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并不主張以德報怨，而是以直報怨，同時儒家也有儒家的血性。

儒家重“義”，講究有所為有所不為，比如儒家先賢孟子曾用其“大丈夫精神”指出，一個稱得上大丈夫的人，在面對利與義的沖突時，會毫不猶豫“舍利取義”。所以，儒家并不是軟弱或者“和事佬”的代表，相反，儒家十分有血性。可能亦是因為如此，西漢雖獨尊儒術，但軍隊卻是十分有血性。

1、儒家講究以直報怨，并非以德報怨

講究“以德報怨”其實出自道家，而儒家講究的是以直報怨。我們重點來看看儒家之以直報怨的內涵。在《論語》中，有這樣一段話：

或曰：“以德報怨，何如？”

子曰：“何以報德？以直報怨，以德報德。”

這句話的大概意思就是，有人問孔子：“面對惡行，用善意去回應，這樣做可以嗎？”

孔子回答說：“用善意去回報惡行，那么用什么去回報善行？面對惡行，就要讓惡行得到其應有的代價，而面對善行，就用善行去回報。”

可見，孔子也是一個“有脾氣”的人，如果有人行惡，孔子認為，就要讓行惡的人付出相應的代價，而不是盲目去包容。所以，儒家講究以直報怨，并非以德報怨。

2、儒家“以直抱怨”講究讓“惡”獲得其應有的懲罰，這其實也表明了孔子對禮儀制度的維護

孔子一生都在為“恢復禮制”而奮斗，他的許多思想，也大抵有其維護“禮儀制度”的影子。有人說孔子之“禮制”是維護貴族階級的“禮制”，是“別有用心”。“別有用心”肯定不是，而維護貴族階級，亦并非孔子本意。

首先，孔子那個年代，自古以來都是君君臣臣，而周王朝在周公之禮的維系下，尊卑分明，各安其職，確實也創造過盛世景象。孔子期待的是各司其職之國泰民安的盛世之景，而并非有意去維護“貴族階級”。同時孔子也沒有什么“別有用心”，“別有用心”不過是后人的“臆測”罷了。退一步來說，如若孔子別有用心，那定是求利，但是縱觀孔子一生，他因“提倡禮制”何曾獲得過什么好處，反而多年流浪在外，不得歸國。而所謂的“名垂千古”，孔子自己難道還能預料到自己能夠成為幾千年后的“大紅人”？所以“別有用心”無從說起。

而孔子所宣揚的“禮制”，里面不僅有對社會尊卑的維護，也有對惡人的懲罰。所以，孔子繼而提出了“以直報怨”，認為面對一個人的惡行，要根據制度規則中規定的那樣，讓其付出其惡行應有的懲罰。在這里，“禮制”也成了懲罰惡人的“衡量標準”。所以孔子宣揚“以直抱怨”。

3、儒家無“血性”？相反，儒家血性十足，孟子之大丈夫精神就是很好的例子

至于儒家無血性這個說法，屬不客觀的評價，儒家對“義”的堅守，可謂是血性十足。舉個例子，儒家先賢孟子曾經在其提出的“大丈夫精神”中議論過“義”與“利”的關系。孟子認為，一個擁有大丈夫精神的人，定是“居仁由義”的人，心中常懷仁，行事從義。面對義和利發生沖突的時候，孟子認為，一個擁有大丈夫精神的人，應該毫不猶豫舍利取義，甚至付出生命都在所不惜。

所以，孟子認為，儒家之君子當是行事從義之人，在面對義與利沖突的時候，君子往往會舍生取義，血性十足。所以，儒家之門徒可并非是軟弱可欺之輩，深諳儒家學問真諦的學子，當屬血性十足的大丈夫。

綜上所述，儒家所宣揚的并非以德報怨，而是以直報怨，而以直報怨某種程度上也符合孔子維護“禮制”的思想。畢竟所謂的以直報怨是要人們面對他人惡行之時，讓惡行獲得其應有的懲罰。那么懲罰的度在哪里？如何拿捏這個“應有”？這就需要國家之“禮儀制度”來發揮其作用了，所以儒家宣揚“以直抱怨”。同時，儒家學說并非沒有“血性”的學問，相反，儒家也有可以豁出性命的“堅持”，那便是“義”，這一點從孟子之舍利取義的大丈夫精神就能看出來。所以，某種程度上說“西漢雖獨尊儒術，但軍隊卻是十分有血性”這一行為也不是不能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