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陸古代的遺址和墓葬等發現發掘后，對遺址的命名往往有幾個名字，這都是根據大陸考古界的不成名慣例形成的，而不是一時興起而命名的。
世界上最早對考古學某些文化遺址命名上也是逐漸發展成熟的，如仰韶文化、龍山文化、紅山文化、浙江河姆渡文化遺址等。在19世紀前，世界上的考古學遺址的命名比較隨性，有時根據考古學家的愛好進行命名，沒有什么一定的規律，有時我們看到某些遺址的時候根本不了解該文化遺址的任何資訊。到19世紀中期之后，考古學者們認為考古遺址的命名必須按照一定的規律來命名，這樣做比較規范。（青海西寧城北區沈那遺址位置，具體位置為西寧市城北區小橋街道沈那臺地）
大陸考古學遺址命名規則探討。
大陸近現代的考古學對遺址或者墓葬的命名也是在西方逐漸規范時采取了較為規范的一種命名方法。大陸考古學主要有如下幾種考古遺址的命名方法：
第一，以首先發現該遺址的小地名進行命名。
這是考古界普遍使用的一種遺址命名方法，目的是具有排他性和唯一性，避免出現同樣的遺址名稱。如縣、鄉鎮、村、屯或者更小的地名。
例如，裴李崗文化的命名就是以首次發現遺址的地方是河南新鄭裴李崗村，因此命名為“裴李崗文化遺址”；二里頭文化的命名則是以首次發現遺址所在地為河南偃師二里頭村而命名的。（以村名命名的二里頭文化遺址）
第二、以地區或者流域命名。
如黃河流域文化遺址，這里包含了眾多的屬于黃河流域的各種文化遺址；樓蘭古城遺址；
第三、以具有共性的特征遺存物命名。
如黑陶文化、彩陶文化。
第四、以族別命名。
如高句麗遺址，在吉林省集安縣，曾經是高句麗的大陸城，西元3年到西元427年作為高句麗的都城，后遷往平壤。
第五、以地名加前后綴命名。
如周口店北京猿人遺址、云南元謀人遺址。
第六、確定墓主人后的遺址命名。
以小地名為命名遺址成為慣例，但是在遺址中或者葬中發現了能夠證明墓主人的器物之后，一般就不會再以小地名為命名了，就會以墓主人的封爵命名該墓葬了。
例如，海昏侯墓葬，最早命名為南昌西漢大墓，證明是海昏侯劉賀的身份之后，直接改名為“海昏侯墓”；前提以地名命名，后期確認身份，改為墓主人的名字命名。
在譬如，曾侯乙墓，最早命名為“擂鼓墩一號墓”，該墓地位于湖北隨州城西面2公里的擂鼓墩東團坡上，證明了墓主人的姓名加爵位之后，就重新命名為“曾侯乙墓”。（曾侯乙墓出土的編鐘圖，以墓主人名字加爵位命名的）
沈那遺址命名遵循了什么規則？
1948年，著名的史前考古學家、古生物學家、北京猿人頭蓋骨的第一個發現者裴文中先生在青海省西寧市城北的小橋村毛勝寺的兩個臺地上發現了沈那遺址，隸屬于3500-4000年前古羌族村落遺址，其主體文物遺存為齊家文化遺存，齊家文化得名于甘肅廣河縣齊家坪遺址。該遺址占地10萬平方米。（沈那遺址命名是以更小的沈那臺地命名的）
沈那遺址最早命名為“小橋遺址”，因為該地屬于青海西寧城北區小橋村的臺地。1979年，公布青海省西寧市重點文物保護單位時更名為“沈那遺址”。為何?因為當時的“小橋遺址”在全國不止一處，其中浙江海寧也有“小橋遺址”，這樣就失去了命名的唯一性，用“沈那臺地”命名遺址確保了唯一性，而且有本地特色，因此改名為“沈那遺址”。
沈那遺址在青海西寧當地非常出名，于是就出現了沈那中學、沈那村等一系列的改變，因此就有人誤以為是以沈那村來命名的了，其實這種著名考古遺址因為聞名于世而影響后人的例子也有不少。