式軍隊，走向新生。

總結：

曾國藩的思想核心是“經世致用”，這對毛主席等老一輩革命家特別是湘籍革命家產生了深遠的影響。當然，并不是說毛主席的許多策略的制定就肯定受到了曾國藩的影響，這也不現實。但是，正是因為他播下了一顆“經世致用”種子，毛主席等人才慢慢在革命的道路上從實際出發，不斷探索，不斷實踐，最后終于形成了一整套的建黨、建軍、建國思想。而“謀可寡而不可眾，利可共而不可獨”正是“經世致用”思想的一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